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明的书话与“书外杂写”

    早些时候就知道姜德明先生出了本新书《拾叶小札》，没想到春节刚过，就收到姜先生亲自跑邮局寄来的这本书，马上翻看起来。翻了一遍之后给姜先生去电话告诉书收到了。

    书是精装的，不是现在流行的小精装，也不是我很烦的那种大十六开本，而是老三十二开本。内页版式（页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很是眉清目秀，看着舒服。姜先生说编辑提供了三个版式，他选择了现在的这个。书前书后各有二页图片，计二十幅书影，用克数高的铜版纸印。姜先生说，图片小了点儿。我问图片是谁拍照的，姜先生说请家人帮着扫描的。

    我一直以来有个想法，面对姜先生如此丰富的新文学绝版书收藏，编辑们太应该在“图文并茂”的“图”上面多下功夫。时下书籍里的插图多为扫描件，平平板板，缺乏实物感。图片应该由照相机来完成，宛如原物，真实地令人想伸手去摸一下。现在的出版社总是担心书价高会吓跑读者，其实同样的书你多花十几元的成本就能使书的装帧上一个档次，读者喜欢精美的书，并不在乎多花那么一点儿的钱。近日布衣书局几分种之内抢光500册精装本《书淫艳异录》（叶灵凤著）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姜先生20世纪80年代多次与巴金“闲谈”，聊得最多的是书籍的出版和装帧。巴金送姜先生香港出版的《随想录》，这是一本厚实的精装书，姜先生说：“这真是一本好书。”巴金幽默地回答：“书不好，印书的纸头好。”这当然是巴金的谦虚，同时也说明港版书的装帧巴老是认可的。

    《拾叶小札》虽然有若干篇散文，但主体还是一本书话集。姜先生在序里说：“退休后，我不忘旧好，停停写写，仍以书话为主，如蒙读者宽谅，还看得下去，我便知足和感谢了。”这段话里有姜先生的自谦，有的却是现在的实情。八九十年代“书话”最火热的时候，姜先生的读者很多很多。可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电脑网络的肆虐，改变了许多人读书的观念、处世的哲学。我就在网络上看到一位仁兄将自藏的全部姜德明作品“低价出售”，看他那决裂般的语气，好像很后悔当年自己热衷于书话。许多网民对于“书话”这种新兴的文体猛烈质疑，甚至攻击。姜先生三十年如一日地写书话也成为争议的话题，我的一位朋友说这么写作就是保守，我说：“这不是保守，是坚守。”

    许多人对书话有误解，在于他们没有真正地了解“书话”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文体之前，已经被打着“书话”旗号的散文随笔给蒙骗了。我以前说过“书话是一门特立独行的文章形式，不可能像散文那样人人都能写。书话写作的首要条件，作者必须自存自藏一大堆旧书刊做资料后盾（不非得是汗牛充栋的藏书家，至少也是藏书爱好者）。”现在书话的名声不佳，不是书话本身出了毛病，而是被某些个连基本的句子都写不通顺的写家给写坏的。

    姜先生的书话，每一篇都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许解决的是版本上的疑问，也许讲述一位老作家的轶事。你读过所有姜先生的书话之后，是找不到一篇是“就书论书”的，是空发议论的。这样的写作态度，这样的坚守，当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我经常问姜先生这书或那书您怎么不写啊，姜先生总是说“没啥可写的。”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是每一本书都是值得写成书话。”现在的多数书话文章正如谢国桢所批评“陈陈相因，抄撮成书”。写好书话还有一个要紧的前提，你得学会读书的方法。姜先生特别提到谢国桢的读书方略“读书得间”，即“从空隙中看出它的事实来，从反面可以看出正面的问题。”

    《拾叶小札》最后是一组“书外杂写——写在自著书边的短札”，是很特别的十二篇短文，可算作“自己写自己”式书话，非常有趣。天津是姜先生的生身之地，除了对天津的天祥商场旧书摊怀恋不已，姜先生对天津的风味小吃亦抱有深情，这回提到的是住大饭店却不吃饭店的早餐，一个人大清早去劝业场找煎饼果子，边走边吃，越怕碰到熟人还真是碰到了熟人，熟人诧异地问：“怎么，宾馆的早点不好吃吗？”读到这，我想起姜先生在《胡同梦》里提到的趣闻。50年代，姜先生初到北京，一群新闻学校的年轻人住在西单西边的一条胡同，生活很清苦。某个夜晚，他没有抵御住深巷叫卖声“芝麻烧饼啊，羊杂碎——”，“偷偷溜出去买了一份，边走边吃，串了大半条胡同，才咽完了最后一口。若是让人碰上，少不得在生活会上作检讨。”我格外喜欢这种无伤大雅的闲笔。

    孙犁当年买书参考的是鲁迅书账，我一直有个习惯，从姜先生的书话里寻找旧版书的线索，这种买书的方法，比之漫无目标的瞎买一气要算是抄了近道。《拾叶小札》里提到的旧版书，我随即上网（网络也有网络的好处）买到好几种，当然书中姜先生透露的签名本，我就甭幻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