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自由的波浪”

    我们肯定鲁迅的苏俄观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鲁迅一贯认为，“对于穷人有了好处”的事都值得赞扬。他强调，这是血与火的“俄国大改革”，是“争自由的波浪”。虽然鲁迅未能看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诸多弊端，但他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跟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作为衡量一种社会制度优劣的标尺，我认为至今仍是正确并具有普遍意义的。

    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题目，难于取得共识。但研究鲁迅，特别是研究鲁迅后十年的思想和创作，这个问题绝对回避不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一个事实是，苏联已经解体，斯大林个人独裁所造成的令人发指的后果逐渐曝光，让世人看得愈来愈清晰；另一个事实是，在鲁迅的杂文中，至少有二十多篇与苏俄有关，大多是为十月革命和苏联进行辩护，肯定其正义性，赞扬其成就。

    这就涉及到对这批作品的评价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两说：一是“向往说”，二是“质疑说”。前者以鲁迅夫人许广平为代表。她的《鲁迅回忆录》一书第十章，标题就叫《向往苏联》，手稿本与通行本并无实质性差异。这一章详述了从1932年至1936年不断有人邀请鲁迅访苏，以及他们如何设计路线，如何准备行装，甚至考虑好了赴苏之后如何安排一家三口人的生活。最终未能成行主要是健康原因。“质疑说”主要见诸近些年来的某些文章，出发点当然是爱护鲁迅。比如，最近有一位学者引用鲁迅1934年1月17日致萧三信中的一段话，作为鲁迅对苏联保持警觉与进行非议的主要证据。这一段文字是：“大会（按：指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我早想看一看，不过以现在的情形而论，难以离家，一离家，即难以复返”。这位论者说：“即难以复返”这五个字，说明鲁迅基于苏联肃反扩大化，已预见到他一到苏联即会被克格勃秘密拘留，所以他才会拒绝访苏。

    鲁迅真的有这种穿云破雾的预见性吗？鲁迅的苏俄观真的没有局限性吗？我对此颇为疑惑。我绝无为苏联肃反扩大化辩护的意思，因为这样做会愧对那三百七十七万零三百八十位被误判为反革命罪的苏联公民，特别是愧对在苏联被处以死刑的六十四万两千九百八十个冤魂。以上是1921年至1954年的统计数字，由苏联总检察长鲁登科、公安部长克鲁格洛夫和司法部长戈尔申宁联名提供。不过，苏联的大肃反主要发生在1936年底至1938年，这时鲁迅已经过世。

    在鲁迅生前发生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刺。凶手尼古拉耶夫行刺时，得到了基洛夫卫队中某些人的帮助。事后不但尼古拉耶夫及同谋13人被处以死刑，而且还枪毙了一百多个与此案并无直接关联的人。1935年6至7月法国文豪罗曼·罗兰访问苏联时，曾当面就此事问过斯大林。斯大林承认这样做并不符合司法程序，但又强调这样做是为了预防此类谋杀案再次发生，并愿为此承担“不愉快的责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鲁迅知道这件事情。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直到1985年他去世40年之后才公开出版。

    第二件事就是对托派的整肃。托派是苏共党内以托洛斯基（一译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及共产国际而分裂出来的政治派别。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之后曾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度与列宁齐名。但1927年他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境，1932年被取消国籍，1940年在墨西哥被暗杀。从1935年初开始，包括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布哈林等老布尔什维克也被陆续枪决。托派成员被冠以“人民的敌人”的罪名，几乎全被逮捕。从1956年2月24日深夜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来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最亲近的朋友”。十月革命前他们虽然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并在1917年10月18日孟什维克报《新生活》上泄露了中央委员会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但列宁生前没有逮捕甚至枪决他们，而只是向中央提出过开除他们出党的建议。至于斯大林想从肉体上消灭的托派成员，很多人是党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工人出身，曾经为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他们只是持有一些不同政见：比如主张优先发展轻工业（即所谓“棉布服装工业化”）而不同意优先发展重工业；再如，他们把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归咎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苏联，托派人数大约只有四千人。

    鲁迅对苏联整肃托派的情况应该多少有点了解。他至少知道托洛斯基本人被放逐，飘泊，晚年潦倒。鲁迅虽然佩服托洛斯基的博学、雄辩，肯定他是一个“深解文艺的批评者”，尤赞赏他文艺观的宽容——不像“纯马克思”主义那样“森严”，但在政治上却看不出他对托派的认同和同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反而以斯大林的“成功”和托洛斯基派的“可怜”两相对照，表现的是一种“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狭隘史观。这封信虽然由冯雪峰代拟，也有人说信中的语气文风跟鲁迅一点也不像，但据胡风回忆，鲁迅对信中的提法都表示认可。胡风说，他跟雪峰一道去见鲁迅。“鲁迅当时病危，躺在床上不能动，听雪峰念了以后，没有说什么，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胡风回忆录》）。因为这封答托派信原是鲁迅想要写的，大意也是鲁迅口授的，最后又由鲁迅点头，并以他的名义发表，所以鲁迅自然是这封信的名副其实的著作权人。另据冯雪峰回忆，这封信公开发表之后，由于托派的来信没有比他的回信低两格排，鲁迅很不满意，认为这是“便宜了托派”。这件小事也可以反映鲁迅当时的立场态度。

    当时给鲁迅写信的托派成员陈仲山，本名陈其昌。他写这封信完全是个人行为，并没有向他的上级请示。所以鲁迅答托派信发表后，他的上级十分被动，十分恼怒，既批评陈其昌，也骂鲁迅是“红色老狗”。我没有接触过中国托派的理论，但从陈其昌的来信看，他们主要有三个观点：一、他们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采取的武装起义、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是一种军事投机。二、他们认为中共在1935年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受命于莫斯科，是一种放弃阶级立场而跟刽子手联合的背叛行为。三、他们“反对史太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托派反对的“官僚党制”，应该是含有反对个人迷信的意思。至于陈其昌选择鲁迅作为写信的对象，一是因为鲁迅是他在北京大学读文科时的讲师，他十余年来一直景仰鲁迅的“学识文章与品格”，二是因为鲁迅认为周扬所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放弃阶级的立场”，跟1927年的屠杀者——国民党握手言欢，容易上当受骗。陈其昌误认为能够从鲁迅那里争取到政治上的支持，而没有想到鲁迅会公开他的这封私人来信，让他碰了一个硬钉子。

    本文不可能对苏联和中国的托派作出全面评价，但可以认定鲁迅答托信中有一个失误，那就是怀疑托派拿日本人的钱办刊物。事实上，陈其昌是在“三一八惨案”前后入党的老党员，曾任中共北京东城区区委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又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在四川组织过抗日武装。1942年6月30日，日本宪兵冲进了他在上海西康路617弄213号的寓所，将他秘密逮捕枪决，而他家藏有的托派刊物，就是日本侵略军眼中的罪证之一。在日寇眼中，中国托派是一种抗日的力量。在国民党眼中，中国托派与“共匪”无异。而在当时的中共中央看来，中国的托派是日本的附庸，是比敌人更可怕的敌人。

    鲁迅的苏俄观有历史局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事物本身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必然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鲁迅生前没有机会去苏联实地考察。在致萧三信中所说的“难以离家，一离家，即难以复返”，据我理解，主要是指当时去苏联交通不便（鲁迅设计过一条旅行路线：先到北平，然后去日本，再转道海参崴去莫斯科），旅途劳顿，为他羸弱的身体所难以承受（他当时不仅患肺病，还有胃病以及左腿神经痛）。同时，鲁迅不懂俄文。他了解苏联的渠道主要是《苏联闻见录》《莫斯科印象记》一类宣传苏联成就的读物，以及一些日本左翼作家的翻译和著作。他虽然也接触了一些暴露苏联阴暗面的读物，如《苏俄的牢狱》。这本书由美国“国际政治犯救济委员会”发行，日本中岛信翻译。书中的材料都是由当时被苏俄政府流放到北极圈的政治犯提供的。但他的藏书中也有《俄罗斯的大恐怖》（The Terror in Russia）这一类著作，书中有沙皇法庭有关死刑的公告，以及从1875年至1905年有20万革命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统计数字。这使鲁迅感到，“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之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争自由的波浪〉小引》）更何况他不可能预见到他去世之后愈演愈烈的苏联大肃反情况。不仅是鲁迅，即使是生活在苏联的苏共党内的一些高层人物，也不可能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全面了解。所以，赫鲁晓夫作他那个长达四小时的秘密报告时，会场的代表才会不时议论纷纷，乃至“全场激动”，“全场骚动”！

    我们肯定鲁迅的苏俄观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是否认为鲁迅涉及苏俄的那批杂文一无可取，全部要从鲁迅经典的宝库中淘汰出局呢？那也不是。

    以我的看法，这批杂文中有些篇章已不能再视为经典，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除了前文提及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之外，至少还有一篇1931年撰写的《答文艺新闻社问》。当年9月21日，该社记者向鲁迅询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鲁迅的答复是：“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方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这个答案，显然是受到了第三国际提出的“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这类口号的直接影响。这类口号是维护狭隘民族利益而违背国际主义原则的口号。历史的进程已经证明，日本占领东三省之后并没有挥师北上，去武装进攻苏联，而是驱兵南下，妄图鲸吞整个中国。

    那么，除此之外，鲁迅涉及苏俄的其他文章还有什么可取之处，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认为，在这批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评价一种社会制度优劣的主要标准：一条是人权的标准，另一条是生产力的标准。只要是有利于人权的保障，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在鲁迅看来就是一种成功，就值得赞扬和肯定。

    大家知道，俄国在17世纪中叶（即1649年）就以《法典》的形式确立了农奴制度。农奴制源于古罗马，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奴丝毫没有作为“人”应有的尊严，而只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农奴与农奴主之间存在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就连农奴女儿的“初夜权”也隶属于农奴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据沙俄政府统计，从1826年至1854年，这28年当中，就爆发了709次起义，平均每年多达25次以上。此后起义更为频繁，1858年爆发了86次，1859年爆发了90次，1860年爆发了108次。整个俄罗斯大地成了一座随时都可能引爆的火药库。十月革命后，鲁迅看到了农奴制的颠覆。鲁迅一贯认为，“对于穷人有了好处”的事都值得赞扬。他强调，这是血与火的“俄国大改革”，是“争自由的波浪”。（《〈争自由的波浪〉小引》）他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中歌颂道：“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所以，鲁迅肯定的社会制度，是人民大众能支配自己命运的制度，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落后的农奴制当然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直到1914年，沙俄的工业产品只占国家全部产品的1/3，占世界工业产量的2.46%——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跟当时的西班牙相差无几。十月革命之后，新政权实行了工业化的建设方针，以重工业为核心，以机械制造业为先导，在1928年至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发展速度就居世界第一，而工业产值已达到世界第二。如果没有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就不可能有年产4万架飞机、3万辆坦克、12万门大炮和15万挺机枪的能力，也就不可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鲁迅肯定苏联石油、小麦出口的成就，肯定苏联民众在变革、建设过程中忍饥斗寒的奋斗精神，为“工农都像了人样”而由衷高兴，这表现的是一位深刻的人道主义者的博大爱心。直到临终之前，鲁迅还公开发表《记苏联版画展览会》一文，真心介绍苏联的建设成果——“令人抬起头来，看见飞机，水闸，工人，住宅，集体农场，不再专门两眼看地，惦记着破皮鞋摇头叹气了。”鲁迅说过：“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在我看来，鲁迅本人公开发表的文字，要比任何人的回忆录都更具历史真实性。虽然鲁迅未能看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诸多弊端，如经济结构未能及时调整，政治上权力过于集中，思想理论缺乏生机活力，等等。但他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跟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作为衡量一种社会制度优劣的标尺，我认为至今仍是正确并具有普遍意义的。所以，我们今天重读鲁迅有关苏俄的杂文，应该领会其深刻内涵和崇高，而不囿于某些浅表层的文字。

    记得胡耀邦同志1984年在修改一篇关于陈独秀的文章时，曾提出要像鲁迅写章太炎那样，有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这样才能正确评价前贤，深刻吸取历史教训，使后人受到教益。我想，我们对鲁迅进行历史评价时，当然也应该厚道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