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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3月20日 星期三

    十七岁杨受成的创业路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3月20日   16 版)

        《争气》由“香江第一才子”陶杰访问撰写,国学大师饶宗颐题字,集合杨受成,其家庭成员及社会名流口头亲述回忆而成。叙述杨受成的家庭、婚姻、奋斗及建立事业版图的故事;讲述其与香港政坛、商场、学艺界等多位重量级人士彼此间的渊源,坦露杨受成大半生钟情所在,或愁困之时;恩义所系,或敬佩之人;展现香港由20世纪40年到21世纪初的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1960年,杨受成此时方十七岁。这时香港的钟表业刚刚起步,正处于春秋战国的纷乱之世。杨受成听懂了父亲的弦外之音:成安记的生意时有波动,店小被客欺,也时时欠债累累,是因为自家的店铺没有国际表业品牌的支持。玻璃柜里,卖的都是一般的牌子:得其利是表,乐都表,梅花表,这些产品虽也物美价廉,但毕竟形象包装不够辉煌,在钟表交易的世界,永远是名牌当道,胜者为王。

        香港的钟表业,到这个时候,已经发展得甚具规模,在远东堪称数一数二。第一流瑞士名表如劳力士和欧米茄的总代理权,都已有专人管理,劳力士特地远赴香港开设分公司,欧米茄则交瑞士籍犹太人贝利恒兄弟的安天时洋行代理。此两个响当当的名字,谁拥有了零售代理权,谁即身价百倍,晋身成为钟表业的贵族。次一线的瑞士表如绮年华、西马,则由大昌洋行的伦天乐代理。还有梅花表代理商辜美伟,也是潮州人,在钟表行业远近闻名。至于英纳格表,则由上海南来的商人李惠利经营。后来李惠利发了财,捐钱殖民地政府,兴办李惠利工业学院,生意全交给儿子李厚富打理。

        另外还有一家中南行,老板是潮州人庄静庵,经营瑞士得其利是和乐都两大牌子。庄静庵的一位外甥也从潮州投奔来香港,在中南表行工作,后来成为女婿。许多年后,这个小伙计成为世界华人首富,就是李嘉诚先生。

        杨成苦挨这一行,从修理一只坏表开始,到据街头的一家店铺,做来做去,还只属于钟表业的第三世界,像隔着一个地中海,成安记只是非洲北岸的摩洛哥或阿尔及利亚,眼看对岸文明璀璨的意大利、法国、希腊,父亲只能望海轻叹,原来这是他毕生最大的遗憾。

        但父亲成就虽然有限,终究经历过战乱,眼前的儿子渐大了,幼雏展翅,终必离巢高飞。杨成觉得,要抓住机会时间,向大儿子多灌输一些人生的基本道理。自己是生意人,不妨在“赚”与“蚀”的根本上强调一点。

        “人家利用你,自然是占你便宜。有时被利用,要吃一点亏。吃一点亏,其实是占了大便宜。今日吃亏在我,付出了成本,有时会不甘心,但不怕的,忍一时之气,明天收获也必然在我。”

        “那么什么时候才知道是吃了亏,什么时候才占回便宜呢?”杨受成问。

        “你现在还小,许多事情不会全然明白。年轻时吃点亏绝不是损失,你有的是青春,有的是时间,在你这个年纪,只牢记一条:便宜莫乱贪,尤其是女性,主动向你投怀送抱的女人,喜欢你什么?爱你英俊如罗伯特·泰勒,还是身手敏捷像泰山?这个世界,财色是两大诱惑,送上门来的,要小心衡量呀。”

        杨受成心念一转,想到自己在码头和街头拉客,态度殷勤,言辞甜美,目的就是想赚点利钱,但同时顾客买到了一只心仪的手表也满心欢喜。自己得益,顾客开心,又管他拉客时殷勤是真是假?自己赚钱是快乐,顾客买了一个心头喜爱的手表也快乐,这就四海兄弟一家便宜,百样欢欣。

        父亲的高论,他留神细听。“吃小亏占大便宜”此一道理不算高深,父亲不知道其实自己早已明白,也有所实践。少年奔走街头的经验,日晒雨淋,他知道只要忍痛付出,迎难而上,必有回报。

        杨成训话完毕,烟也抽完了,摸摸儿子的头,回到店里的睡房休息。杨受成还站在店口,看见马路上一个拾荒的老汉,吃力地推着木头车。马路上穿棱着汽车、巴士、电单车,那拾荒老人咬着牙,推着一车的重担,逆流而上。

        父亲虽然没读什么书,毕生言重如山,答应了别人的事,即使利息沉重的钱债,千辛万苦亦必奋力兑现。他忽然发现,父亲这许多年,从来没有在背后说过别人坏话,包括气势汹汹的债主。但父亲最亲密的,只是家庭,好像没有什么朋友。钟表这个行业,既然父亲说是成行成市的市集式生意,但为何上门的不是街外顾客就是债主,从来没有这一行的专家和同僚一起杯酒言欢,也没有几个乡里闲来共话桑麻?

        有时行业里的其他老板,发来请帖,不是摆寿宴就是设喜酒,父亲一概不参加,光付人情了事。不善应酬,会不会对钟表市场款式价格的信息潮流认识不足?父亲性格内向,又不懂与代理钟表的洋行打交道,难怪货源和市场十年来都只能独守上海街这家小店。生意虽然渐入佳境,但成安记仍是那副风雨飘摇的旧招牌,从来没有做过广告,店铺也没有花钱装修,这样的生意又岂能发扬光大,更上层楼?

        父亲为这一家花钱如流水,衣食学费从来不缺,但经常囊空如洗、周转不灵。杨受成忽然发现父亲其实不算一位杰出的商人,一身负债,不善交际,加上店中货品没有什么选择,父亲啊父亲,您是我的反面教材,难怪大半生都坐困愁城。

        纵目街头,那个拾荒的推车老汉,身影消失在人海中。杨受成在迷茫之中,隐约有一点灵思浮现心头,却又说不清到底是何启迪,只好像在迷宫中寻闯了这许多年,犹如在墙壁上摸到了一扇活门。

        60年代初期,不但澳大利亚的邮轮业访港兴盛,日本在原爆后经济起飞,从东京大阪也涌来了一批日本旅客。杨受成在街上向洋人拉生意,眼观八方,渐渐也发现,街头的洋人也不一定都是游客,许多是长居本地的殖民地权贵。有时他错拉英国人,却发现他们是帮办或本地洋行的经理,挥手大笑而去。

        渐渐,杨受成发觉也不是凡洋人都想买手表的。为节省时间,必须找对目标,与其在中游的水里乱摸鱼,何不到河流的上游和发源地。左看右看,他才知道最可靠的客源不在弥敦道,也不在尖沙咀,而是启德机场。

        被新法书院开除,杨受成又胡乱找了一家培新书院就读。私家学店,教师来自五湖四海,上课也只“求其做好一份工”。在黑板前,教师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皮黄骨瘦,魅力全无,巴巴地念着教材讲义,学生埋头抄笔记。这样的书,比新法更不堪,杨受成哪有心情熬下去,只与几个一样无心向学的同学,玩耍嬉笑。天天上学,就等着下课钟声,穿着校服,走出校门就奔向启德机场。

        启德机场是香港在东南亚和日本之间的交通枢纽,天天人山人海,出口左面斜坡的两边,全站满了迎候贵客的各行业带街。每见游客推着行李步出,一众带街,一看发型衣着,就知道是“水鱼”来了,即刻堆现笑脸,蜂拥上前,争相兜搭,满耳都是三等的英语、破碎的日语,偶然还南腔北调,喧哗纷陈,嘈吵如一条街市。

        还说是到上游去捉鱼,一时之间,外国游客推着行李,倒反而像放线带饵的渔夫,争相扑上来的,反而像争夺面包屑的鱼群。

        到底谁是渔夫?谁是鱼?世事之荒谬有时尽见庄周梦蝶的矛盾,莫过于此。杨受成长得矮小,新加入进来,希望运气好,也可以找到一尾半条漏网的鱼儿。但天天在启德等候的专业行家,哪里容得他力争上游?挤拥碰撞、暗中较劲。喧嚣之间,杨受成发觉,在黑压压的人丛里冲锋跑上前线,比当年给谭师傅送货时隔着一片黑沉沉的苦海,攀着绳网爬上货轮时的那段旅程更难。

        这一天,杨受成又到了启德机场关卡出口,忽然听见身后有一句上海油腔的粤语:“杨仔,你过来!”回头一看,一个又矮又胖、穿一套旧西装的中年人在向自己招手,这不就是上海徐?上海徐正忙得满头大汗,刚接了几个日本客,抢着替日本人提行李,左顾右盼,似是要找熟人帮忙。

        杨受成心念电转,马上趋前亲热地叫一声“徐大哥”,然后自我介绍:“我是成安记表行杨成的儿子,这几件行李让我来拿。”

        上海徐马上眉开眼笑:“我早就晓得侬是杨仔啦,这几个日本客人刚从东京来,正要在香港寻开心,侬可不可以帮我点忙?”上海徐看见杨受成,从前虽从未交谈,也像他乡遇故知一样,上海话冲口而出。杨受成一个箭步,帮忙侍候几个日本客,等着一辆旅游小车,然后向上海徐恭恭敬敬,双手垂立:“大哥,日本人若是要买手表,我们成安记随时恭候大驾,千万不要客气。”

        上海徐已有一段日子没有带客来成安记了,两年来不知所踪,没想到这次在启德机场重遇。

        原来徐胖子十多年前,从乡下逃难来港,与其他上海难民住在钻石山的贫民木屋区,可幸他自小在上海沦陷区虹桥一带学过日文,二十多岁开始在机场接待日本游客。五六十年代,香港懂日文的人不多,上海徐的一口流利日文成为专业,自我开出一条求生路。

        那时日本人打败仗才十几年,看见满口流利日语的香港华人,心中有数,都觉得特别亲切。加上上海徐前世不知是不是日裔人士,或者曾受日本人恩惠,此世还须续未了之缘,他对日本客的态度格外友善,弯腰时的鞠躬,比九十度还多了五度。日本人刚蒙受原子弹之劫,对中国人深存敬畏惊恐之心,眼看这样一个日语流利的上海小胖,对自己雪中送炭,特别殷勤,一传十,十传百,回到东京大阪,香港几家日本人光顾的酒店,像金门、百乐、格兰,口碑传开,都知道乘飞机一到香港,务必要找上海徐。

        上海徐虽然家贫,先是带点散客上成安记,继而当了旅行社老板,为人豪迈疏爽,甚讲义气,什么事件都胸脯一拍,把自己当作九龙的杜月笙。比起大头谢那副咄咄逼人的阎王脸,上海徐满脸堆笑,倒像一尊弥勒佛。

        可惜口袋里的钱一多,就受不住诱惑。上海徐常常左手赚了日本人的钱,右手就在油麻地的麻将馆里输光,结果熬了这许多年,客如轮转,赚进来的钱也像竹篮打水一样,迅速洗袋,哗啦啦地流个精光。

        不见多时,想不到上海徐眼光锐利,远远看见杨受成,居然还念点与杨家的故旧之情。

        “杨仔,没见你这么久,长高了不少,又醒目,不错!”上海徐轻轻一拳擂在杨受成胸口。“来,跟我上车,帮我招呼这批日本客人!”

        杨受成手勤脚快,把日本贵宾送上旅游巴土。上海徐一把抓住杨受成,死也要他上车。“一起过来,等我教教侬怎样招呼客人啦。”

        杨受成看看腕表,学校的放学时间没到,这么早回家,母亲必知道又逃学了。反正没什么事,不如跟上海徐游一趟车河。

        一众日本客个个西装笔挺,早已在车上按号码坐好,一片宁静。上海徐牵着杨受成上车,坐在第一排,让司机开动引擎,旅游车驶出启德机场,远处一脉青翠的狮子山,延伸到九龙湾的碧海。旅游车打一个圈,往九龙城尖沙咀方向驶去。“我们成安记在上海街。”杨受成说。上海徐哈哈大笑:“买手表去嘛,这么急干什么。日本仔做事,啥事都讲程序,好似吃西餐一样:罗宋汤、头盘有一块煎鱼,然后才到牛排的正餐。买手表的事,等一会儿再说,先带他们去酒店。到了房间,安顿好行李,有大把好路数。”

        旅游巴士停在尖沙咀的百乐酒店。在大堂注册,杨受成帮着上海徐,向日本游客分发酒店锁匙,指点门童把行李分进房间。上海徐在大堂向一干日本客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日本话,像一个领袖向一群子民训话。十多年前,香港还是日本的殖民地,只有日军站在街头,拿着一张安民告示,向香港贫民严加训斥,着他们到哪里轮候大米呀什么的,便没有人胆敢打尖造次。今天,这个叫上海徐的中国人,向一群羔羊般的日本游客,像宣读圣旨一样,颁布旅游作息时间,一干中年日本客,个个垂首恭立,点头不断,表示服从。杨受成看见,觉得上海徐这下子为中华民族吐气扬眉,争了不少面子,心中暗喝一声彩。

        当夜,上海徐着杨受成招待日本游客到尖沙咀宝勒巷的大上海吃上海菜。上海徐开了几瓶生力啤酒,不断与日本人举杯言欢,时而低声交换什么重要情报,然后乘着三分酒意,满面红光,朗声大笑。

        晚饭完毕,杨受成一心以为,一众人马要到上海街进成安记了。哪知,上海徐一身酒气,摇摇晃晃,用牙签剔着牙缝,一摆手:“什么上海街,我们去夜总会。”

        原来日本人饱暖方酣,想追求高一点层次的生理享受,要去指定的几家夜总会,与十几年前在大江南北战火中一度结缘的“花姑娘”重逢。

        杨受成毕竟是学生哥,那个年代,比今日纯情,上海徐低声说:“小子,学东西呢吧!今时今日这些日本人口袋里钞票多了,要求不像几年前那么寒酸。所谓酒色财气,买手表是财,财这个事,总是排在酒色之后。你替我带这帮人去尖沙咀碧瑶夜总会,我已经通知那边的经理,包了一个大房间,你带他们进去坐下,我结了账,打发了一些账单,随后坐出租车就来。”

        杨受成穿着校服,背着书包,跟着上海徐到机场欢迎日本游客。带了日本人,就要投其所好,日本游客喜欢到尖沙咀的夜总会找点欢乐。小时候,听了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对日本人非常反感,如今却是自己的财神,命运的讽刺,这令杨受成觉得无奈。

        从此,杨受成一星期总有一两天,变成上海徐的旅游营业助理。在尖沙咀几家夜总会,日本人看见穿旗袍的舞女,白天那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马上变脸,成为沙发上横七竖八的急色酒鬼。杨受成那时十五六岁,虽然血气方刚,但一来年少未识人事,一身的校服还没有换,多少有点忌惮,二来跟上海徐风尘仆仆,到这种地方,父母大人蒙在鼓里,尚未得知,万一走漏风声,回家怕逃不了老父的一顿棒打。

        因此,杨受成时刻提醒自己,工作只管工作。一些舞女依偎在日本人左拥右抱的怀中,也偶尔向年少英俊的杨受成送送秋波,一只手暗中搭在杨受成的大腿上。杨受成满面通红,把那只涂了鲜红蔻丹的玉手,悄悄拨开。

        杨受成这才明白,日本游客挑选手表之前,都会先到夜总会去挑选群莺乱舞的心头所好。然后嫌回到酒店路远,通常就在隔壁或对面的简陋宾馆,马上与“花姑娘”再续未了之缘。这一回,不在四行仓库的黄埔江边了,改往九龙闹市的花枕床头。

        有时,上海徐提早回家,着杨受成坐在宾馆的客厅干等。宾馆的墙壁简陋,日本人和香港舞女的浪声荡语,高低起伏,时而喘息,时而吆喝,杨受成一早劳累,坐在客厅闭目养神。连那个一身白制服,提着一只热水瓶、貌似西瓜刨的账房看见这个少年人,性格独特,乖僻之中自有一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冷静,都眨着眼睛,莫名其妙之余,有两分佩服。

        杨受成少年血气方刚,当然还没有高僧入定的修为。只想到香港沦陷,自己刚出生,虽未目击日军灭绝人性的恶行,但从父老一辈,或老伙计的口中,得知日本人在港岛严格配给白米,哪个刁民敢打尖抢米的,一旦发现,在上环的海旁命令跪下,一刀砍下人头,一脚把尸体踢下海。还有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的血腥图片。杨受成在沙发上闭目,听见日本人和香港舞女的喘息叫床之声,心头一股血气上涌。

        上海徐来接客人回酒店,迈进宾馆,看见杨受成那副唐三藏念心经的样子,拍拍肩膀:“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没事的,做我们这行,贵客至上,我知道你心里想着萝卜头侵略我河山,淫辱我妇女,一腔怒气难当。傻仔,现在打完仗了嘛,和平时期,贵客至上,赚钱要紧呀!”

        日本客人完事了,结好领带,照样衣装煌然,走出来,心情大佳。上海徐迎上前去,满面堆笑,说了一通日本话。杨受成依稀听出有“上海街”和“成安记”两个名词。登上巴士,这才从尖沙咀向西九龙那边走去。

        父亲看见儿子流连街头,晚饭也不回来吃,带着一帮日本人进来,身上还穿着校服,提着书包,神色惊愕之后,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即刻化嗔为喜。这帮日本客是怎样带来的,老人家江湖触觉,四通八达,看见儿子也已到了发育年龄,很识相地没有追问。成安记的客源越来越五湖四海,随着上海徐的提携关照,客路忽然国际化。日本人进店绝不啰唆,价钱也不质疑,出手甚为阔绰。成安记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十年八载积下的旧债,也还得差不多了。

        日本客来到香港,凡买醉喝点花酒的,得偿生理的满足后,心情大佳,身轻如燕地上店铺来买手表,加上少东招呼周到,往往出手阔绰,一口气能买十多只手表。杨成见儿子带来一帮大客,也笑逐颜开。杨受成心中读书不成的罪疚感才稍得补偿。

        随同上海徐出征,第一次就满载而归,杨受成隐隐想到学校的中国历史课本,讲到西汉的名将李广,带兵出征匈奴,斩获甚众。又或者有点像康熙大帝,父亲顺治皇帝入主中原,江山版图才那么一点点,康熙远征准噶尔,军队打到青海,一下子中国面积急速扩张,奠定今日地图上那只大公鸡的形状,心想自己将来,不知有没有这份功业?此时才想到,书到用时方恨少。像历史这门课,早知道在课堂用心聆听,今日还能多点心得。

        杨受成替父亲当了外交部长兼国防部长,这一年刚满17岁。杨成有心考核,逐渐把权力交出,也暗中赞赏儿子处事谨慎,手段灵活,外交之余,还让杨受成有时兼为内政部长,店铺人事管理,钟表产品物流,都由17岁的杨受成决定。

        执掌成安记的生意,杨受成告诉自己:父亲这个顺治皇帝,虽然有开国之功,但似乎谨慎守成有余,冒险进取不足。中国教科书上有个成语“守株待兔”,父亲就是这类人,一生勤俭敬业,却只懂得枯坐店门,等待客人上门。世界变了,出击就是最佳的防守,父亲不懂开拓客源和货源,对于钟表的品种,似乎也没有什么追求。

        杨受成在整理玻璃柜里的钟表时,看着满柜闪闪生光的产品,不禁皱了眉头,自家拿得出桌面的货色,都是些梅花、伊波路、英纳格、乐都表、得其利是什么的,虽然都在瑞士出品,却只是中下阶层能负担的价格。香港进入60年代,经济起飞,稍见形势,最重要的是,日本在战后的废墟重建,经济进步比香港快,日本人出国旅游,以香港为跳板,追求西方名牌,有时上海徐介绍来的日本客,开口不是欧米茄、劳力士,至少也是雷达、天梭、帝舵,杨成瞠目以对,不知所措,只有用一个尴尬的笑容把贵客打发走。

        杨受成发现,父亲虽然掌管账目大政,却也不一定是个称职的财政部长。中国人以人情先行,伦理为重,父亲把店里十余个跟了他多年的伙计,都当作家人,傍晚吃饭还时时不忘哪个伙计喜欢吃鸡,替这个伙计亲手夹菜。但伙计混成了家人,杨成却时时倚熟卖熟,拖欠发薪,伙计三五天领不到工资,有的心焦如焚,有的背后就开始言语。

        杨受成默不作声,都看在眼里,渐发现人情冷暖:打工仔工资准时到手,是他们的命脉。伙计雇员也有自己的老婆孩子,也等着吃饭,嘴里不敢说,心中一定怨气冲天。

        不久之后,杨受成从老爸手上,逐渐接掌财权。第一桩“仁政”就是坚持每月准时发薪,发薪期定在月底。即使手上周转一时不畅,宁向大头谢借贷,也不欠下属雇员的工资。

        大头谢向成安记放贷,一放就是跨代,大有成就感,到处宣扬,自己是乐不可支。但杨氏父子借钱的目的,却不知不觉起了变化:杨成借钱是向银行和钟表代理的商人洋人买货,以货为大。杨受成早年向大头谢借钱,却是为了确保月底发薪的铁律,遵从到底,绝不食言,借贷以人为本,以员工的生计优先。

        成安记十几个员工,日渐察觉父子两人作风的差异,对于年轻的少主更生拥戴之心,士气如虹,营业额与日俱增。

        杨受成身先士卒,天天在外面征伐,跟着上海徐把日本游客一票票手到擒来,带到店铺,有时还来不及换校服,大汗淋漓。员工看到后精神大振,店铺里的气氛也一天比一天热烈。凡天下打工仔,是勤是懒,遇事多走一步冲锋,还是首鼠两端观望,都看老板的性格。老板如果是个闯将,伙计都成为一支敢死队,相反老板迟疑不定,伙计就是支一样的薪水,也必懂得看面色,时而手脚放软,甚至全线弃守。

        杨受成天生显然一副叛逆性格,但这种叛逆,叛在骨子里,逆在血液中。他的反叛,绝不在于明挑战父亲的家长权威,相反在手执棍棒的父权面前,谦卑恭顺;但一旦走出店门,一股敢于颠覆的闯劲,喷涌而出,如一匹野马脱缰,在父亲目光凌厉的视野之外奔腾。在森林觅食俘获战利品,交出成绩,却又绝不居功,在父亲面前温顺如故。这点中国家庭政治的门道智慧,杨受成天生得悟,可谓异数。

        至于日后杨受成少年得志,昂首阔步,自信十足,枪打出头鸟,被四周的人认定为“嚣张”,不懂沉潜隐忍之道,便遇到许多挫败,吃了大亏,这是后话。

        由于自小无心向学,杨受成天生只有商业触觉,并无书本基因。从此反形成一种另类性格,加上父亲杨成教诲:交朋结友,宗旨四海,不要以对方富贫或学识修养为势力的标准,一定要“人交贼也交”。世上有些人,众口交诋,被说成是大坏蛋,但如果这个人对自己有恩,相处分外真诚亲切,也必须视他为好人;相反另一些人,全世界都说他是好人,但这个人对自己不利,也神圣不到哪里去。杨受成从小在街头打滚,渐懂得一副传统对联的道理:“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

        杨受成一天二十四小时,几乎都花在外面拉客觅食,至于上学念书,什么测验考试,更抛诸脑后,其中学岁月完全变成了走过场。常常到凌晨一两点才悄悄回家,十几个兄弟姐妹,早已鼾声如雷,这才偷偷整理书包,方发现明天的功课一样没做过,也顾不得忧心了,过了这天再算,倒头就呼呼大睡起来。

        只有母亲牵肠挂肚,守候儿子到三更半夜,听见异响,知是杨受成平安归来,披衣而起,蹑足进房间窥探,看见儿子早熟睡了,暗叹一口气,一半担忧,一半痛惜。

        (本文摘自《争气》,陶杰著,中信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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