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航

    曾应侨联之邀，赴京数日。行程虽短，活动却丰富紧凑，且充满了惊喜与讶异。 

    头天参观了位于城南闹市的湖广会馆。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曾在此地组建国民党。坐在历经沧桑、装潢一新的老戏台前观摩《霸王别姬》、《三岔口》，冥冥之中，总感到有一双双眼睛，从四壁、廊柱、顶棚间，投来无言的关注。 

    第二天上午，适逢孔子两千五百六十三年诞辰纪念日。有幸与来自各界的代表，同往国子监，参加了几年前才开始的祭孔活动。那日，京城的天空一扫阴霾，湛蓝如洗。初秋的阳光温煦明亮，透过古柏枝叶，洒在一排排端立于庭中的祭拜者身上。空中响起了琅琅童声，百名学子齐声背诵的《论语》，清脆悦耳，似来自远古的呼唤，招回千年的企盼。大殿里传出了献祭的钟乐，声声令人颤栗，将我的思绪带回了七十年代的某个冬天。 

    那一年，神州大地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孔运动”。我当时年仅十八岁，任职于海军某部。全团上下一千多人，我是唯一对“批孔”发出了疑问声音的人。“毛主席不是说过，对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吗？为什么对孔子就不能一分为二呢？” 

    为了我这个天真或者说愚蠢的问题，我被指控为“试图为孔老二翻案的人”，承受了批判与诋毁，遭到了孤立和打击。连某些犯有偷窃和流氓行为的人都被纳入的团组织大门，却拒绝对我敞开。然而，即便在那种悲哀的岁月里，我也固执地不肯相信：难道人人都会泯灭良心，趋炎附势？难道这个世界会永远拒绝坦率与真诚？ 

    几十年后，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我被校方任命为“孔子学院”的院长，担负起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心中不免惶然：难道圣人真有在天之灵？ 

    十月一日傍晚，载着欣慰与满足，登上了归程。在登机口被告知，因累积分数颇多，得以免费升舱的优待。心下又是一喜。在头等舱里安顿好，打开朋友的赠书，埋头阅读。只等十三个小时后航班抵达多伦多，便可顺利结束此行了。 

    岂知，起飞一个小时后，扩音器里传来了英法文的通知，在乘客中寻求医护人员。显然是有人患病。又过了一个小时，扩音器里传来了机长沉稳的声音：由于机上一位乘客患病，情形严重，不得已，决定返航。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希望全体乘客谅解。 

    已在空中飞行了两个多小时，却要返程。这一决定，无疑打乱了机上三百多乘客的旅行安排。然而，周围没有人抱怨。嗡嗡的空气中，能嗅到克制与镇静。 

    又是两个多小时过去了，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后，匆匆上来了几个身穿白衣、携带救护器材的医务人员。少顷，便见一个身材瘦小、年纪约莫六七十岁的华裔老者，跟在医务人员身后，从后舱穿过中舱，又穿过前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带下了飞机。 

    未料机长又宣布：由于机组人员不得超时飞行，当晚全体乘客必须在北京机场附近的酒店过夜，翌日午后方予启程。 

    连忙打通手机，联络亲友，紧急安排了第二天清晨替我代课的老师，便拎了行李，随队伍鱼贯而出。走到升降梯旁，只见那位老者蜷缩着瘦小的身躯，敛目垂首，蹲坐在玻璃窗下。乘客七嘴八舌，有的盘问，有的指责。他招架不住，勉强抬起头，可怜巴巴地争辩道：“别怪我呀，我也不愿意飞回来啊！” 

    据说，那老者是头次乘坐飞机，前往加拿大探视儿女。起飞不久便嚷嚷腹痛。机上找来的一位洋人医生为其诊断后，估计是胃溃疡引发的内出血。若飞完十三个小时全程，自有冒险因素在内。机长踌躇再三，终做出返航决定。然而，返航途中，老者服下洋医生的药片后，疼痛减轻了，下机时竟与常人无异，遂引致众人愤怒谴之。 

    午后，终于重新登上了飞机。打量邻座，仍是前日那个须发斑白的环境学教授。忽然想起，自始至终，还没听到哪位洋乘客对此事发过什么牢骚，他们究竟怎么想呢？便好奇地探询。 

    “机长的决定是正确的。”老教授点点头，面容严肃。“返航，的确影响了三百多人的行程安排，甚至会使某些人失去了赚钱的机会。加拿大航空公司不但要承受抱怨，要多支付燃油、工资，还要承担几百人在五星级酒店的费用。因此，加航的损失更加巨大。然而，如果不返航，失去的，可能就会是一条生命。为了挽救一条生命，我们所有人的付出与牺牲，都是值得的。” 

    我哑然无语。返航的代价，无疑是沉重的。然而在沉重的后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博爱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