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残留在我们内心的精神遗存

    在每天的凌晨三点，准时醒来。在盥洗间洗过脸，坐到电脑前，调出排列好的文档，在电流轻微的喧响中敲击键盘。这是我多年来的写作方式。我的位于四层楼的写作间是安静的，居所中其余的房间也是安静的，盥洗室、厨房、卧室、书房，都是安静的。窗外的夜空和夜空之下城堡般的楼群是安静的。万物寂静，万物在寂静中生长运行。那时偶尔向窗外望去，会见到夜色幽暗深邃的微光。我说我是夜醒者，习惯独享这寂静幽暗的时光。

    在消逝的2010年，很多个黎明就是这么过去的。

    白天我会工作，写作跟新闻职业相关的文字。也会出去做访问，去各样的新闻现场。

    与公共性的白天比较，我更喜欢个人化的夜晚。在无数个这样的时刻，当外部世界置于幽暗和寂静，我内心的声音会响起来，那是寂静中的喧响，它们是人的灵魂之音——它们讲述、感知、体验和回忆。它们游走、迁移、漂流、离散。10年的媒体职业经历为我积攒了数百盒的访问录音磁带。它们是机械时代的产物。微型索尼磁带被我放置在工艺盒里，这是10年我访问过的各业杰出人士的声音，各行普通却个性独特的人的声音。它们永久地储存在微型磁带里，只要我想听到随时可以听到。这部书就是这些声音的凝聚，这些行迹的汇集。我给它们每个声部都作了命名：唐卡、阮郎、陆游，费虹，包括周美青。

    还有声部没有命名，在这部书里偶尔你能看到掠过的面影和闪烁的呓语。 

    在这一年里我就是这么过的——跟它们在一起，这些声音活在我内心里。

    像一个专业考古者，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开掘、倾听、辨析和呈现。同时清理出不同命运轨迹所划出的时代和社会的刻痕。我欣赏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说写作是抵抗遗忘的方式。我想，如果不把这些文字写下来，那些回响在内心里的声音，闪现在内心里的行迹可能就消逝了。是书写使它们汇集，使它们重现和复活。克里玛还有一个说法:“写作是一个人可能仍然成为个人的最后场所。许多有创造性的人实际上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作家”。我喜欢这句话。

    我愿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当我们的社会尚在禁锢之中，个人姿态也是保全自由的有效方式。在一个高度体制化的社会高度物质化的时代，写作会将你抛掷到幽暗的边缘之处。但那是我喜欢的位置。“边缘是他们的工作空间，这对他们的存在来说比其他区域更加重要。必须保持自己的边缘性，获取各种资源，充分利用自己的损失，成就自身独特的抱负。”这是美籍华文作家哈金《在他乡写作》之中表达的思想，我与这思想心意相合。

    就个人而言，书写是我热爱的行为。自由地思想，独立地表达，有尊严的生活，在我看来都是让我获得幸福感的元素。身处这样的书写中，时光流逝的时候会让我有安详而美好的感觉。当世界破败或者凋零时，我愿意自己的余生在安详和美好中度过。

    人皆有定命，各有因果。我祈望自己在世间有安详度日的能量和定力。

    我一直以为人有私密与公共的双重属性，就像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

    罗伯·格里耶说：“作为时代的挑战者，我历来只谈自己，不及其他”。帕慕克说：“我们在谈论自己的时候，也在讨论所有人。”我心仪他们两个人的状态和世界观。

    2003年3月20日，一场战争如飓风狂飙席卷距离我们遥远的一个国度，电视媒介把战争的残酷景象用直播的方式直接呈现在世界面前。那段时间作为新闻记者，我一直在关注这场战争，也关注这场战争的媒介传播。我报道美国CＮＮ和福克斯新闻网是如何报道这场战争的，报道香港凤凰卫视的战地记者如何突破封锁冒着枪林弹雨穿行在新闻现场，报道那些在加沙、在耶路撒冷、在喀布尔、在巴格达冒着导弹袭击的危险，冒着人肉炸弹袭击的危险穿行在新闻现场的新闻人，我看战争中的他们和他们眼中的战争。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看到的真实战争，远在天外，近在眼前。

    美国攻击伊拉克。乔治·布什对决萨达姆·侯赛因。开战的理由后来被证明是一个谎言，开战有可能就是因为相互之间的仇怨，是征服和攫取的欲望，由独裁专断刚愎自用的政治人物开动的战争机器瞬间就摧毁了一个美丽的具有异质文化的国家。透过即时更新的电视新闻画面，我们看到呼啸的飞弹，照耀夜空的电光，精确制导导弹准确命中它想要打击的目标。牺牲的军人，仓惶奔逃的难民，死亡、伤痛、哭泣、哀嚎、绝望、愤怒，这些人和表情被直播的电视摄入镜头在世界迅速传播。抗议，全球性的抗议；反战，世界性的反战浪潮，都没能阻止战争的爆发，没能阻止战争的停止。战争发动者以冷酷的意志把一场基于谎言开始的战争进行到底。

    战争距离我们很远。但是因为大规模的杀戮和没有理由的死亡，我相信它是严重影响当代生活，严重影响到我们内心的一个事件。

    那时候作为新闻记者，我看到了欧洲著名知识分子坚定的反战立场。爱德华·萨义德、诺姆·乔姆斯基、苏珊·桑塔格、冯尼古特、安伯托·艾柯、哈罗德·品特，他们在战事来临的时候走上街头，或者撰文，或者演讲，严厉批评战争发动者以及战争联盟对一个弱小国家的侵略，批评战争机器对无辜生命的屠杀。我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堂，采访并倾听意大利著名作家艾柯具有强烈反战立场的演讲，在斯德格尔摩的瑞典学院会议厅倾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的反战演说的MV。他们思想深刻，言辞犀利，他们站在人文主义立场，表现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对国际公共事务的积极介入，他们抨击暴虐，守护正义；他们批评强权，捍卫公理。我以为这是世界最具良知的声音，它们的存在让人看到这个世界还没有被强权的铁蹄完全践踏，人类正义的良心还在坚强地跳动。

    一切就从这里开始。

    “我想要的只是真相/只要给我一点真相。”

    20世纪70年代，比耶酥更流行的约翰·列侬，对着万千听众唱出著名的披头士之歌《给我一点真相》。那时的约翰·列侬反战，叛逆，用激情和摇滚音乐探究他所处的时代生活，探究他所处的时代生活真相。在写作《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时，约翰·列侬的形象是反复出现的。他的自由精神，他的反战立场，成为一种精神遗产曾经长养过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群，那时也滋养丰富着我的头脑和心灵。看过约翰·列侬的传记电影，看他在他的时代经历的时代的风云，社会的变革。我试图借助约翰·列侬悲悯仁爱的眼睛，看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纪的战火和杀戮。

    包括以变革或革命的名义输出的战争和杀戮。这是我们在新千年之后不断看到的世界图景。

    “我想要的只是真相，只要给我一点真相。”这也是这部书里的主人公陆游的要求。

    作为具有独立精神的公民，陆游把自己看作是人类的信使，他阅历也经受过现实的苦难、祸患与困境。他所见的生活与周遭的人所见的生活是不同的生活，即：敞开的真实与屏蔽的真相。他是被真相摧毁，也被真相戕害的人。他逃离谎言遍布的世界，也自绝于这个世界。

    2010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我让自己进入陆游的内心，也进入他朋友们的内心。

    阮郎、唐卡、周美青、费虹。他们的内心的深水里有他们生活的倒影。

    同时我让自己踏上一次旅途，乘坐一趟列车。那是开往马德里阿托查火车站的列车。

    我跟随唐卡、陆游和阮郎进入他们的生活，同时也进入这个时代的生活。

    那是死亡的列车。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同在旅途，同在一趟列车。

    跟随这趟开往恐怖和死亡的列车，我同时进入2002年至2012年的时代生活。

    这是新千年的第一个10年。现实生活如同色泽斑驳的流水在我们周围漫溢。

    静水深流，在高调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盛嚣尘上的时候，冷漠和市侩哲学也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涌荡的暗流。面对不义时的习惯性沉默，面对强权横行时抗议的缺席就是人们的现实脸谱。我相信在今天很多人已经遗忘当初战火燃起，导弹倾泻时带给他们内心的颤栗和震撼。发生在一个遥远国家的侵略和杀戮本就和我们无关。时间会洗去所有的铅华，消除所有的褶皱如同阵风吹过。但是作为个人，我看见自己内心的遗存和精神上残留的印记。

    中国文学对当代性是回避的。生活在当下现实中的作家们写作的思想和目光投向的是前朝和往昔。现实性在作家的创作中，在文学的生产中基本缺席。

    这当然不是我关心的。我关心的是个人所观测和体察到的时代生活。

    那些已经随着时间消散，已经被人遗忘的时代生活。

    那些残留在我们内心的精神遗存。

    写作是对自身的注视和开掘，也是对外部世界的省察和勘探。

    长篇小说《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就是一次开掘和勘探的结果。

    如果要自我鉴定的话，我说这是一部关于人的精神疑难和现实困境的书。    

    作为对逝去的时光的怀念，我以为这部书的写作是个人对两个时代的眺望。

    上世纪60年代和新千年。我以为它们是对比强烈的两个时代。战争、地区冲突、社会动荡、经济危机，灾难和祸患都在这两个时代纷繁出现。上世纪60年代是激情的年代，反叛的年代，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那时的人们（除了中国人），激情丰沛，生活自由，个性解放。我们可以寻找出来的偶像是约翰·列侬、鲍勃·迪伦、切·格瓦拉、萨特、加缪、马丁·路德金。

    与上世纪60年代相比，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物质和消费主义盛行，在繁华扩张的世界图景之下人的心灵和精神空间逼仄。维护稳定成为社会高压利器，人的眼界向下，生存成为进取和攫获的惟一动力。与上世纪60年代比，我们的时代更加严峻。除了精神的沙化，它比以往的时代多出一个更加凶险的词语：恐怖主义。在这个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恐怖无所不在。

    恐怖的血腥和哀伤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个时代的生活。

    那时候我们看清楚身处的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以为这部书也是我个人的情感史。我写出了个人对某个时代的怀念和对某个时代的伤悼。

    我也写出了我的所爱——人应该怎样才可以为人。一个世道应该如何才可以被称为好的世道。一个社会应该怎样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好社会。还有，一个国家应该怎样才称得上是一个好国家。我曾经为这部书取名为《我们的乌托邦》，但是考虑到社会的物质化世俗化倾向放弃了。

    美国作家卡波特说：“一个作家写的一切都是具有自传性的。”这个从《纽约客》出道的作家特立独行早年用令人生畏的热情写作，小小年纪就变得强韧，逆流而上。他说：“你应当让自己在抵挡各种意见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坚强。”

    我不同意“人要抵挡各种意见”。我愿意让自己“在人世的逆流中训练坚强的意志”。

    在写作这部书的时候，我的独立还在雾中。当它完成繁复的出版过程与我的读者见面的时候，我已经结束了只用来谋生的新闻职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独立。

    我的心跟随自由的意志而行。我以为又一次掘开了人身幸福的源泉。

    （《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夏榆著，北京十月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