杨人楩与民国教科书《高中外国史》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准号：１０＆ＺＤ０９５），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1929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制定颁布《高级中学普通科外国史暂行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根据《课标》，历史学家杨人楩编写了《高中外国史》,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31年出版上卷，1934年出版下卷。该教科书自成系统、体例新颖、叙事详尽、分析清晰，成为继陈衡哲的外国史教本之后最受青睐的历史教科书。

    杨人楩，著名历史学家，擅长世界史研究，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上世纪30年代初编写的这套《高中外国史》在当时广受欢迎，它具备了优秀历史教科书必备的若干要素。这些要素超越时代，对今天的历史教科书编写仍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关注时代

    杨人楩在编写本教科书时坚持厚今薄古的原则。他叙述了两百年来的世界近代史，原因是“它与我们现代生活关系密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给以更多关注。在《战后之世界》一章中，他写道：“大战结束已经十五年。虽然是这么短促的一个时期,可是它离开我们这样近,一切事变之影响于我们现在生活是这样密切,我们不得不多费一些篇幅来记载。”

    当时，帝国主义诸列强中对中国威胁最大者非日本莫属。为使学生通过历史更好地了解时事，杨先生对一战后的日本进行了详细介绍，对其政治、经济和外交诸方面的变化加以鞭辟入里的分析，使学生对日本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有一个清醒认识。他回溯了日本外交的变化，指出：“日本近几十年来的外交，以对华最为重要”，书中特别提出与日本侵华有关的二十一条、五卅事件、阻扰北伐、九一八事变和与美国争夺太平洋等史实。他更分析了二三十年代日本政治制度的特征，强调军国主义势力的坐大。1932年，日本发生犬养毅被刺事件，教科书不失时机地揭露其性质：“犬养毅遭暗杀，为日本法西斯蒂势力抬头之表示 ”，并指出：“法西斯势力在（日本）民间也有所弥漫”。

    环顾全球，杨先生觉察到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潜在危险。课本中一章以“民主政治的动摇”为主题，凸显法西斯势力的滋长。他在1933年编写课文时就指出，“德意是两个不得意的强国，同时也是两个反民主的法西斯蒂政治最强盛的国家”，详细叙述了两国内部反民主的普遍表现。教科书一语道破当时世界政治的总体发展趋势：“战后的政治处处表示着议会政治的动摇，独裁政治之抬头”。

    本教科书的时代性，还表现在它紧随一战后十多年近东和远东民族主义的发展，涉及国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如国联问题、赔款与战债问题、军缩问题和太平洋问题。它紧扣时势，分析了当时尚在进行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恪守史学专业性

    历史学科的特质在于它建立在时序基础上，在发展与联系中解释人类的过去。杨先生强调，他编书目的“在乎使学生能够从这里面求得一种整个的知识，而不是一些支离破碎不相联署的个别记忆；在乎能把各个史实加以贯穿的叙述，纲举目张，使学生能够认识个时代之变迁，及其变迁的痕迹”。

    依据时序发展，它采用通史体例，主要涉及人类活动的三个方面，即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智慧生活。它不但涵盖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层面，还分析了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动态发展。

    本教科书的优点还在于其选材相对全面和平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外国史。除欧美主要国家外，它留给 “弱小”民族很大篇幅，详细介绍了远东和亚洲的民族运动。教科书提到：“远东民族运动除中国国民革命外，印度自主运动为最主要。”它甚至没有遗忘20年代泰国、越南和缅甸的民族运动、朝鲜的反日运动、中国台湾的反日运动、菲律宾的独立运动和印尼反抗荷兰殖民者的运动。 

    历史学科的特性还在于它对历史发展有一定的预见性，具有鉴古知今、预见未来的功能。结合现实，杨先生向学生说明：“现代的一切事实是整个人类文化积聚之最近的表现，或者说是人类文化进展到此阶段之必然结果”；“正如近代是大西洋时代，现代必定是太平洋时代”；“显然人类活动的重心已由大西洋而移到太平洋，愈到最近，愈觉得本期可称为太平洋时代。”

    除应具备历史学科专业性外，中学历史教科书还应突出自身特色。因其读者是茅塞未开的少年，就要求课本行文深入浅出、精练规范、通顺晓畅，朗朗上口。为此，杨先生特邀语言学家吕叔湘进行文字校改和润色，而且就选材和选图问题听取他的意见。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相得益彰，使教科书既有很强的历史启发性，更具文学欣赏性。

    凸显史家修养

    中国有治史的优良传统，要求史家具备才、学、识、德。史才，要求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对史料的组织富有逻辑性和生动性，文字简约、条理清晰；史学，要求史学家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和严谨考证；史识，意指作者的观点和立场，即如何解读历史，揭示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见解；“史德”则是对历史学家道德修养的起码要求。

    历史研究与编纂是门大学问，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也不是小学问, 而且可能是更难的学问。对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者而言，上述四方面的要求非但不能降低，反而需要提高。杨先生在谈及本书编写原则时说：“我的原则是告诉人做‘人’的,是使人知道这个社会是经过怎样的变化才成今日的社会。”杨先生把看似零碎散乱的历史信息和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通过缜密的历史逻辑和思维逻辑，借助通俗浅显的文字为学生们梳理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线索；在史才方面，他把自己的精深学问，在中学生可以理解的层次上生动地娓娓道出。至于史识，杨先生告诉学生：“我们探索过去变化的原因，知道过去变化的状况，至少可使我们人类知道在最近的将来要走哪样的一条路。”他还指出：“海禁打开，中国站在世界中，不了解世界上的转变之痕迹，便无法应付。”由于受众是成千上万涉世未深、世界观尚未定型的青少年，对编写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把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传递给他们。

    此外，对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者来说，史德应倍加强调。杨先生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中国心”来写，让历史教育为社会和民族服务。比如，在做出“太平洋时代”的预见后，杨先生向学生提出郑重告诫，“中国民族是否能尽其所应尽之责任，全在我们自己之觉悟与努力。”

    作为历史学家，杨人楩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他留英期间，在紧张学习的同时参加了中国留英同学的抗日救亡工作。获得牛津大学学位后，他原计划留欧继续学习。但抗日战争一爆发，他毅然归国，投身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正是对侵略者的仇恨激励他在教科书中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 

    杨先生具有正义感，在国内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同情革命。大革命时期,他对国民党反动派不满，参加了革命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支持爱国学生的请愿运动，不顾个人安危，上街演讲。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平津解放前夕，不少人劝他离开大陆去台湾或外国，他均加以拒绝。

    历史教科书质量如何，还取决于作者的综合人文素养。除有精深的中文造诣外，杨先生还熟练掌握英文和法文。他掌握的大量西洋原文材料，使他的研究视野开阔，编写教科书时信手拈来、游刃有余。杨先生认为：只要精通外语，了解国外研究状况，掌握必要资料，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国人就能进行独立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这对今天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者有重要启示：尽量掌握原始外文资料，少用甚至不用第二手资料。中国历史人要从中国的视角出发，表达中国人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独立观点。 

    中学历史教科书作者还必须具备丰富的中学历史教学经验。年轻时代，杨先生先后在福建泉州、上海和苏州的中学中任教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没有这种经历的史学名家编写的中学教科书，水平固然很高，未必适合中学生使用。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杨先生这套教科书出版至今虽已八十个春秋，但它所体现的编写主旨仍有价值。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制定者和教科书编写者要坚持学科的专业性：以时序为基础，以通史为依托；努力揭示经济、政治和文化在互动中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选材上保持相对平衡，世界史必须囊括“落后大陆”和“弱小民族”；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正确国际意识；历史教育与现实和学生的生活经验相联系，把“僵冷艰涩”的历史知识转化为“鲜活易懂”的现实感悟；严格区分中学教科书与个人学术著述。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人民有独特的民族情感。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不是单纯的个人学术活动，而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国家水平的体现、民族追求的宣示和民族情感的抒发。

    （作者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