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本有毒是对社会良知拷问

    昨天，本市中小学开学，新学期到来，作业本、笔记本又开始热销。纸面白净，看起来细腻光滑的作业本，是不是更好？本报记者在市场购买了6种常见品牌的作业本、笔记本进行比较试验发现，5种含荧光剂，只有一种作业本没有检出荧光剂。专家认为，荧光剂中的二苯结构存在毒性风险，应尽量避免接触。据了解，目前本市尚无相关标准出台。(见2月26日《法制晚报》)

    杂文家李承鹏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这一生，我们都是神农的后裔》，是对时下频现的食品安全事故的讽刺，然而，孩子们的学习用品和校服也难逃有毒素裹挟，从上海毒校服事件到作业本和笔记本爆出含荧光增白剂，几天的时间不禁令人大呼，还有什么是安全的？连祖国的花朵都沉溺在有毒的泥潭中，这究竟是监管体制的老眼昏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商家赚取昧心钱的无德呢？这不是无解的难题，而是对社会制度与社会良知的拷问。

    在美国，食品和玩具的回收令和禁止令时常可见，比如，一种冰激凌的回收令中解释，该产品含有花生，而商品标签中没有说明，对花生敏感的人使用后会产生不良反应，所以该厂家对冰激凌进行统一回收；而儿童手机仅仅因为“手机盖上的金属别针可能脱落，儿童如果吞咽会有窒息的危险”，该厂商收到54起别针脱落的报告，不得不将同型号手机收回。相比之下，我们国家的孩子可没有这么幸运，一个吹毛求疵的细节问题，企业便会摊上大事儿了，这种高度责任感令人羡慕。

    每一起有毒事件都会掀起民众的宣泄和抱怨，当然也会倒逼相关部门的一连串查处和整改，但是，这种执政态度永远跟不上社会发展进程，可以说是懒政和权力臃肿的体现。当类似事件如同家常便饭，当群众从有毒事件中补上了化学元素表，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不仅会滑坡，最重要的是影响到个体生命的健康，没有了健康，什么基尼指数、清廉指数、GDP、幸福指数统统都是浮云。

    眼下当务之急，相关部门理应转换理念，创新管理和监管思路，创建食品安全信息通报制度，以食品安全问题为基点，逐渐拓展到儿童用品、学习文具、生活用品、保健品等各个方面，细化法律规则，提高惩罚成本，推出问责制和罢免制，形成制度的双重保障，以为群众带去严谨而有力的保护网络，从根源遏制此类有毒事件的发生。

    有句话说的好，法律不仅保护企业追逐利益的自由，也保护消费者不受侵害的自由。这既是法律尊严和权威的镜像，也是捍卫公民权利的体现。上海毒校服事件发生后，有小学生神回复，表示学习上不去是因为毒校服，这与其说是他们的调侃，不如说是对教育和社会的质问。对此，每一个人都应有所反思，我们该拿什么保护孩子呢？很多时候，孩子并不是输在起跑线上，而是栽倒了人为制造的有毒泥潭中。

    山东省济南市   钟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