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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数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58年他凭借《日瓦戈医生》终于实至名归, 摘取了皇冠上的钻石——诺贝尔文学奖。然而皇冠即荆冠,他的获奖之路布满荆棘。他被迫发表声明拒绝领奖。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的寓所弥留之际，说了这样一句话：“认真地彻底死去。”
1989年,在他抑郁而终后的第31年, 帕斯捷尔纳克被瑞典科学院和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追授了在生前被剥夺了的幸福与荣誉。一首大提琴独奏曲“萨拉班达”如泣如诉地哀吟着“喧嚣声已沉寂 我走上前台 身靠门框 留神地细听 我要从往事的余音之中 揣度出我今后半生的历程。”
塞翁得马，焉知非祸？
1958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终于摘取了皇冠上的钻石——诺贝尔文学奖。然而正如法国谚语所说，皇冠是荆冠。这颗钻石沉甸甸地压得帕斯捷尔纳克几乎喘不过气来。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叶夫根尼·帕斯捷尔纳克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诺贝尔奖风波》一文中，讲述了他父亲一波三折的获奖经过：
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金的呼声始于战后的头几年。据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现任主席拉尔斯·吉伦斯顿说，从1946年起至1950年，每年都曾把帕斯捷尔纳克作为候选人来讨论。1957年再次提名，1958年决定授奖。帕斯捷尔纳克是根据日益加剧的国内批评而间接得知这些情况的。为了摆脱自己因在欧洲享有盛名而遭到的直接威胁，他有时也不得不做一做自我辩白：“根据作家协会提供的材料，西方的某些文学团体对我的工作给予了不应有的评价。我所做的工作微不足道，且无甚成效，因而该评价是不合适的……”
1954年秋，奥莉加·弗赖登贝格从列宁格勒来信问他：“我们这儿传闻你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真的吗？要不，又怎么会有这种传闻呢？”“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传闻，”帕斯捷尔纳克回答她说，“我是最后一个听说的。我知道得比大家都要晚，是从第三者那儿得知的……与其说我期望，还不如说我担心这一流言会成为事实。尽管这一获奖伴有诱人的、必不可少的领奖之行，飞入更广阔的世界，交流思想，——因为我不能够按惯例像一个普通的上发条的木偶那样按部就班地去进行那一旅行。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有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可别让这一切给弄糟了。要知道，这可是巴比伦之囚啊。看来是上帝垂怜——这一危险终于过去了。显然我曾明确被提名为候选人并拥有许多人支持。比利时、法国和联邦德国的报刊上都曾谈及此事。人们看到、读到那些消息，也就谈论开来。后来人们从BBC电台听说（我把我所听到的在此如实转述）：似乎本来是我被提名，但有人考虑到当时的世情，便请求提名机构同意让肖洛霍夫替换我作候选人。委员会否决了该项请求后，提名海明威为候选人，也许奖金会授给他……”（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果然一如帕斯捷尔纳克所言，授予了海明威。）
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于一年后完稿。其法文译本颇受1957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艾伯特·加缪的喜欢。他在瑞典科学院的讲演中以赞许的口气谈到了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因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而被授予诺贝尔奖金。帕斯捷尔纳克收到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秘书安德斯·埃斯特林拍来的电报后，于1958年10月23日答复道：“非常感谢、欣喜、自豪、诚惶诚恐。”
然而第二天一早，康·费定突然登门。他没有向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女主人打招呼，便径直上楼进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书房。费定以将在各报刊上整治他相要挟，威逼帕斯捷尔纳克立即抗议性地拒绝领奖。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没有什么能迫使他拒绝接受已决定授予他的这一荣誉，况且他已经答应了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不能让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骗子。他还断然拒绝与费定一同去其别墅会见等在那儿准备向他作解释的中央委员会文化处处长波利卡尔波夫。
在那些天里，我们每天都去佩列杰尔基诺。父母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节奏，继续工作着。当时他正在翻译斯洛伐茨基的《玛丽亚·斯图尔特》。他很开朗，也不看报纸，还说为享受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荣誉，他准备承受任何损失……
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西方政界、文化界及各通讯社、新闻报刊，蜂拥而起予以热捧，进行了大量政治性宣传，把《日瓦戈医生》一书的问世，称作是“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日瓦戈医生》原本确实是一本“关于人类灵魂的纯洁和尊贵的小说”，但冷战时期这种具有浓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思维模式，硬是把帕斯捷尔纳克强行推上了政治舞台。
迫于政治压力，帕斯捷尔纳克只得出面为自己辩解：“从700多页书中仅仅引用那么三页”，就武断认为“这是一部惊人的小说”，是“揭露出专制王国铁幕”的“杰作”，这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
西方的热捧等于给帕斯捷尔纳克帮了倒忙，使苏联当局大为恼火。
叶夫根尼·帕斯捷尔纳克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诺贝尔奖风波》一文中，对开除他父亲的会籍一事作了这样的记述：
他给作家协会主席团写了一封信。然而在开会时却并未宣读他那封信，反而根据马尔科夫的报告把他开除出作家协会了。我们曾多次试图从作家协会的档案资料中找出那封信来，但始终未能找到，也许是被销毁了。……父亲谈起过那封信的内容。该信包括22个要点，我记得其中有这样的话：
“我认为，作为一个苏联人，我仍可以写《日瓦戈医生》。再说，该书完稿之时，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不只是为了面包》已获出版，那给人造成了一种解冻的印象。我把小说交给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出版社，并期望经过书刊检查后的版本能够在莫斯科问世。我同意修改所有不被接受之处。我认为一个苏联作家的才能要比其实际表现出来的才能更大。我把小说原样交出，希望能得到批评界友善的指教。”
“没有什么能迫使我放弃授予我一个生活在俄罗斯，从而也就是苏联人的现代作家的荣誉。不过，诺贝尔奖金我打算交给保卫和平委员会。”
一种自尊、独立的立场使帕斯捷尔纳克顶住了报刊发起的各种侮辱、威胁和咒骂……
帕斯捷尔纳克还试图做最后的抗争。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不识时务，政治压力在加剧。
1958年11月4日，塔斯社受权声明，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到瑞典领奖后不再回国，苏联政府决不追究，实际上是发出了“驱逐令”的威胁。迫于这种形势，帕斯捷尔纳克于12月29日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并致电瑞典科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
然而，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迫害并没有因为他拒绝了诺贝尔奖而中止。薛忆沩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诺贝尔奖危机》一文中，对此后事态的发展作了记述：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被“自愿”放弃了诺贝尔文学奖励。在他发出谢绝电报的当天，《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由六位苏联科学院院士署名的文章。文章高度赞扬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三位苏联科学家，认为这是客观公正的选择。而同时，文章再次严厉谴责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认为将它授予这些科学家的同胞却充满了政治上的偏见和图谋。
自杀性的谢绝让帕斯捷尔纳克痛苦不堪。他马上想到了20世纪上半叶苦难的俄罗斯文学史上那些著名的前车之鉴，也想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痛苦。但是，他的祖国认为，作家用这种“快捷方式”来终结自己的痛苦等于是“从背后”再给苏维埃政权一刀。“有关方面”运筹帷幄，巧妙地利用帕斯捷尔纳克最亲近的人，制止了他对祖国的另一次“行刺”。
而同时，不允许他走上绝路的祖国对他还有更进一步的要求。他最亲近的人带来了针对他的“最高指示”：仅仅放弃诺贝尔文学奖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向祖国和人民公开悔过。很快，一份由组织上代写的“悔过书”摆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眼前。他无法接受其中那些“自我”诋毁的文字，拒绝在上面签字。而接踵而至的第二份“悔过书”更具侮辱性。帕斯捷尔纳克却不得不在那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因为这时候，苏联作家联盟已经“一致通过”给苏维埃最高法院的请愿信，吁请执法机关剥夺他的公民权，将他立即驱逐出境。刚刚谢绝了殊荣的作家已经别无选择。他的“悔过书”于11月5日在《真理报》上发表。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反而使帕斯捷尔纳克因福获祸。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为自己的谢绝和悔过而痛苦难当。
作家是背负“债务”的人生行走
蒋建文在《个人对时代的承担》一文中，对帕斯捷尔纳克创作《日瓦戈医生》一书的动机做了这样的描述：
就在逝世前的4个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时刻感到自己在同时代人面前负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是偿还债务的试图。当我慢慢写作时，还债的感觉一直充满我的心房……我认为有责任用小说讲述我们的时代——那是遥远的过去，但它仍浮现在我们眼前，时间不等人，我想把过去写进《日瓦戈医生》之中……
历史造就了许多的阴差阳错，帕斯捷尔纳克把时代铸就的错当成个人“债务”，主动以个人的肩膀承担下来。……他没有媾和于黑暗的年代，主动承担说到底是点燃人道主义的光芒，承担意味着道歉，把时代铸就的苦难“自作多情”地向历史和人们道歉；承担意味着坚守，坚守正义良知道德；承担意味着支撑，支撑着黑暗时代的光明，尽管自己发出的光可能只是角落里的萤火虫。
1945年5月，帕斯捷尔纳克55岁，那一年他的父亲在英国去世。骤然间，帕斯捷尔纳克有了生命的紧迫感。那年年底，帕斯捷尔纳克开始构思并创作他称之为“我生存的目的”的《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越来越觉得以诗歌和散文的形式，已经无法充分表达他半个世纪以来对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的感受，只有通过写一部史诗才能完成。他说：“我一直想写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它就像一次爆炸，我可以在爆炸中把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和懂得的所有奇妙的东西都喷发出来。”
身边众多知识分子的命运，成为帕斯捷尔纳克创作《日瓦戈医生》的最初冲动。这是还清人生的“债务”！这是身上所担负的“责任”。
帕斯捷尔纳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唯一能够支配的事是使发自内心的生命之音不要走调。”
十年磨一剑，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写出了忠实记载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真相的经典名著《日瓦戈医生》。
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一书写成后，他首先把手稿寄给《新世界》杂志社。这是苏联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可见他当时并不认为这本书有什么问题。可是，《新世界》编辑部把手稿退给帕斯捷尔纳克，并附了一封由当年苏联作协领导西蒙诺夫、费定等人签发的严厉谴责的信：“你的小说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小说中表明作者一系列反动观点，即对我国的看法，首先是对十月革命之后头十年的看法，说明十月革命是个错误，支持十月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一场无可挽回的灾难，而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这无异于当头一棒，打得帕斯捷尔纳克晕头转向。
苏联作协领导对帕斯捷尔纳克的看法，有着许多难以言说的潜台词。蓝英年在《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红颜知己》一文中，说了这样一番话：
帕斯捷尔纳克在西方的影响超过苏联国内许多走红的作家。这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师多次荣获斯大林奖金，他们的作品选入中学文学课本，他们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可国外却没人听说过他们，但欧洲文化界都知道苏联有个帕斯捷尔纳克。自1945年至1957年，他十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必然招致作协领导人的嫉妒。他们想出种种压制帕斯捷尔纳克的办法，不发表他的作品，迫使他向他们靠拢、低头。帕斯捷尔纳克并未屈服，见诗作无处发表，便译书维持生计。他所翻译的《哈姆雷特》和《浮士德》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威望反而增高。为制服帕斯捷尔纳克，1947年，苏联莎士比亚研究者斯米尔诺夫对他的译文横加挑剔，致使已经排版的两卷译文无法出版。同年3月，作协书记苏尔科夫在《文化与生活》杂志上发表《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一文，指责帕斯捷尔纳克视野狭窄，内心空虚，孤芳自赏，未能反映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旋律。
“功夫在诗外”，在意识形态幌子的遮蔽下，有着见不得阳光的人性丑陋。帕斯捷尔纳克做了在国内出版的努力和尝试，他将书稿送给了《新世界》杂志主编西蒙诺夫，《旗》杂志主编科热夫尼柯夫和国家文学出版局。《新世界》编辑部和《文学莫斯科》丛书编委会都拒绝了刊登《日瓦戈医生》。《新世界》编委们给帕斯捷尔纳克复信指出，由于小说对于俄国知识分子中大部分人和人民一起投身革命的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因此该杂志不可能刊出小说。
1956年5月，在长久拖延和眼见在俄罗斯出版小说前景无望的情况下，帕斯捷尔纳克将手稿转交给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希望在西方出版。但三个月后，帕斯捷尔纳克又有些后怕，因为当时苏联的背景，这种把书交给西方出版的现象，被看作是在“为敌人提供反苏的炮弹”。在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冷战时期，“西方即敌人”的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叶夫根尼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诺贝尔奖风波》一文中，还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当帕斯捷尔纳克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发出“拒绝领奖”的电报后，同时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发了一份电报：“我已拒绝领奖，请恢复伊文斯卡娅的工作。”
帕斯捷尔纳克为了悍卫荣誉，可以不畏惧死亡和流放，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当这一切将牵连到心上人伊文斯卡娅同遭迫害时，帕斯捷尔纳克退缩了。
1946年，帕斯捷尔纳克在西蒙诺夫主编的文学杂志《新世界》编辑部里结识了伊文斯卡娅。伊文斯卡娅是编辑还是西蒙诺夫的秘书，说法不一。帕斯捷尔纳克一直是伊文斯卡娅热爱的诗人、崇拜的偶像。她亲眼见到他激动不已。帕斯捷尔纳克也被伊文斯卡娅超尘拔俗的美貌所震撼。两人目光一接触便激起心灵的火花。后来，帕斯捷尔纳克便以她为原型塑造拉拉，把伊文斯卡娅的经历也写入这个形象。帕斯捷尔纳克同伊文斯卡娅在《新世界》编辑部的邂逅，改变了他们两人的命运，使伊文斯卡娅历尽磨难，把帕斯捷尔纳克过早地送入坟墓。1946年伊文斯卡娅34岁，帕斯捷尔纳克56岁，但年龄的差异并未阻碍他们相爱。
作协为了教训帕斯捷尔纳克，阻止他写《日瓦戈医生》，想出一个狠毒的办法，1949年10月逮捕了伊文斯卡娅，罪名是她伙同《星火画报》副主编奥西波夫伪造委托书。帕斯捷尔纳克明白伊文斯卡娅与此事无关，逮捕她的目的是为了恫吓自己，迫使他放弃《日瓦戈医生》的创作。他无力拯救自己心爱的人，除悲愤和思念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小说写作中。他被传唤到警察局，民警把从伊文斯卡娅家中抄出的他的诗集退还给他。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取，声明诗集是赠给伊文斯卡娅的，已不属于他，应归还原主。帕斯捷尔纳克的倔强态度使监狱里的伊文斯卡娅受罪更大。审讯员发现她怀有身孕，不再审讯她，把她送入波季马劳改营。她同其他女劳改犯用铁镐刨地时流产了，这是她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孩子。伊文斯卡娅在劳改营里关了5年，1953年才被释放……
帕斯捷尔纳克见到伊文斯卡娅后惊喜万分，劳改非但未摧毁她的精神，也未改变她的容颜，依然楚楚动人。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伊文斯卡娅不仅是帕斯捷尔纳克温柔的情人，还是他事业的坚决支持者。从此，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切出版事宜皆由伊文斯卡娅承担。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奈豪斯无法胜任的。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两个女人的态度同日瓦戈医生对妻子东尼娅和拉拉的态度一样，对妻子深感内疚，下不了决心同她离异，因此也无法同伊文斯卡娅正式结合。
迟到30年的诺贝尔授奖仪式
“《日瓦戈医生》事件”发生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这是一段“乍暖还寒”的大转型之际，既出现了“解冻”的迹象，又有着“倒春寒”的回潮趋向。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次搞到一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父亲读了很久：铅字很小，字迹不清，纸又薄得几乎跟卷烟纸一样。有一次散步的时候，父亲对我说，我们不该禁这本书的。当时我本该亲自读读，书中没有一点反苏的东西。”
帕斯捷尔纳克在苏联的遭遇，激起了世界范围内有良知的作家们的同情和愤怒，那段时间的外国报刊有许多报道：
在里约热内卢，巴西的小说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若热·亚马多表示，把帕斯捷尔纳克从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出来，说明公式化、概念化、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分子在苏联仍然占有优势，他们企图阻碍文学创作，只许一家独鸣，就像在斯大林时代一样。他还说：“如果没有各家共鸣，文学艺术就不能发展。”
法兰西学院院士、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发表声明说：“听到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受到惩处，我感到愤怒。无论如何，我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这个决定，不要阻止帕斯捷尔纳克到斯德哥尔摩去，因为他的作品能使俄国永远获得荣誉，并且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今天的俄国。”
另一位法国作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说：“《日瓦戈医生》这一伟大的著作是一本充满了爱的书，并不是反苏的。它并不对任何一方不利，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俄国只要记住这次诺贝尔奖金是授予了一个在苏维埃社会里生活和工作的、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这样一件事就行了。”
英国作家托·斯·艾略特、格·格林、奥·赫胥黎、罗素、毛姆、普里斯特利、福斯特、韦斯特等人，联名拍了电报给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要求他保证不使帕斯捷尔纳克受迫害。电文中说：“我们深切地关怀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帕斯捷尔纳克的命运。我们认为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是一个动人的个人经历的见证而不是一本政治文件。”电文最后要求不要使“这位为整个文明世界所尊敬的作家”受害，并说这样会“玷污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
1987年3月，苏联作协秘书处宣布撤销1958年关于开除作家、诗人、翻译家帕斯捷尔纳克作协会员的决定。据《莫斯科新闻》披露，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决定完全是由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失误造成的。赫本人并未读过《日瓦戈医生》，偏听偏信铸成了这宗冤案。当时文坛上某些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妒忌，歪曲事实地摘录出这部小说的一些片断，偷偷地塞给赫鲁晓夫。正是这些阴谋家，唆使赫作出了这一决定。一部抒情小说成了政治恶魔（以上均转引自汪介之《帕斯捷尔纳克与中国知识者的精神关联》一文）。
1990年是诗人诞辰1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这年为帕斯捷尔纳克年。
叶夫根尼·帕斯捷尔纳克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诺贝尔奖风波》一文中，记叙了事隔30年后，儿子代表父亲到斯德哥尔摩领奖的情形：
许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已到了父母1958年时那样的年纪。就在父母从1914年至1938年居住地旁边的造型艺术博物馆里，“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界”展览开幕了，时间是1989年12月1日。瑞典大使伯纳先生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证书带到了展览会上。纪念品决定在瑞典科学院和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为1989年获奖者举行的招待会上隆重交付。伯纳先生认为我应该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取这一奖品。
12月9日，在有各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瑞典大使和苏联大使以及众多宾客出席的瑞典科学院的隆重的招待会上，科学院常任秘书斯托勒·艾伦教授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诺贝尔奖纪念品交给了我。他宣读了父母于1958年10月23日和29日所拍发的两封电报后说，瑞典科学院确认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奖是出于被迫，现于31年后将其纪念品交给他的儿子，并对该获奖者已不在人世表示遗憾。他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我作了答谢发言。我感谢瑞典科学院和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所做出的这一决定，并说：我领取诺贝尔奖的这一荣誉时悲喜交集。诺贝尔奖本应把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从孤独和遭迫害的境况中解救出来，可结果却导致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半的时间里饱受新的苦痛与磨难。他被迫拒绝领奖和在交给他的致政府的信上署名是一种公然的强暴行为，它折磨着帕斯捷尔纳克直至其生命终止。他生性廉洁，对金钱毫不在乎，可非常珍视在他去世之后的现在才终于获得了的这一荣誉。我愿意相信，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并已促使今天的事件成为可能的良好变化，确实能使人类像我父亲所期望并为之而工作的那样和平、自由地相处。
12月10日举行的隆重的1989年诺贝尔奖金授奖仪式，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莎士比亚和他的“哈姆雷特”。我觉得我已经明白了莎士比亚为什么会为该剧选配斯堪的纳维亚的场景。简短、庄重的发言和奏乐一个接着一个，礼炮轰鸣，国歌高奏，满场是穿着古老的礼服的人们……
在这个令人大开眼界、大饱耳福的盛会上，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出现在宽阔楼梯的平台上却是令人沉闷、压抑、悲从心起的一幕。他在作表演之前先讲了如下的话语：“国王和王后陛下、尊敬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女士们先生们：在这个美好的大喜日子里，我想提请你们注意伟大的俄罗斯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他在生前被剥夺了领取诺贝尔奖并享受该获奖者的幸福与荣誉的权利。请允许我以其同胞和俄罗斯音乐使者的身份为你们演奏巴赫D小调组曲中的‘萨拉班达’大提琴独奏曲。”
大提琴用哈姆雷特在克劳狄斯酒宴上的独白那种悲怆的音调哀吟着，巴赫那深不可测的乐曲之中流露出痛苦的客西马尼情调：
喧嚣声已沉寂。我走上前台
身靠门框，留神地细听
我要从往事的余音之中
揣度出我今后半生的历程
在这一历史性时刻，用大提琴奏响巴赫D小调组曲中的“萨拉班达”可谓是匠心独具意味深长。
帕斯捷尔纳克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俄文译者。帕斯捷尔纳克说：“我成年时代的主要时光都花在翻译歌德、莎士比亚及其他难度大的巨著上了。”
1960年5月30日，当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的寓所弥留之际，说了这样一句话：“认真地彻底死去。”这是何等凄怆绝望下发出的生命哀叹！此时此刻，他一定对《哈姆雷特》一剧中的那句著名台词“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共鸣。大概正是基于对“生与死”的辩证法哲学考虑，帕斯捷尔纳克在临近生命终点时，与朋友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已经老了，也许很快就会死去，我再也不能放弃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了。”这大概可以看作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生命绝唱”！
(本文摘自《摆脱不掉的争议:七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台前幕后》,陈为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定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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