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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的年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后，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是新媒体时代的特点，因此有些说法不能、也不必当真。但是，在我看来，莫言获奖对文学而言意义重大：首先，它终于了却了我们挥之难去的诺奖情结，使我们终于找到了与世界文学对话、对接的欣然感觉；其次，西方强势文学国家会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认识中国文学，终结冷战思维对中国文学的偏见；第三，在文学阅读日益跌落的当下，文学——尤其是小说，再次被读者关注，再次燃起阅读小说的热情——哪怕是短暂的热情对文学而言都将是幸事。至于莫言获奖，是否真的实现了我们文化自信心或文学尊严感的建立，则另当别论。
2012年的中篇小说，仍是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它在延续过去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提供了我们不曾经验的题材、情绪、人物和场景。由此我可以自信地说，文学——没有、也不可能死亡。它“小众化”的时代已然来临，但它固有的魅力和意义依然如故。
历史与现实：感伤和咏叹
林白的《长江为何如此远》，可以看做是一部怀旧的小说。几十年后的大学同学聚会，引发了今红对80年代大学生活的怀想。那是一个物质贫困百废待兴的年代，也是一个拘谨惶惑跃跃欲试的年代。不同身份和背景的青年聚集到大学校园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那究竟是怎样的年代？对那个年代他们将用怎样的心情怀想和对待。这是小说为我们提出和回答的问题。77、78级的大学生，2012年适逢毕业30周年。这是不同寻常的30年。他们经历了文革、上山下乡，毕业后亲历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30年后，他们大多年过半百甚至退休乃至离去。那么，如何讲述这一代人30年的历史显然是一个难题。30年可以讲述出不同的历史，但是，林白选取了心灵史的角度，30年的心灵体验或许更为真实。
小说开篇就是一个疑问或不解：“‘为什么长江在那么远？’”今红问。她来到黄冈赤壁，没有看到苏东坡词里的‘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岩石下面是一片平坡，红黄的泥土间窝着几摊草，有一些树，瘦而矮，稍远处有一排平房，墙上似乎还刷着标语。”苏东坡的一曲《念奴娇·赤壁怀古》，使赤壁名满天下。但是历史是讲述者的历史，从讲述者那里听来的历史大都不可期待兑现。因此，当今红来到黄冈赤壁时没有看到东坡词里的壮观景象就不足为奇了。今红的同学林南下的解释是：“因为长江已经多次改道了呀！”可见那个时代的青年无论有怎样的经历，毕竟还是年轻。但这个发问却使小说充满了历史感，并为小说的收束埋下了伏笔。我惊叹林白对历史语境和时代氛围的还原能力。小说中出现的《沙家浜》、《朝霞》、十六开本的《文艺报》以及《光荣与梦想》和《宇宙之谜》，就是那个时代我们曾经的读物，而《解放》、《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以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三套车》、《山楂树》、《怀念战友》等，也是我们那个时代观看的影片和高唱的歌曲。如饥似渴的学习气氛有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小组，有《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讨论，以及《资本论》研究小组，当然也有毛泽东思想研究小组。这些内容几乎就是那个时代大学生活的全部内容。青春时节固然美好，但30年时过境迁再相聚的情形早已不似当年，篝火晚会再热烈也是青春不再流水落花。但是，无论如何30年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当年那个不起眼、至今也说不上快乐或不快乐的今红感到的却是：
浓雾已经完全散尽，露出了澄澈的天空。星星也出来了，这么多的星星难得看到，有的微红，有的金黄，有的则闪着白光，一直到树梢和远处的坡顶，简直漫天都是。今红觉得，这深夜的天空并不是完全漆黑的，而是有一点点蓝，非常非常深的蓝，深得深不可测、深得无限的蓝。在弱下去的火焰中，今红感到自己看见了重重叠叠的樱花花瓣纷纷扬扬，向着高远的星空飞旋，越飞越高，变得透明。这一景象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今红的眼里再次充满了泪水。
林白用近乎感伤的笔调书写了当年与当下。与为何如此远的长江相比，个人的历史实在微不足道，那“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丽壮观也许只存在诗人夸张的抒发中，大江东去中的个人只是一掠而过而已。小说举重若轻却有万千气象。
邵丽在2011年曾有《挂职笔记》、《刘万福案件》等作品发表。这些作品表达了她对这个变幻、动荡、转型时代社会生活的关注和参与的热情，它的现实感一如她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但《糖果儿》这篇小说与她此前的作品是如此的不同，她从外部世界转向了自己的内心生活，这是一篇温润如玉苍茫如海的小说。小说以“我”与女儿幺幺的情感关系为主线，旁溢出“我”与敬川、苏天明与金地以及幺幺、姥爷姥姥、父亲母亲等爱情和婚姻生活。不同的爱情是不同时代文化和情感生活的写照，在小说中既是一种检视也是一种比较。只有在比较中才能看清楚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我与敬川的爱情和婚姻是作家讲述的主体。这个时代的爱情和婚姻大概都乏善可陈。在结构上它似乎应该是一个长篇的解构。作为中篇小说在叙事节奏上略显失于局促。
现实的隐忧和想象的微光
2011年底，邓一光出版了小说集《深圳在北纬22°27'-22°52'》。这部作品集书写的人群或对象，基本是深圳的平民阶层。平民就是普通民众，他们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导阶层，但他们是主体阶层。只有这个阶层的存在与精神状况，才本质地反映或表达了真实的深圳。过去我们也阅读过很多表达深圳底层生活的作品，比如“打工文学”等，这一文学现象和命名本身，隐含了明确的阶级意识和属性。但在当下的语境中，那种简单的民粹主义已经很难阐释今天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因此，在我看来，当邓一光在表达深圳平民存在与精神状况的时候，他不是讲述这个阶层无边的苦难或泪水，不止是悲悯或同情。在他看似貌不惊人的讲述中，恰恰极端化地呈现出了这个阶层的存在与精神状况。2012年邓一光发表的中篇小说《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延续了他对深圳底层生活的创作路线。不同的是，他将目光投向了青少年教育领域。邓一光是一个深怀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家，他塑造出左渐将这样的理想人物并不出人所料。在我看来，当理想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理想主义应该死亡；当理想主义被当做怪物、毫无理想可言的时代，理想主义必须复活并光大。没有理想的人不值得谈论，没有理想的民族没有未来。在这样的意义上，虽然《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并不是邓一光最好的小说，但在今天的小说创作格局中，它是一部昭示或点燃理想和爱的小说，因此它才格外重要并值得我们珍视。
余一鸣《愤怒的小鸟》，一改他《不二》、《放下》、《入流》等书写江湖和民间的风格和题材，转向了他从业的教育领域。教育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全民的关注，教育黑洞、腐败、制度等，成了最受诟病的问题之一。但是，当下教育最大的症结或病灶究竟在哪里，当下的孩子为什么逃学、厌学乃至离家出走，他们究竟对什么更感兴趣，怎样因势利导使孩子走向学习的正确途径，这些问题显然不是作家有能力或义务全部回答的。但是，关注了这个领域的问题，就是作家参与公共事务一种方式。《愤怒的小鸟》是另外一个“江湖”——虚拟的江湖。小说一开始就是学校常见的场景：教师愤怒的喊叫，学生我行我素翻墙而过。小说深刻地揭示了新媒体尤其是网络与青少年的关系，“愤怒的游戏”远不止是游戏，它的后果也是我们未知的与魔共舞。生动的人物和多变的情节一直是余一鸣小说的特点，它复杂、丰富又好看。
启蒙的余绪与惊心的场景
刘庆邦是书写乡土中国的圣手。他也是一位多年来坚持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不同的是，许多书写乡土中国的作家仍然固守于他们过去的乡村经验，而对当下中国乡村的巨大变化没有能力做出表达。而刘庆邦恰恰是密切关注当下中国乡村变革现实的一位作家。《东风嫁》是写乡村姑娘米东风嫁人的故事，婚丧嫁娶是乡土小说常见的题材或场景，这些场景最典型也最集中地反映了乡土中国的生活与文化。重要的不是米东风嫁人的过程，而是米东风嫁人之后。这显然是一出惨烈的悲剧。令人震惊的是，从五四运动的启蒙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乡村中国的某些角落的观念没有发生任何革命性的变化。对一个有过过错女性的评价，仍然没有超出道德化的范畴。他们不能理解，当他们用非人的方式对待米东风的时候，自己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因此，“底层的沦陷”在《东风嫁》中得到了远非夸张的表达。刘庆邦的这一发现，使他对今日中国乡村生活、特别是精神状况的表达，达到相当的深度。
陈应松多年坚持书写底层的路线，使他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作家。这一文学现象曾引起过广泛讨论。批评者认为这一现象有“同质化”趋向，而且其文学性也值得讨论。大概2004年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底层写作”的这一问题应该说是存在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领域展开小说创作的作家，他们关注底层人的生活和命运，在这里寻找文学资源的努力是绝对应该得到支持的。因此，我一直关注并支持这一创作倾向和潮流。陈应松不仅多年来一直没有分散他关注底层的目光，而且日渐深入和尖锐。这篇《无鼠之家》不仅仍然是他熟悉的乡村生活，而且他将笔触深入到了一个家庭的最隐秘处：这显然也是一出悲剧，旧文化与新科技是这出悲剧的合谋制造者：没有传宗接代的旧观念，就不会有阎国立和燕桂兰的不伦之恋；如果没有化学农药的长期毒害，阎孝文就不会得“浓精症”而失去生育能力并为父亲阎国立提供机会。小说写得触目惊心又意味深长。
新文明的构建与都市景观
多年来，荆永鸣一直以“外地人”的身份和姿态进行小说创作。他的《北京候鸟》、《大声呼吸》、《白水羊头葫芦丝》等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成了“外地人”写作的代表性作家。这篇《北京邻居》还是他“外地人”写的北京故事，还是他以往外地人看北京的视角。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北京故事”或“北京往事”渐次退出了作家笔端，书写北京的人与事已不多见，其间的缘由暂付之阙如。荆永鸣的“北京故事”与以往老舍等“京味小说”并不完全相同：老舍的“京味小说”是身置其间的讲述，他就是老北京，因此，关于北京的四九城、风物风情、习俗俚语都耳熟能详信手拈来。而荆永鸣则是外来视角，是通过观察和认知来描摹北京的。但有一点相同的是，他们写的都是平民的北京。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天的北京表面看早已不是平民的北京，它是政治、文化、商业精英和中产阶级以及白领阶层的北京。是这些人物在主导着北京的生活和趋向。因此，如果没有北京平民生活的经验，要想写出北京平民的魂灵是没有可能的。
荆永鸣多年“飘”在北京，他的生活经历注定了他对当下北京的熟悉，在他的小饭馆里，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都穿堂而过，永鸣又是一个喜欢并善于交结朋友的人，这些条件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北京邻居》写了众多的小人物：房东刘大平、邻居赵公安、八旗后裔海师傅、小女孩楠楠、李大妈、冯老太太等，这些人物是北京胡同常见的人物，也都是小人物。他们和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里的人物身份大体相似。但是社会环境变了，这些人甚至与陈建功“辘轳把胡同”里的人物也大不相同。荆永鸣在处理与这人物关系的时候，几乎用的是非写实的手法，比如找房子租房子，找朋友牵线搭桥，比如与赵公安“抄电表”时的冲突，海师傅的从中调停，小酒馆里的温暖话语，小女孩楠楠和小朋友的对话等，小说充满了北京的生活气息。虽然“外地人”有自己生活的难处，虽然皇城北京人有先天的优越，但他们都是好人，都是善良的普通平民。最后，二十一号院被拆迁了，无论北京人还是外地人，经历的是一场同样的苦痛。二十一号院成了他们共同的念想。《北京邻居》虽然写的是当下，但却浑然不觉间写出了当下瞬息万变转眼即逝的历史时间，这个变化之快实在是太惊人了。仅此一点，《北京邻居》就不同凡响。
晓航的小说一直卓然不群，他坚持在虚构的领域展开他的想象。他的《师兄透视镜》、《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一张桌子的社会几何原理》、《断桥记》、《灵魂深处的大象》等，大都虚实相间亦真亦幻，他的小说融入了难以厘清的谱系和师承的诸多元素。这篇《蝉生》也是如此。赵小川在世界经济第二次探底之际成了一个失业者，从踌躇满志到无所事事只是一夜间。居委会大妈动员他参加“扮靓城市”活动——
整个活动起因是这样，由于经济危机的冲击，失业率不断增高，整个城市的人都垂头丧气的，因此城市管理者别出心裁提出要搞这么一项活动用以励志。根据规定，活动的参与者要从一些对这个城市没太多意见的志愿者中遴选，被选中者要在一列很长的电瓶车上坐着，在城市中不停地游逛，他们被要求每到一个人群聚集的地方，就对着城市里庞大的人群大声欢呼，表现出相当的快乐，不管对面的人们是否爱搭不理，他们也要对着污浊的空气，喊出人生最美丽的口号：这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啊！作为回报，参与者会获得一份免费午餐，是那种含有一荤一素的盒饭，如果他们在某一天表现得格外出色，还会得到一份具有奖励色彩的西红柿鸡蛋汤。
这个荒诞的活动将赵小川引向了生活的纵深处，于是他进入了桂小佳、老刁、冯关、于臣等人的生活和故事。桂小佳是一位大提琴家，乐团解散后为了谋生做了收债公司专业收债员，赵小川被琴声吸引结识了桂小佳；青年人冯关为做一种智能作曲系统软件借了高利贷，银根收紧时合作人逃跑了，债务都落在他身上。债主雇了收债公司，桂小佳就是这桩案子的承办人；冯关还不起债务并患了一种“蝉蜕人”的病，这种病人“一辈子能活别人几辈子”，“躯体与精神可能在某处停滞，却在另一处前进”。如果找不到另一个城市的冯关，大提琴家桂小佳“恐怕永远要白等下去了”；赵小川显然喜欢桂小佳，但他知道桂小佳与冯关的关系远不是讨债和负债的关系，但他依然决定帮助桂小佳。最后，冯关终于“清醒”并重新创业还清债务，并为桂小佳成立了室内小型乐团。赵小川则依然去参加他的“扮靓城市”活动，依然“两袖清风”地过着日子。他只能一厢情愿地想：“再等等吧，生活总会好起来的，那些属于自己的美好的日子总会到来的……”。小说虽然不乏荒诞，但其间挥洒着鲜明的浪漫主义气息，经济紧缩并没有让所有的人万念俱灰，善和爱依然在人间流淌。晓航曾说过：“我一直以为文学是一个特别私人的爱好，虽然不至于像情人那样隐秘，但它至少不应该在世俗生活中常常被提起，更别说去获取什么可观的现实利益。我参与这种‘私人’的‘星际旅行’的一个主要愿望，就是通过非凡的努力，到达那种神的光辉可以照耀我的地方。因为理想的存在，我越是在现实中沉浸，就越是反对那种庸俗的现实主义。它使鸡毛蒜皮无限扩大，并以微笑的面容扼杀了文学应有的想象力。在我的观念中，文学的任务应该是这样：它必须创造一个迥异于庸常经验的崭新世界，并努力探索形而上层面的解决之道。”（见《小说选刊》2004年第5期）。晓航说这番话已近十年，他仍坚守诺言实属凤毛麟角。
杨小凡也是坚持底层写作的行家里手，他的建筑工地和医院故事在圈内被不断谈论。这篇《大米的耳朵》是写两个男女青年进城打工遭遇的故事，《大米的耳朵》是一篇具有“反现代的现代性”的小说。城市的不堪、龌龊、罪恶等，与外来的“他者”格格不入，城市的一切都是反人性的。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城市任何与人性相关的哪怕是微茫的曙光。这与大米和耳朵的遭遇有关，当然也与杨小凡对城市现代性的理解有关。在我看来，以都市文明为核心的新文明在构建的过程中，与都市相关的关键词大概就是欲望和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杨小凡在略带夸张的叙事中，却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了今天的都市文明。
吴君的《富兰克恩》还是深圳的故事。这个故事吴君是受到现实生活启发创作的。她曾自述说：“几年前东莞发生了一场火灾。记得南方某著名媒体的报道中饶有意味的一笔：本可以逃生的客人被女店长拦住，为了保护老板的财产，她竟置客人性命于不顾，跪地哭求不要毁坏物品，导致自救的时间被拖延，结果十死九伤，包括客人和服务员。”多年之后她还在想：“那个跪在地上的店长，曾经花样年华。我常常想到她的身影，那是怎样的一个鞠躬尽瘁，怎样的死而后已。她在天国还好吗？她的死有价值吗？甚至，她来自哪里？有着什么样的名字？”（见吴君《富兰克恩》创作谈：忠诚与谗媚，载《中篇小说选刊》2012年6期）。这是吴君创作《富兰克恩》的缘起。小说设定了潘彩虹和老板庄汉文、丈夫张国坚以及员工陈祥、阿奇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其实并不复杂，潘彩虹在一家酒店打工，从端盘子一直做到经理，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接儿子和丈夫来深圳，全家人一起过日子，这是一个女人最为简单和朴实的想法。但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潘彩虹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酒店的生意几乎一半都是她拉来的。于是，当丈夫张国坚和儿子来到深圳之后，问题出现了：丈夫隐约发现了潘彩虹的不正常——潘彩虹与丈夫亲热时也确实眼前两次突然浮现过老板庄汉文的形象。不仅如此，潘彩虹的作为也遭遇了其他员工的诟病或不满，阿奇和陈祥都说她是flunkey，富兰克恩——穿制服的狗。阿奇并用一种极端残酷的方式报复了潘彩虹，这就是潘彩虹的命运。潘彩虹并不是一个有权有势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人，为什么她的境遇如此糟糕，丈夫、老板、同事都对他排斥、厌恶和不满？小说在极为平实的讲述中呈现出的潘彩虹是一个虽然辛苦、也爱家庭的女人，但她同时也是一个左右逢源、欲望深重、不择手段的女人，为了达到目的她不计代价和后果。这样的人物在吴君过去的深圳故事里还没有出现过，生活的复杂性并没有、也不会在已有的概念或理论中得到全部揭示或厘清。这就是生活永远大于所有的想象。但是，小说中有些人物的处理还是显得简单了些，比如老板庄汉文，他因有钱可以和属下任何女员工发生关系，但是他的心理层面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揭示，他与女性的关系似乎仅仅停留在发生关系的瞬间，这不大符合人物性格。
2012年的中篇小说，不仅在艺术上一直保持着高水平的生产，更重要的是，坚持这个文体创作的作家一直保持着对当下中国的关注和关怀，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如临其境地形象感受和感知当下中国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环境。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与我们有关。
2012年11月北京——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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