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新生机和希望

    2004年8月，我与王建朗研究员携手在复旦大学举办了“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学术讨论会，那是史学界第一次以北洋外交为主题的会议。会议聚集了研究北洋外交的海内外学者，也有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参加会议并提交了论文。在会后出版的论文集的“前言”中，我们写道：这些年轻人的“蓬勃朝气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本书的作者马建标就是当时参会的几名研究生之一，他提交了一篇关于国民外交的论文。四年后的2008年，他以北洋外交为研究主题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获得了复旦大学博士学位。又过了四年，马建标将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眼前的这本书。

    外交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吸引过众多的学者，出现过许多有影响的著作，曾经是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引领着史学研究的潮流。远的不说，就以复旦大学历史系而言，在我的老师辈中，汪熙先生主编了《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共出版了二十余本；陈匡时、李华兴老师合编了上下两卷共四册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姜义华、杨立强等老师撰写了《沙俄侵华史》，这些著作都在学界产生了影响。但也无可否认，近年来外交史在史学研究中已无先前的热闹景象，处于相对冷落的境地。其实就20世纪尤其是上半叶而言，外交或者说对外关系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以五四学生运动来说，不就是因为外交问题而引发的吗？因此，外交史是20世纪中国史的研究中不应该被冷落的领域，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来推进和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

    传统的外交史主要依据政府文件研究外交决策和重要的外交事件，视野通常仅限于政治外交，这样的研究路数已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不满足或不满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入江昭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倡导以国际史和文化史的视野讨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传统的政治外交史注入了新的活力。建标博士翻译过入江昭弟子徐国琦教授的著作《中国与大战》，对国际史的研究方法有贴近的了解，本书就是他以国际史研究的视野对20世纪前期中国外交史所做的探索。作为本书最早的读者，我认为这一探索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其一，将外交史与国内政治史的研究较好地结合起来。中国进入20世纪后，外交与国内政治已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了。正如民初在袁世凯总统府任秘书的张一麐所说：“八国联军之后，一切内政无不牵及外交”（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反之亦然，一切外交无不牵动内政。但在史学研究中，所谓专业的畛域还是非常分明。治外交史者通常只将国内政治作为一个背景，很少深究国内政治与外交间的互动。而治政治史者同样如此，只不过背景换成了外交。本书作者则有意识地将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力图展现出民国初年外交与内政间复杂互动的实相。如第七章以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两位国民代表余日章和蒋梦麟为聚焦点，先是剖析北京政府、广州政府和上海中间势力等不同力量之间围绕国民代表的选定所展开的政治博弈，继而揭示余、蒋两人以国民代表身份参与华会外交，对中国政府代表团施加的压力及对华会进行产生的影响，然后探讨余、蒋以现代通讯手段电报向国内通报华会情况及在梁士诒内阁倒台风潮中的作用。在这里，华盛顿会议不再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外交问题来研究，卷入其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对国内政治的不同考量，以及它们间的博弈对中国在华会上外交的影响都被纳入研究的视野，内政与外交是实实在在互相牵动的。这样的研究就超越了单纯的外交史和政治史。

    其二，重视舆论在外交和国内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并对此开展实证研究。将舆论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引入对外关系的研究是国际史研究的主要特征。在本书中，对舆论的关注并深入细致地分析其与外交和内政的关系贯穿于每一章中，显示了作者对此高度的自觉。书中对民初政府的国际宣传、派系政治与舆论宣传（或曰制造民意）、外交交涉与公众舆论都有翔实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第四、第六两章从谣言的角度切入，剖析舆论与外交和内政间的复杂关系。民国成立后十年间，外交危机不断，政界局势动荡，由此造成社会心理不稳定，一遇风吹草动，谣言就如野火般蔓延。作者对谣言的发生、传播的研究为理解这一段历史提供了新的内容。

    上述两点之外，本书在材料的运用上也有自己的特点。除了外交史研究通常对档案资料的重视，作者还花了很大的精力从当时的报刊中去爬梳史料。这一时期外交与内政间的互动错综复杂，尤其是不少派系活动和幕后交易，光凭档案资料是难以了解的。而有着不同消息来源和不同政治背景的众多报刊，则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这就使本书的历史叙述有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也是在资料的运用方面，本书还有可提升的空间。以国际史的视野做研究，十分强调多国史料的运用。本书对日文资料的使用就相对偏弱一些，而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问题都与日本相关，因此日文资料尤为重要。以梁士诒内阁倒台一事来说，与日本就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在剖析这一事件时却没能足够地使用日本方面的资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近些年建标花了不少时间在学日语，这表明他已意识到这一问题。我希望他今后能发掘出相关的日文资料，对梁阁倒台做更透彻的剖析。

    建标是一个有志于史学研究并充满学术激情的年轻学者。他在复旦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受到近史所许多学者的指教，进一步拓宽了学术视野。我祝愿他在史学研究中不断进步。

    《冲破旧秩序——中国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1912－1922）》，马建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