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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起
书画作品的出版过去受木刻技术限制，无法大规模施行。18世纪铜版技术已传入我国，但只限于宫廷，没有流播民间。真正引进西方的石印、珂罗版技术才使古代艺术作品得以广为流传，其开拓者是有正书局、神州国光社、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而神州国光社和商务关系密切，所以主体是这两家。
曹冰严在《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一文中写道：“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艺术类图书中，有几种精印的作品，如《宁寿鉴古》、《西清续鉴》、《愙斋集古录》、《宋拓淳化阁帖》、《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燕京胜迹》等都是由张元济、李宣龚（拔可）、黄葆茂（霭农）等审校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p25）”这或许是第一次关注商务印书馆艺术图书出版的文字。
商务印书馆的前50年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出版人才，这不能不说是奇迹，过去人们关注学术、文化领域名人成就的甚多，很少涉及艺术创作及收藏群体。其实，作为巨大的文化平台，商务印书馆很早就专设美术部，而且是常规运行。以艺术出版为例，商务印书馆网罗了一批艺术大家，也培养了一大批艺术工作者，如油画家颜文梁、国画大师黄宾虹、动画鼻祖万籁鸣均出于此，此外诸如许多艺术设计人才，老上海月份牌广告画代表人物杭英、中国现代广告之父林振彬等人，皆出馆中。这些名家不仅体现商务印书馆独具慧眼的发掘能力，更体现出其高瞻远瞩的人才培养观念。
商务本身拥有一批艺术名家，据说当初徐悲鸿到上海谋生没有考上学徒，有轻生之念，是交际博士黄警顽帮助他，故一生以“二黄”自号。另一位是黄为念，这当然是艺林快事，但海上的艺术名家均曾留连在这个文化平台，或成长于斯，或终生效力于斯，虽不乏客串者，但商务的文化熏陶了他们，商务的平台帮助了他们。因此，从另一方面讲，商务对一大批近现代艺术家的人生、事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郑贞文在《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一文中，详叙其大业后并附笔如此，值得深思：“古书选校方面的林志炫（仲枢，福建人，清翰林），书画古物鉴定选印方面的黄霭农等，都在馆任职多年，有相当的贡献，限于我的手边没有较好的经见资料，未能备述”。（《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p208）其遗憾之情溢于言表。今特作钩沉如下。
前奏与兴起
自古以来书画作品除临摹外，惟以真迹流传。19世纪古代书画真迹因印刷而得以广传，技术的进步让艺术普及生活。1870年《上海新报》出现雕刻版，同年8月《申报》印出“黄浦江风景画”。光绪三年(1877年),上海《瀛寰画报》创刊,刊行者是当时《申报》馆,但作图皆西洋人,制图用镂版。画报的产生源于印刷的科学技术,与西洋石印技术的输入有一定联系。至光绪七年(1881年)，鸿宝斋石印局在上海开设,印书外还印名家书画及画报等。石印书画当以英人美查所办的点石斋印书局为首,最早翻印《圣谕象解》,到光绪十年(1884年)始印《点石斋画报》。19世纪80年代，广学会以石印技术翻印圣经挂历、福音书插图、基督圣母像一类彩色画。蜚英馆、文明书局等新创的机构先后以石印出版《耕织图》、《尔雅图》、《帝鉴图说》、《吴友如画宝》等。石印画本因珂罗版技术的引进和兴起才逐渐绝迹。
珂罗版是平版印刷中的一种，因其制版时多用磨砂玻璃作版材，因此又被称作玻璃版，由德国人发明。土山湾印书馆最早从日本引进珂罗版技术，首开珂罗版彩印规模、专门、精品之先河的是有正书局与神州国光社。有正书局于1876年聘请日本技师率先用珂罗版影印历代书画真迹，精心策划，向收藏书画的名家征集印行，出版了很多珍品，如《宋画山水集锦》、《董玄宰山水册》、《恽南田山水册》、《仇十洲人物册》等数百种。1916—1924年，黄宾虹主持有正书局，主编《中国名画集》，收录古代375名画家的432幅作品。其他如对联、字轴、画轴、画屏不下600种，各类名人书册约300种、珍本碑帖约200种，单就《中国名画集》曾印行了38辑之多。
有正书局由擅长书画及古画鉴定的著名收藏家狄楚青（狄平子）创办，尝在上海创办《时报》、《民报》和有正书局，为使印刷精良，不惜高薪雇用两名日本技师，专门负责古画印刷并收授艺徒，由此获利巨大。他倾全力经营这家颇具规模的出版社，终因固守专业，更因国运时势没有发展起来，但他在近代艺术出版领域独领风骚。书局还搜集刊印了许多善本古籍、历史名著、文学研究、佛学专著。
神州国光社1901年由黄宾虹、邓实创办，开始大规模以珂罗版影印书画、字帖、金石、印谱等。标志性作品是黄宾虹主编的《神州国光集》十二册（1909年开始），后又续出《神州大观》十二册（前21期由神州日报社出版)及续编专辑，系丛集唐、宋、元、明历代珍本，精选古今名画、书法、印谱等200多种。同时还影印有碑帖、拓片、印谱之类的美术品多种。1911年开始出版黄宾虹、邓实合编的《美术丛书》，不仅是艺术类标志性的艺术工程，而且极具学术价值。神州国光前后坚持了几十年，一直到解放后合并，后期主要从事社科思想出版物。
出版历程
上海开埠前期，费晓楼、任熊、任伯年、吴昌硕具有全国影响,据1919年出版的杨逸著《海上墨林》不完全统计,美术家有741人之多,近百年来在中国绘画发展历程中的新生事物,如画报、连环画、月份牌年画、漫画、新木刻运动以及西洋绘画的进一步输入都首先在上海涌现，或者与上海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初期的上海，迅速发展为东方大都会，文化中心地位从而确立。从艺术角度而言，有个活跃的艺术巨匠群体，他们从江苏、浙江以及其他各省集聚于此，作短期与长期的流寓,其间画会组织连续不断，并形成了“上海画派”。二三十年内，康有为、章太炎、郑孝胥、吴湖帆、黄宾虹等我们熟悉的人物都曾寓居沪上。此时正逢先进印刷技术引进和兴起，所以其创作、收藏得以再生广流，商务印书馆于此贡献最巨，投入最大，坚持最久。
商务印书馆1905年与日本合资，业务迅速兴起，同时也开始采用珂罗版印刷。1907年印刷有清代刘墉的《刘石庵墨迹》、陈洪绶的《陈老莲归去来图卷》、明代《四王吴恽画册》。1912年，商务印书馆派沈逢吉到日本专门学习雕刻铜版技术。沈氏在东瀛盘桓了六年回国。商务采用这一技术印刷过图片和画册，如《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上精制铜版印刷的德加的《浴妇》、《洗衣人》两幅油画，将原作的神韵传达得惟妙惟肖。
1914年起，《吴昌硕先生花卉画册》（20幅）、《白龙山人精品画册》(王一亭)、《西山逸士画集》(溥心畬)、《剑父画集》(高剑父)、刘海粟编选《中国现代名画》陆续问世。1916年，出版由吴待秋主持的《名人书画集》，与《中国名画集》、《神州大观》一争高下。1919年成功出版宣纸十五色，推出小林荣居所编《八大山人书画真迹》两集，技术领先一着。1929年出版《石涛纪游图咏》。这段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珂罗版线装宣纸画集计一百余种。1933年出版《海粟油画》，后继出第2集。1937年出版薛君铨编、王世杰序《晋唐五代宋元明清名画集》，收古代名画314件。
商务印书馆采用珂罗版、铜版印刷艺术品持续至40年代末，林宰平《帖考》是解放后仅有用线装书出版的艺术作品。在《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中有艺术一类，收书颇多，但不无遗漏。
三位大家
艺术出版物当然需要艺术家主持，最早进入商务的画家是颜文梁。1908年，16岁的他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学习刻印、制版和印刷技术，后转入图画室学习西画。是从商务走出的第一位油画家。另一位是徐咏青，于1913年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图画部，胡怀琛在《西洋画西洋音乐及西洋戏剧之输入》中说:“徐永(咏)青,前清光绪、宣统间(1909年前后)就在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绘水彩画,兼为有正书局、商务印书馆绘习画帖等。后来上海盛行的水彩画,可说是从徐氏起头。”他为商务先后培训出杭稚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一批月份牌画家。书籍出版离不开艺术设计，商务印书馆因此也成为中国早期艺术设计人才成长的摇篮。
黄宾虹生于浙江金华，自幼学习书画及篆刻。1904年，去芜湖安徽公学任教，翌年在歙县新安中学堂教书。1907年，避难上海,参加国学保存会，与邓实、黄节编辑《国粹学报》。1908年，在上海与邓实合编《美术丛书》，继续编辑《神州国光集》及各种书画册。1909年10月，南社成立，黄宾虹成为最早加入南社者之一，负责《南社丛刻》的印行工作。1911年，《美术丛书》开始发行。全书共辑录美术论著257种。1913年陆续出齐。《美术丛书》和《神州国光集》是黄宾虹在艺术出版上的两座丰碑。1915年，《美术丛书》再版，增编40册，共160册。《神州国光集》从1907年出版，1915年，《神州国光集》改为《神州大观》，继续出版。第二年编《增辑古印一隅》、《印谱》及《增辑古印一隅缘起》。1926年，复任神州国光社编辑，整理出版《美术丛书》第3版。1911～1927年间，他先后编辑《历代名家书画集》、《中国名画集》等金石书画图册，任《国画月刊》编辑。
1922年，59岁的黄宾虹应王云五之邀加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事务部任美术部主任。黄宾虹离开神州加入商务，主要是神州国光社的出版实际上不及商务的格调，在战略、技术上更不能相比，但黄究属艺术家而非职业出版家，故以创作为重，后又离开商务从事创作与教育，但编辑研究对他成为艺术巨匠至为关键。商务的平台也为他的创作、研究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
他在上海十年间，与商务核心人物交往密切，多有作品赠题。1922年为徐珂作《天苏阁》、《纯飞馆》二图。1934年11月编辑《金石书画丛刻》，为李拔可作《墨巢图》。在商务期间，他做了大量搜集、整理、出版美术遗产的工作。1925年，所著《古画微》由商务印书馆发表，《鉴古名画论略》在《东方杂志》连载。1930年，所撰《近数十年画者评》、《古印概论》两文发表于《东方杂志》27卷1号、2号。
1937年6月，应北平古物陈列所和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之聘，黄宾虹离开上海到北平鉴定书画和担任教授。1948年离平赴杭，任国画教授。1949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浙江美术学院）教授。1953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研究所所长。1955当选为华东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3月15日，黄宾虹在杭州逝世，所藏金石书画文物二千余件及生前书画作品五千余件全部捐献国家。
吴徵字待秋，浙江崇德县人。父、舅均系光绪年间浙西名画家，自少即擅画。1903年只身来到杭州，求学于求是书院(高梦旦在此教学)。在杭州结识了陈豪、陈叔通、丁辅之、高野侯等文化名人。1904年，丁辅之、吴隐等人创办西泠印社，吴待秋参与其中。1906 年吴待秋赴北京预备就任京兆伊，因陈叔通劝说而未上任，以鬻画为生。河北铜刻大家张越丞开“同古堂”图章墨盒店，所出售之铜砚匣、铜镇纸，或画或书，几乎全由待秋一人所绘，其名渐著称于北方。
入民国后，吴待秋曾至北京为小官，并订润卖画。袁世凯垮台后，吴待秋托吴昌硕荐书陈叔通，有意进入商务印书馆。随后他进入商务印书馆，九年后，即1925年下半年，曾离开商务入有正书局，编印《中国名画集》，不久复归商务，接替去职的黄宾虹担任编译所任美术部部长。前后进商务，他利用所藏及资源主编的《名人书画集》三十集，首辑于1907年开始出版。其中部分为珂罗版，部分为金属版，此书使商务印书馆利润大增。
吴待秋勤奋刻苦，与印刷部工人通力合作，用珂罗版印刷书画册，使过去的画册从木刻版到石印版，又从石印版进而达到照相版，不但能把画家的长卷大轴缩印得精妙入微，而且深淡层次分明，益于学画者临摹。这是对学画人的一大功绩。
1931年，正当吴待秋在上海画名大震的时候，他迁居苏州残粒园。1937年抗战开始以后，吴待秋又返回 “孤岛”。当时，全国的富商巨富因避乱而聚居于上海。吴湖帆、吴子深、冯超然都在同一时期聚集沪上，吴徵与吴昌硕、王一亭为世交，又与吴湖帆、吴子深、冯超然合称“三吴一冯”。
吴待秋所作山水画初承家学，后力追古法，笔墨生动、设色雅丽，间作佛像，尤别富韵致，亦善书法，师王铎、倪元璐等，亦能治印。《墨林挹秀录》说“其画山水，重峦叠嶂,而气韵沛然”。又说：“老人善居积,腰缠甚富，‘八一三’后，币制贬值，人有定画先付值者，则一律视为废弃，若人再三求之，必照值补足,然后下笔,甚至一而二、二而三,钱屡加而不动笔者如故。人畏之,一度门庭萧然。”显然是“画商”性的人物。
1946年，吴待秋任上海美术会监事。1949年9月22日逝世。著有《吴待秋山水画集》、《吴待秋花卉画集》、《吴待秋画稿》一、二集，均由商务出版。
吴待秋集艺术家、出版家、收藏家于一体，他所丰富的收藏和画家巨擘的地位使《名人书画集》的编辑出版成为可能。
黄葆戊是几乎贡献一生于商务的又一艺术家。黄葆戊字蔼农，福建长乐人。青年就读于全闽师范学堂，笃嗜书画篆刻，后入上海法政学堂。民国成立后，历任福建省图书馆馆长、福建甲种商业学校教员、监学等职。1920年定居上海。
黄蔼农与郑孝胥交往密切，他们同为长乐人，《郑孝胥日记》中记录与黄蔼农往来频繁。他们的交往，无论艺术观点还是其他方面都是他一生难以磨灭的印记。因受郑的赏识，黄蔼农入商务美术部，后继黄宾虹任商务印书馆美编二十余年，其间复兼任上海美专国画系主任、上海大学书画教授，广栽桃李。商务印书馆的店牌，早期为郑孝胥手书，郑赴满洲国后，乃改用黄蔼农之汉隶；商务出版书刊之题签多出其手，后期题签则有姜殿英等（《四部丛刊》内书名者多出姜殿英手）。
黄蔼农书法上宗秦汉，隶书尤为世重，取法《戚伯著碑》。与王福厂、马公愚齐名，称“海上三老”。其篆刻不染时俗，用刀俊爽，笔趣盎然。西冷印社创立，尤其为印学者振奋兴之力，而西冷印社之重要人物大多活动于上海，故黄亦得此时风而技艺大进。黄蔼农作画所绘多古佛、山水、花卉。审定书画与姚虞琴、吴湖帆、张大壮并称，号“沪滨四慧眼”。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辞去商务印书馆职务，以鬻艺自给。黄蔼农一生以艺术为重，清贫自守。建国后，受聘为上海文史馆首批馆员，主要著作有《暧日庐摹印集》、《青山农篆书百家姓》等。1968年7月病逝。
闽贤本多艺匠，尤其书画印兼善者多，商务之中闽贤尤其众，而郑孝胥、黄葆戊、李拔可堪称代表。
大型工程
一个成熟的大型出版机构必然有其标志性、经典性工程。
商务印书馆的许多资源是独家所有的，郑孝胥书法当时最负盛名，商务出版其《书众察记》、《书南唐集字》、《书千字文》、《书礼部韵略（草书）》系列作品。其他名流之杰作更多，如陈叔通《百梅集》、《张季直书千字文》、《陈弢庵先生小楷扇集》（陈宝琛）、《蝯叟临汉碑十种》（蝯叟即李嘉福）等，《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品图说》（中英文）4册、《海外中国铜器图录》。
其重要大型项目如下：
翁同龢作品。翁同龢书法为乾隆以来第一人，又是光绪新政的关键人物，商务于刻传、出版翁氏作品最多，也是个人作品出版最多的一个。于翁氏片楮只札，搜集刻传不遗余力。主要有：《春及草庐藏翁帖墨迹》(1909年)，此为谭延闿将翁同龢致其父信札公开问世。其后几十年间，续出《翁松禅墨迹》（1917年）、《翁松禅家书》（1926年、1933年）、《翁松禅家书》初、二集（1934年）、《翁常熟手扎》(1934年)、《翁松禅手扎》(1934年)、《松禅老人墨迹》(1935年)、《翁同龢遗墨》(1935年)、《瓶庐丛稿》(1935年)、《翁松禅致张啬庵手书》(1938年 长沙)、《翁松禅书牍墨迹》、《翁松禅遗画》和《翁松禅戏墨》，所刊达十余种。
《中国艺术综览》（英文版），福开森编纂。这是一部今天罕有人知晓，而至今观之仍让人赞叹其豪华精美的巨制。全书共十卷，每卷一类：一、铜器48幅；二、石志30幅；三、书法13幅；四、绘画21幅；五、玉器19幅；六、陶瓷26幅；七、建筑17幅；八、家具25幅；九、织物8幅；十、杂品13幅。集中收录了福开森的珍藏，附有精致的图版，每类作简洁明了的叙述。由当时的专家襄助而成，虽属概论性质，而连贯构成一部有头尾、综合的中国艺术史。
福开森，中文名福茂生，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城，自幼随家移居美国。1886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同年受美国美以美会派遣来中国传教。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建南洋公学，福开森受聘出任监院之职直至1902年，张元济即其属下。他除办教育外，于1899年接办《新闻报》，执掌该报30年，使其成为与《申报》齐名、在当时颇具影响的大报。民国初年，福开森曾先后被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等聘为总统府、总理府顾问。他是一位经历非凡，与中国关系非常密切的人。
《宋拓淳化阁帖》（泉州本），1919年珂罗版印。全称《泉州本淳化阁帖》，又名《泉帖》，宋时因刻于泉州而得名。这套《阁帖》共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法，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书法，五卷是诸家古法帖，六、七、八卷是王羲之书法，九、十卷是王献之书法。董其昌对《泉州帖》有评论：“《淳化》宫帖，宋时已如星凤，今海内只传一本，是周草窗家物，在项庶常所。秘阁之本甚多，世亦无复存。惟泉刻较祖本稍瘦，而摹镌特为潇洒有生气。”商务因得传本而精印之，使千年故物化身而出，而其原藏随后又秘于民间，近百年来取获悉香港中文大学藏泉州本三卷(卷六、七、八)何维朴签题“宋拓王右军书”，有王文治等跋，商务所用祖本已无从考矣，而近百年来习书者因得此刻本而临摹、学习，当拜此刊本之赐了。
《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天籁阁”是明代项子京斋名，后归太仓王奉常家藏。项子京为明代著名收藏家、鉴赏家。该册辗转入李宣龚手，便借给馆里影印。曲折的是宋人画册原迹差一点毁于“一二八”之役，因封锁在保险箱中而得遗存，但因火势逼灼，原迹的四缘呈些焦痕，尚无大碍，实为“硕果仅存”。
李拔可藏品丰富，尤喜藏伊秉绶书。其初，李本不知伊书之佳胜，一日，闽人某以伊秉绶及郭尚先字轴求售，黄蔼农适在旁，劝李购之，李心殊不欲，以碍于情面，斥五十金以易二轴，张之于壁。老友陈叔通至其家，见而大赏，谓墨卿之书得汉隶真传。李大喜，乃广事收购伊书，所藏精品达数百件，于是以所藏用珂罗版影印成册，陆续刊印有《墨盦集锦》二集（1933年）、《续集》一册，《墨巢藏宋人画册》（1935年）、《墨巢秘笈藏影》（1938年）等。李拔可作为商务的核心人物，又是收藏大家，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推动商务于1926年珂罗版印刷的《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此书收入宋人画《明妃出塞》、《文姬归汉》、《滕王阁》、《高僧观棋》等，另有元、明人之作，是20世纪初的第一本豪华画册。1957年，郑振铎曾指示重印此书。商务印书馆衔命特印本，国际书店发行，为赠送外宾之国礼。
《明清画家印鉴》(中德文)，王秀铨（季迁）、孔达合编，有吴湖帆、叶恭绰序言。王季迁是20世纪驰名世界的中国书画鉴定大师，因解放后长期在国外搜罗鉴定中国书画而罕为国人所知，更因鉴古论书之中绝而没有对其早年力作加以重视。此书是十分权威的艺术图鉴。1935年，王季迁与其师吴湖帆等获选为故宫博物院赴伦敦展览的审查委员，三年期间，他们成为第一批见到皇家珍贵的古代书画的民间人士，过目7000多幅，也确立了他们在中国书画鉴赏领域的地位。其间，他和德籍美术史学家维多利亚孔（Victoria Contag）拍下了故宫博物院和他们所能见到的私人藏画的印鉴，1940年他们合作编纂《明清画家印鉴》，16开精装，中德文对照。作为总集中国画家印谱的第一部书，辑录430位明清画家、23位宋元画家、65位明清收藏家的9000余枚印章，并对画家作简要介绍，可谓书画收藏、鉴定必备工具书之一。196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香港大学出版社重印。
余 论
商务印书馆艺术类出版的特点一是名作多，二是印制精美，三是大工程多，四是学术性强。这当然与其资源有关，成为迄今为止艺术类出版之典范，并不会因技术进步与时代更迭而褪色。
张元济编的《四部丛刊》删弃书画金石类文献，或是由于刘喜海等专门于斯，或是神州国光之《美术丛书》已囊括至尽，并不意味着他对此类文献的轻掷与放弃，更非漠视。仔细研究商务艺术类出版物，其搜罗之富，印刷之美，作品之珍，足可比肩《四部丛刊》等古籍校勘之传印。
纯艺术画册的出版不仅投入巨大，而且市场有限，不然神州国光社不会盘给陈铭枢，而陈铭枢在将神州国光社改造后却大获其利。商务印书馆没有因其投入过巨而放弃，相反，不仅坚持，而且将其放大，推出一系列大型艺术类项目，这些皇皇巨帙，精美无比。
商务印书馆不仅对传统名作重视，当时名画家结集之作如吴昌硕、黄宾虹等专集亦推出甚多。吴昌硕辛亥后定居上海，同年，日本出版了他第一本画册，国内1914年由商务出版《吴昌硕花吴昌硕先生花卉画册》，后又出版《吴缶庐画册》。
商务也十分重视艺术史研究学术著作出版。1930年1月《东方杂志》有《美术号》（中国画特刊）。1926年7月，出版了潘天寿编著的《中国绘画史》。1949年3月，胡适等编的《齐白石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又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傅抱石作品有《木刻的技术》、《中国绘画理论》等。
商务印书馆作为行业领头羊，在艺术出版领域殚精竭虑，充实和捍卫这一新兴业务领域的前卫风范，他们改进技术，引进人才，挖掘资源，以先进技术作用于这一领域的高端化、精品化发展。
诚如前论，商务艺术类资源开发，精品迭出，这与李拔可作为收藏家有关。如果说张元济校古籍，高梦旦编教科书，李拔可重视艺术则应该说他是这一门类的催生者。李拔可的藏品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和开发，拥有这样一大批富于收藏的艺术家以及与当时艺术精英的广泛联手，商务在艺术类出版领域不仅资源独占，而且迅猛发展。如今，所印所本的许多原作已经星散甚至毁失，但珂罗版、铜印本的再现，使这些艺术作品散布人间，尤为近几十年来翻印、重印者所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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