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帮企业家精神的新演绎

    一直以来，企业家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重大作用为学者们所关注。18、19世纪，当学者们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时，企业家精神被认为是企业家的才华和能力（Cantillon），是学习、获取和利用知识的能力（Marshall,1890）。20世纪以后，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处于发展阶段，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有五个构成要素：首创性、成功欲、冒险和以苦为乐、精明与敏锐、强烈的事业心。薛国琴的《越商企业家精神》一书以越商创业为主线，从文化与经济互动的侧面向我们展示了越商企业家精神的特质，并立足于古代商帮晋商、徽商比较的视角，揭示越商企业家精神的独特之处。

    学术界一直遵循哲学中“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分析范式进行现状分析。针对这一分析范式，薛国琴提出，越商企业家精神特质是以越文化为背景的，这些特质对企业发展来说，有科学、合理的一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

    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薛国琴当然不能停留在讲述故事的层面，重要的是，她以点及面，由现象深入内部，分析越商企业家精神。越商企业家精神特质是以越文化为背景的。越商的企业家精神与晋商、徽商企业家精神有相同的部分，主要表现在： 1.勤俭。历史资料记载，晋商的兴旺发达与晋商的勤俭，俗称“抠”有密切联系。晋商发家以后，依然像原先一样省吃俭用，盖了豪宅大院，传给子孙后代，以延续家业，目前山西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曹家大院、渠家大院等“大院”文化就是晋商财富积淀的结果；徽商同样崇尚勤俭作风。徽人从小外出经商，生活艰苦，勤奋学徒，创造业绩。2.创新。晋商开拓的“万里茶叶之路”——中国第三条国际大商道、票号等开创了中国历史之最；旧时的徽州人多地少，自然环境恶劣，很多徽州人不为生活所困，选择外出，四处经商，谋求生活和生意。虽然在外出过程中，很多徽州人难以一时改变贫穷的境地，但是出于改变现状目的的地区移动本身就是创新精神驱动的结果。3.诚信。晋商把诚信作为一种信仰，一种制度的灵魂，贯穿在信贷制度、用人制度、奖惩制度等方面。晋商做票号的时候，只要想贷款，不管其有否财富积淀或财富积淀多少，都能凭信用贷到款项；年轻人到商号去学徒，凭诚信就能被提拔重用，但如果被发现该年轻人人性中有恶劣的斑点或有稍微不慎，马上就会遭遇被开除的困境。晋商诚信的背后是儒家思想的强力支撑。晋商往往“以儒治商、以儒治身、以儒治家”，于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扎根在晋商的心灵深处；徽商也信奉儒家思想，徽商也被称为“儒商”。很多徽商是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在经商过程中能按儒家的道德规范行事，讲真诚重诺言行仁义的人性质素，是徽商共同的文化心理，也是徽商曾经辉煌一时的渊源所在。

    薛国琴认为，勤俭、创新、诚信这一侧面的企业家精神成就了晋商、徽商的繁荣，但现时代晋商、徽商衰落了，其衰落的原因恰在于其企业家精神的另一侧面：1.不注重兴办实业进行资本投资，以化解风险。2.官商结合。晋商、徽商的繁荣与官府给予专营权密切相关，晋商、徽商也因此带有官商的色彩。3.倚重家族势力，带有浓厚的家族化色彩。薛国琴认为，晋商、徽商企业家精神的另一侧面内涵是导致晋商、徽商衰落的原因，而这“一侧面”历史上的越商其企业家精神不同程度有所体现。现时代的越商尽量避免企业家精神的“另一侧面”，大力弘扬勤俭、创新、诚信这一侧面，并融入越文化精髓以及现代元素，于是越商企业家整体队伍呈现出“韧、勤、真、实、慎”五个方面的精神特质，在《越商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加以演绎和展示。

    绍兴属于经济发达地区，从一个资源小市发展成为较具综合实力的经济强市；从一个江南小城发展成为独具水乡风情的魅力城市。绍兴持续快速发展的奇迹受人关注，被学术界定名为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并列的绍兴模式。绍兴又是具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文化积淀深厚。薛国琴提出，文化与经济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文化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源动力。绍兴自然资源禀赋并无优势，静态比较优势相对薄弱，但却是人文渊薮、名家辈出之地，产生过众多彪炳史册，光耀人间的出类拔萃人物。绍兴深厚的文化底蕴、富集的历史遗存、众多的历史名人，优秀的人文精神，激发了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精神，同时，绍兴企业家，书中称为“越商”的创业故事进一步丰富绍兴文化。在《越商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充分展示了文化与经济互动的发展模式，阅读此书，可以发现：原来可以这样发展经济，在文化传承中做企业，在企业发展中渗透文化精髓，成为企业发展的内动力，潜移默化为企业发展的永久动力，且其边际生产力呈现递增趋势。

    《越商企业家精神》，薛国琴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0月，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