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的”、“玩笑的”何其芳

    1977年也是个蛇年。这年的3月30日，何其芳一大早儿起来，写了一首诗，题为《锦瑟——戏效玉溪生体》：

    锦瑟尘封三十年，

    几回追忆总凄然。

    苍梧山上云依树，

    青草湖边月堕烟。

    天宇沉寥无鹤舞，

    霜江寒冷有鱼眠。

    何当妙手鼓清曲，

    快雨飏风如怒泉。

    诗人诗兴未尽，下午以同题又写了一首：

    奏乐终思陈九变，

    教人长望董双成。

    敢夸奇响同焦尾，

    唯幸冰心比玉莹。

    词客有灵应识我，

    文君无目不怜卿。

    繁丝何似绝言语，

    惆怅人间万古情。

    诗成之后，他把诗寄给文学所里一些搞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佯称他最近从古书中翻检得来的元代人的这两首诗，请大家看看，诗的主题是什么，有什么意蕴。——其实，何其芳此举也有严肃的成分在内，他是想做个小试验，试验一下当人们完全不了解一首诗的作者生平和写作背景等情况，或者在了解很少的情况下，对一首诗会做出什么样的解读，或者说对一首诗能理解到什么程度。——因为何其芳一辈子是个“认真”的人，熟悉他的人也都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大家谁也想不到这是他给大家开的一个玩笑，一个“愚人节”的礼物，一个文学阅读的试验。于是，大家也很配合，很认真地就诗的题旨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说，然后交到何其芳这里。过了一段时间，何其芳把真相告诉了大家，大家当然都莞然一笑、无人介怀。

    这时距离何其芳离开这个世界的7月24日，已然不到4个月。

    何其芳开的这个“玩笑”，不仅是他晚年诗心复萌、童心不泯的证明，也是他作为一个被公认为“认真”之人的另一个方面性格的表露，而且，我以为还可以看作是他一生的一个隐喻，或者一个象征。

    许多时候，纪念一个机构或者一段历史，其实主要就是纪念其开创者和领导者，纪念和追怀他的贡献和思想。今年就是“文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这个“文学研究所”是有特指的，大家都知道指的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但和历史所等其他几个老所一样，她的历史却比中国社会科学院还要长。她在学术界的历史地位也是特殊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1953年2月2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决定，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个国家文学研究专业机构。文学研究所的成立，对新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意义不同寻常。纪念文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则必要追怀以何其芳为代表的一代学者的风范。

    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时，任命郑振铎为所长、何其芳为副所长。不久，周扬通知何其芳：文学研究所附设北大。党政领导方面，由北大负责文学所党团日常生活，及职工工资、宿舍、办公用房等，都由北大解决。所的方针任务的确定，高级研究人员管理由中宣部负责，文学所不承担教学任务。——当年秋，文学所在北大哲学楼开始办公。

    现在看来，当时最高层就所长、副所长所定人选，真是上上之选。郑振铎是“五四”一辈人，与郭沫若、茅盾等比肩，郑振铎担任所长，可以代表文学所的崇高地位，体现中央对文学所的高度重视，正如此后成立的历史所所长由郭沫若担任一样；从年龄上讲，郑比何大十四岁，正好是师生两辈的差距，不会产生同辈人之间的竞争与矛盾；而最重要的是，郑振铎长期在敌占区工作，何其芳则来自延安，更明确地代表了我党对文学所的领导；还有，当时郑振铎已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等要职，所里的具体工作则由何负责。两人搭班子，可谓相得益彰。

    明确说何其芳“认真”，或者说表扬他认真的，是1945年秋最高领袖在重庆当着郭沫若、茅盾介绍何其芳时说的。听到最高领袖的当面表扬，何其芳无比激动，他想，这是对自己的“很大的鼓励”，“这个鼓励对我特别有意义的是，我的缺点是很多的，和认真不一致的毛病。如有时随便、马虎，有时也闹一点小情绪之类，在我身上都是存在的。毛主席却在我的许多缺点之中，看出和指出这样一点好的因素。在他指出之前，我自己是不大清楚我应该努力发展这点好的因素的。伟大的领袖了解干部就是这样深刻，甚至比你自己还了解得清楚。”（《何其芳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18－119页）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次表扬成了何其芳最大的荣耀，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何其芳多次提及”。（《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贺仲明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何其芳认真，而一个领导者的认真往往就体现为工作开展的“具体”和“有力”。许多文学所的老人，对当年建所初期何其芳的开拓性工作，多有详细回忆。如何西来去年在纪念何其芳一百周年诞辰时，就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长文，其中概括何其芳在文学研究所的学术活动称，就何其芳“他个人的学术研究格局”来说，他关注的领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文学史的研究，包括文学史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古代、现代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如：《论红楼梦》、《琵琶记的评价问题》、《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论阿Q》、《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等；二是当代文学现状的研究，包括当代文艺思潮、作家作品、文艺纷争、文艺批评等，如收在《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和《文学艺术的春天》等集子里的大多数文章；三是理论研究，这里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也包括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对一系列具体理论问题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如《实践论与文艺创作》、《用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来改进我们的工作》等。“历史、现状、马列主义，在其芳老师的学术活动中，当然主要是起一种方法论的作用，但又不仅仅是方法论，它还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格局。”（何西来语）何其芳的这种思路，也体现在他所领导的研究群体的学术格局中，体现在文学所研究组（室）的设置上。这个很重要。何其芳的这个格局，放在历史中看，不管怎么说，也是个贡献，这样的一个格局，应该说是有全局性影响的，甚至可以称作新中国文学研究的“何其芳格局”。“历史、现状、马列主义，本来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来的一个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其芳老师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宣传者和实践者，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文学研究学术格局的建立上，也是理所当然的。由于文学所的重要地位和其芳老师个人在学术研究上的卓越贡献，这个格局产生全局性的积极影响是必然的。”（何西来语）

    这种“格局”对此后全国的文学研究的格局的影响之大，一个证明就是“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划分。1954年3月，文学所设现代文学组，1958年6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组”，也就是当代组。那时，“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代文学”不到十年，并无不妥。后来到了八九十年代之后，“当代”的时段比“现代”还长了，但这是历史形成的问题，并不能就此说明当年的设置不对。

    认真的另一面是诚实。何西来讲到这样一件事：“在1958年新民歌运动开展的时候，其芳老师和文学所另一位副所长唐棣华到河南、陕西考察，到西安作协后，他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我有幸参加，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记得他在会上讲了许多让我惊异的观点。他说许多有名的‘诗村’的干部讲他们要出几个李白、几个杜甫、几个白居易、几个郭沫若，他认为那怎么可能呢，中国几千年，不就只出一个李白、一个杜甫、一个白居易、一个郭沫若吗？你一个村子，几天就要出几个，太不实事求是了。回所里介绍时他说：这是浮夸风。后来他在《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的问题》等文章中都谈了民歌体的局限。其芳老师是就是这样一个诚实的人。”（《大师风范——纪念先师何其芳诞辰100周年》，《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2年第4期）

    何其芳的认真，还体现他对待师友的事情上。其中两件事常为人称道，一是何其芳在晚年为他已故的老朋友杨吉甫联系出版诗稿，二是为俞平伯评一级研究员力争，而后面这件事比较有名。1956年，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为贯彻会议精神，中国科学院发出关于实行晋升职称、升级制度的通知，文学研究所由毛星、王平凡根据通知要求，拟出初步名单，一级研究员有：俞平伯、钱锺书、何其芳。何其芳将自己改为二级。征求意见时，有人提议应将俞平伯定为二级。在学术委员会讨论时，何其芳说：“俞平伯先生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而且在社会上是有影响的，应定为一级研究员。我是他的学生，老师定为二级，而学生却定为一级，这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因他受了批判，而影响晋升职称。”最终，俞平伯、钱锺书、何其芳都被定为了一级研究员。

    最近有一篇文章，又披露了何其芳当年就此事所写的一份说明材料。马靖云说：1954年，风云突起，俞平伯因《〈红楼梦〉研究》受到全国性的批判，接着就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1959年的“反右倾”，每次运动无一不涉及何其芳对俞平伯的种种“包庇”。其中反复被提到的就是，被批判的俞平伯为什么仍然被评为一级研究员和被推荐为人大代表这一“错误”。“文化大革命”中，这些“错误”就升级为“罪行”了。“上述的历次运动总以何其芳以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检讨通过作为结束。这一份份检讨多年积累起来，有一尺多厚。看到这些同样是耗费心血形成的笔墨文字，令人感慨万千。”1966年“文革”开始，俞平伯被评为一级研究员的问题被重新提起，何其芳又要检查交代：

    俞平伯原来是北大的教授，他调文学所时是七级教授，当时北大凡是七级以上的教授都评成新的工资制度的一级教授。有些八级教授也评成了一级教授，冯至、杨晦、游国恩、朱光潜等，有的原是七级，有的是八级，都评成了一级教授，新的研究人员工资制度和新的大学教学人员工资制度是一样的。只是职务名称不同，文学所当时属于北京大学，俞平伯被评为一级研究人员，是由北京大学统一定的，这是这次工资制度的大改变，是全国范围内的提高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而当时评级又带有折合性质，所以研究人员评他只根据北大当时的情况提出意见。最后北大校方统一平衡。俞平伯当时如不评为一级，评为二级，就等于降他一级。当时他虽被批判，但按党的政策不应降他的级，因为降级是行政处分。俞平伯顺理成章从旧的七级教授折为评成新的一级研究员。（《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一期）

    这一份“交代”只有存底没有上交，也没有在公开会议上宣读过。尽管马靖云认为“原来这份‘交代’只是说明实际情况，而不是承认错误”，但我们从中仍然可以读出何其芳本人作为一个为自己辩诬的人的无奈与委屈。

    何其芳的“检讨”、“交代”并不从“文革”起。早在1959年就开始了。哲学社会科学部从1959年8月至1960年2月，开展反右倾整风运动。9月至10月，运动在文学所展开。9月22日，何其芳、唐棣华在支部会上第一次自我检查。10月下旬，运动重点开始转向何其芳、毛星等。11月9日，何其芳在支部大会再作检查，他说，现在看来自己的问题是：“一、封建阶级在野派、隐逸派的清高思想；二、资产阶级影响；三、人主义的东西还没有肃清。”世界观上“主要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同日，毛星、蔡仪也作了自我检查。自12月全所群众运动以来，就向何其芳个人贴出120张大字报，明确指出何其芳在工作中根本违背党的总路线，在一系列方面都表现出右倾机会主义，并尖锐地提出他的整个文艺思想是修正主义。（王平凡口述、王素蓉整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大事记（上）》）

    这就是被公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最忠实、最权威的解释者和实践者做出的自我批判和受到的批判。

    领会、学习、贯彻执行，然后检查不足、自我批判、继续努力，严重者或者要改造学习；如果遇到冤屈（大多都会的），则要为自己辩诬，证明自己的忠心——这就是自有君王以来，中国历代士人最主要的工作和人生内容。

    何其芳“认真”，不仅表现在文学研究和学术领导工作上，在被打倒，被下放的时候，他同样如此，对待被分配的“工作”，他同样“认真”。认真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段时间，他被“以劳动方式进行改造”，主要工作就是打扫厕所，清扫垃圾。“对待这些工作，何其芳丝毫没有表示出厌恶和不满，而是兢兢业业，特别的认真负责。以前乱糟糟的厕所，在经过他打扫以后，变得窗明几净，完全变了模样。厕所里原本蒙上了一层灰尘的白瓷池皿和各种把手，在何其芳的擦洗下变得发亮，地上也是一尘不染。”（《喑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233页）让他养猪，他也认认真真。“文革”中，何其芳和文学所全体科研人员和职工，下放到河南，先是在罗山县种菜，后到息县养猪。对他养猪的内容，贺仲明的这本传记也有详细生动的记述。

    那个时代受到这种待遇的知识分子很多，但态度却不一样。有的人愤恨，有的人不平，还有的人试图抗争；有的人受不了种种屈辱而离开尘世，比如老舍；有的人则以阿Q精神为自己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比如侯宝林；还有的人在当时和过后进行深刻的反思，比如高尔泰。但何其芳不是，他是“认真”地接受改造，仍然相信他原来相信的。也有人批评，或者不理解何其芳在被下放时、被批斗时的这种表现。但其实，何其芳在当时毕竟也是一个受害者，而且是那种特殊历史语境中的受害。经过那个时代的人，应该理解，何其芳的这种表现其实并不难理解。——但不管怎么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课题。

    “文革”后到何其芳逝世，他经常回顾自己的一生。在这很短的时间中的言说，当年的内心“矛盾”已经很少了，表达的仿佛仍然都是做“检查”式的自我解说，他认真总结说：“我参加革命后，一点是真正要革命，一点是真正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愿意努力实践。学习不好，实践不好，还犯不少错误。但我认为，作为一个革命者，首先是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凡是革命需要的，都应全力以赴，个人志愿实在不应过分重视。我本来是想搞创作的，在延安却长期教书，解放后又分到马列学院教书，后来又到文学研究所做行政工作，由于我马列主义没学好，政治路线觉悟低，行政工作和写的评论文章两方面都有不少错误，对革命没有什么贡献，只是竭尽全力地去工作而已……”（马靖云：《永远的怀念》，见《何其芳研究》第一集）

    就是这样认真的一个人，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和同事们开了个玩笑。——这是多么有意味的一件事啊。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曾有人提出“何其芳现象”一说，引起过一阵讨论，当年就有学者发表过很精辟的论述。从何其芳去世到现在又有几十年过去，但是当年认识他的人对他的感情却一直没变，反而越来越深。但另一方面，现在的年轻一辈，对何其芳的名字却越来越陌生，不要说感情的陌生了，在学术研究方面似乎也不愿意多谈，或许觉得他没有什么值得更多研究的地方。何其芳在后人的知识系统中，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了。

    何其芳自己曾说过：“世间完全人很少是事实，不过因为完全人很少而认为一切人都一样好，一样坏，或者知道有好坏不同，而且好坏的程度各不同，而仍然没有爱憎，没有各种程度不同的爱憎，我认为是不对的。”（《何其芳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64页）这段话放在他身上，我想也是很合适的。用卓如的话说：何其芳出生在苦难的年代，成长于动荡的岁月，历史造就了他，历史也埋没了他（《何其芳传》，中国三峡出版社，2012年，421页）。而从另一方面讲，历史跟何其芳这个最认真的人，开了个认真的玩笑。而历史的玩笑往往是残酷的。又因为何其芳“认真”，反而更加重了这玩笑的意味和悲剧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