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章太炎、章士钊趋赶时髦说起

    现代社会讲究多元，道理就像吃饭穿衣需要变换花样一样简单。天天享用同一食物，即便是山珍海味，也会厌食，故须更改饮食种类。而各式“时装”层出不穷，推陈出新，则印证了“衣不如新”的民谚和时俗。饮食衣着如此，学术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

    但学者们似乎不太明白这样的道理，他们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一味追求“高深”，排斥“通俗”，把精心炮制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得懂的学术著作比作《三国志》，而将大众喜闻乐道的文字比作《三国演义》，认为作演义体文字不过是处于文人底层的“小说家流”的谋生手段，作这类文字的人不但不能侧身“儒林”，甚至不能进入“文苑”。这种观念长期存在于学者头脑中，中国的文字作品也因此出现“文野”之分、“雅俗”之别。

    但新文化运动标榜的大众文化异军突起，开始打破旧式文人对文字作品的垄断，文人墨客与世隔绝、孤芳自赏的状态也有所改变。

    近代中国在文字创作上坚持传统立场的学者中，有两个姓章的学者格外引人瞩目。一个是章太炎。太炎先生博古通今，学问文章在近代学者中堪称翘楚，因投身反清革命，写了很多思想深刻、文笔犀利的政论文字，传扬宇内，备受赞誉，被鲁迅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然而章太炎对他人看好的作品并不以为然。他在给邓实的信中说，自己的文章为雅俗共知并称道者，只有讨论时势的数篇，但这些文章过于浅显，文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而所作《訄书》，博而有约，文不掩质，是真正可以传世的文字，反倒不被时人关注。对此，章太炎深感遗憾。基于追求高深学问的学术立场，他曾对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走通俗路线的学者提出尖锐批评，说梁启超如果不自恃才高，而循其少时所受严格训练写作，文章当不至如此“滥恶”。他甚至对自己的老师俞樾也颇有微词，说他“吐辞冗滥”，原因在于喜欢趋附庸俗化的“时尚”，下笔时又无文辞方面的讲究。

    但是，即便章太炎这样有资格“守旧”的传统文人，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也不能不趋赶时髦，在摹拟魏晋风格古文做高深学问的同时，也对白话文及白话作品展开研究。因为自己有研究，所以对新文化人自称是白话文的开创者不以为然。有一次刘半农问章太炎对白话文的看法，章回答说，白话文并不是今天才有，《诗经》就是白话诗，历朝历代的小说，如《水浒》、《老残游记》等，都是用当时的通俗语言甚至方言写成，现在的白话文鼓吹者似乎不知道这一点，而自以为开风气之先，岂非笑话？不仅如此，章太炎偶尔还用白话文写作。1910年，他在《教育今语》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其中一段涉及日本的文字，十分直白，丝毫不亚于后来白话文运动中的白话：“只有日本人，最爱变乱历史，并且拿小说的假话，当做实事。……中国下等人，相信《三国演义》里头许多怪怪奇奇的事，当做真实，但在略读书的人，不过付之一笑。日本人竟把小说的鬼话，踵事增华，当做真正事实，好笑极了。因为日本史学，本来不昌，就是他国正史，也大半从小说传闻的话翻来。所以前人假造一种小说，后来人竟当做真历史。这种笑柄，千万不要风行到中国才好。……弃人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我们泱泱大国，不该学他们小家模样！”

    另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章士钊。士钊曾到英国留学，受过逻辑学训练，强调下笔之时，“遣词造句皆循定律”，但为文直追韩（愈）、柳（宗元），有复古倾向。白话文运动兴起后，他反其道而行，试图革新古文，1925年出任教育总长之后甚至禁止学生读写白话文，被视为白话文最顽固的反对派。但就是这样的人物，思想行为也常变通，并不古板。1925年2月章士钊与胡适邂逅合影，相约在照片上各题一首诗，以作纪念。有意思的是，主张白话的胡适题赠的诗多少有些讲究格律：“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主张古文的章士钊反倒在照片背面题写了一首白话诗：“你姓胡，我姓章；你讲甚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诗虽写得蹩脚，却反映了章氏思想的开通与性格的诙谐。

    我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是想说明，在多元化的语境下，学者应该明白“高处不胜寒”及“曲高和寡”的道理，不必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至少不应自以为高明，排斥通俗的文字作品。原因很简单，社会对学术文化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样态的，曲径通幽的纯学术著作有它的价值，简单明了的大众读物也有它存在的理由。生活在传统文化浓重氛围中的二章（太炎、士钊）尚且能因应时代变化，适度接受通俗，今天的学者还有什么理由将自己置于大众文化的对立面呢？

    本书题名《新说中国近代史》，作者是一位正在攻读学位的80后硕士研究生，他学习勤勉，阅读宽泛，思想新锐，文笔通顺。因为阅历与视角不同，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新说”可能包含很多成长中的不成熟，但可能也包含不少专业历史学者所没有的观察和见解。正像不少历史学者的启蒙历史著作不是诸如“二十四史”这样的“正史”而是演义体的历史小说一样，谁又能说类似“新说”这样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不会在历史研究的圈子外引起非专业人士对历史的兴趣，并在近代史“新说”激发起的兴趣支配下去寻求近代历史的“真说”呢？

    （《新说中国近代史》，黄磊著，中国工人出版社即将出版，本文为本书的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