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王晓明?

    虽然说世界很小，北京和上海高铁也就是几个钟点的路程，可是我和王晓明已经十多年没有见面，更没有想到重逢会是在台湾的新竹。祝贺他的新书《横站》的出版，让我们能够集中了解他近十年来优秀的思想成果。

    前面各位朋友已经做了精彩的分析，提出许多重要的问题。我现在补充几点边缘性的，也许是不合时宜的感想。

    第一，王晓明比我小十五六岁，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我也算是他著作、文章的热情读者，就像在50到60年代，我对王西彦先生的敬佩。那是在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受到批判，宣称要充当一名“保卫《“锻炼锻炼”》的战士”的王先生，是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被严格管理日见贫瘠时，在有关茹志鹃小说讨论中坚持争取文学、思想的多样和丰富的王先生，是巴金《随想录》中那个对强权表现不屈服姿态的王先生。虽然这样说也许不太好，但我隐隐觉得，在王西彦先生和王晓明之间，有某种精神、性格上的传承。简括地说，就是一种既坚定、执着，又柔韧、包容的性格。执着固然不易，但做到执着而又有对事物丰富性的包容，在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很难。

    第二，事实上可能有两个王晓明。他在“学术小传”中也讲到自己近十年来的“学术转变”。一个王晓明，是文学的王晓明，另一个是文化研究的。文学的王晓明，研究鲁迅，研究沙汀、艾芜，写《所罗门的瓶子》，和陈思和先生提出“重写文学史”，90年代初发起“人文精神”讨论，1997年和他的朋友们编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另一个则离开了文学，离开对现代作家创作心理的探测，转向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状况直接出声发言。“转变”之后，他的分析、论述，毫无疑问更有分量，更重要，更能触及世道人心。不过，在这个王晓明理所当然地得到更多赞扬的同时，前一个则有点遗憾地被冷落。我是说，也还是有一些人对他的“转变”感到惋惜。十多年前，参加上海华东师大“现代文学学科危机”研讨会之后，晓明让我和贺桂梅跟他的研究生座谈，我就表示过这层意思。去年11月，社科院文学所现代研究室开“回顾80年代”的座谈会，赵园先生也有这样的表示。她的语气更带急切：对于这个转变，“王晓明当然认为他是对的！”可能面对内心，也可能不时听到朋友这样的疑问，王晓明在《横站》中有这样的响应：对于这个“学术转变”，“现在也不是这么看的时候。一个正手忙脚乱地对付世变的强烈刺激的人，是无暇也无力反顾自身的。”他并引了《半张脸的神话·序》：“尽管明知力弱，也总得奋身出言，那新的意识形态早已四面联络，我又岂能自限于文学的世界之内？”——这是“世纪性”的庄严回答；不少中国现代作家都曾这样说过。我能体会到其中的必然，甚至是难以抗拒的意味；这种被逼迫，就是鲁迅《过客》中那个在前面召唤的声音。

    第三，但是说“两个”王晓明，其实有点绝对。在世界观、文学观上，他们之间当然有很大差别，这种变化的某些部分也具有根本的性质。不过，我更愿意缓和这种断裂、对比的强度，而寻找其中内在的连贯性；在某些观念、立场面前，这种内在的连贯性容易被忽略，但对一个人来说却更重要。我指的是那些在历史生活中形成的感受方式，情感方式，那种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方式。比方说，他在分析中国社会、文化状况的时候，总是抱有对“单执一面的思想立场”的高度警惕。他不愿意重蹈当代比比皆是的，以某种理论、先验观念来削减、肢解事实的覆辙，而坚持放开视野，寻找多种有效参照。这可以看作是他的说的“横站”的真谛。当他质疑“西方模式”的时候，并没有像当前一些人那样，直接抽象50-70年代中国大陆“正面状况”作为取代的另一标准，而无视、掩盖那个历史时期暴力、黑暗的另一面。又比如，精神状况是他衡量一个时代的最主要指标，因此他特别忧虑中国人精神状况的恶化（狭窄化和粗鄙化）问题，用更多力气来分析、批判“成功人士”所呈现的“新意识形态”。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思考、分析，是将自己带入其中的，是包含“自我”的。我们因此能真切体验到那种“直面真实人生的热忱”，体味到在时代重压下思考者不可避免的迷惘、焦虑。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空洞的高调不一定可以信任，而渗透血肉的思考更有可能表现了“洞察大局，直扑人心的智慧”。对自身的反省和质疑，通过自我批判的主体建构，这也许就是竹内好说的鲁迅的“文学的态度”？

    最后一点感想是，我相信王晓明不会完全推翻他“文学时期”对文学的那些认识：单薄的观念无法与丰富而深邃的文学相媲美。事实上，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80年代的反思，存在着对八九十年代的主张、事件的价值和对今天的有效意义估计不足的情形。这里包括80年代的文学批评，“重写文学史”和“人文精神”讨论。我相信，正如王晓明所说，在一个文化被删削得日益整齐，日益被酸腐味笼罩的危机时代，对优秀文学作品诗意和魅力的阐释，有可能开发中国人敏锐、开阔的审美能力，以抵抗弥漫的“新意识形态”大面积的侵蚀。因此，我期望有一天，比如到我这样的岁数，或者再推后一些，到他80，或90岁的时候，还有另一次的“学术转变”：当然，不是回到原地，而是一个新的地界。

    这样说，我知道接着就会有吕正惠教授的批评。但我不愿意受到他的批评，所以，下面引一段他的话作为结束。在台北人间版他主持的“外国文学珍品系列” （已经出版了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两种诗集：《我会爱》、《安魂曲》，乌兰汗译）的出版前言中，引了阿赫玛托娃的三行诗：

    我们的神圣的行业

    历史久长……

    世界有了它，没有光也明亮

    （乌兰汗译）

    吕正惠接着写道：“文学是不可取代的，也是不会灭亡的，除非人类也灭亡了。原因正如阿赫玛托娃所说的，只要有了文学，黑暗的世界也会变得明亮。”

    2013年2月24日于新竹交通大学

    2013年2月23日下午，在台北纪州庵举行王晓明新书《横站》（台北，人间出版社2003年2月版）发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