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教育诗

    刘道玉的特殊性就在于，他不但是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发生发展历史的完整亲历者，而且同时也是不同阶段当代高等教育探索发展实践的重要当事人。尤其是在“文革”结束以后的高等教育改革中，更以其大胆的创新和实验，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和搴旗手。

    有人用“一个人的文学史”，评论我的专著《王蒙传论》，我现在把这个题目送给野莽的长篇传记作品《刘道玉传》。把“文学史”改为“教育诗”，除了传主工作性质方面的原因，是想突出一个“诗”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前人用来定义诗歌的抒情特质，其实这“心志”二字，也包括作者所怀抱的理想。故而诗者，也可以释为理想，诗意在文学中，也就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作为一位“当代教育改革家”，刘道玉把他的教育理想，和对理想教育的追求，诉之于一生的言行，矢志不渝，历经坎坷，愈挫愈勇，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写下的，难道不是一首动人的教育诗吗！《刘道玉传》所记录的，就是这样的一首教育诗的创造历程。

    读野莽的这部传记作品，我感到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

    其一是在传主的生平经历与当代教育的发展变化之间，建立一种同构关系，以此来展示传主的个人经历所蕴藏的历史内涵。刘道玉虽然不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但他接受高等教育，却是从共和国成立之初开始的。此后，从赴苏联留学，到在教育部任职，再到重回母校担任领导，直至最后被免去校长职务，在民间从事教育改革，经历了共和国的高等教育从草创阶段，到政治化时期，到“文革”浩劫，到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这虽然也是他的某些同龄人的共同经历，但这些可能有着共同经历的同龄人，却不一定完整地经历了这一历史过程，或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不一定都处在某些核心岗位、前沿阵地或矛盾焦点的位置上，因此，不具备或不一定具有刘道玉这样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刘道玉的特殊性就在于，他不但是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发生发展历史的完整亲历者，而且同时也是不同阶段当代高等教育探索发展实践的重要当事人。尤其是在“文革”结束以后的高等教育改革中，更以其大胆的创新和实验，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和搴旗手。从他的人生经历中，不但可以窥见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发展变化的曲折历程，同时也可以窥见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个人经历，尤其是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史，或一部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历史的微缩景观。作者以史家的笔法，在写出传主这些人生经历的同时，又宕开笔墨，铺叙与传主的人生经历相关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通过传主的人生经历，折射时代风云的变幻，又通过时代在传主身上的投影，赋予传主的人生经历以丰富的历史内涵，二者相得益彰，既写出了传主身上凝聚的历史，又写出了历史造就的传主个人，整个作品因而既显充实具体，又觉气魄宏大，是当代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创获。

    其二是在传主的教育改革实践中，突出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尤其是特殊人才的发现、选拔和任用，以此来显示传主总体的创新教育理想。教育的全部出发点、根本任务和最终目的，都是人才培养，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但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之频繁的政治运动的介入、冲击和干扰，逐渐偏离了人才培养的正常轨道。“文革”开始以后，高等学校竟成了政治运动的策源地和帮派斗争的战场，遭受了空前的历史浩劫。“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教育成了科技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和突破口。恢复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让千百万被耽误了的一代青年重新回到大学课堂，成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代中国的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刘道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其后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成了教育界的风云人物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对象。如果说在恢复高考的问题上，刘道玉是以其对现实的洞察，给进言者以启发和引导的话，那么，他其后所推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的举措，就是出于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历史的深切体验、深入了解，和建立在这种体验和了解之上的对自己所怀抱的教育理想的热切追求。

    说到刘道玉的教育改革，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他实行的各种新的人才培养制度，影响最大的如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等，但这些制度或措施，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打破长期以来旧的单一刻板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加快人才培养速度的同时，努力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因此，在他的这些教育改革试验中，重要的不是这些制度本身，而是真正具有创新潜质的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培养，是为这些人才创造适合于他们尽快成长，有利于他们脱颖而出的发展空间。为此，刘道玉在掌校期间，通过改革旧的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发挥上述新的培养制度的先天优势，为学生的自主选择、自由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如允许有特殊才能特别爱好的学生转专业、转系，开办少年班，招收已有成就的社会优秀青年插班深造，保护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由创作，鼓励学生开展社团活动，支持有条件的学生出国深造等等。为一个学生改派留美学校，他甚至亲上北京，找教育部有关部门的领导，使这位同学最终得进美国名校，学成后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骄子。凡此种种，只要有利于人才培养，使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尽快成长，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刘道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为此，他既得到了高度的赞赏，也难免招致物议。

    在人才培养的问题上，重要的一环是教师。起用高人，延聘名师，是历来大学校长的首要之务。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余悸未消，成见尚在，包括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遗留的许多历史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要起用一个曾经有这样那样所谓历史问题的人，无疑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但刘道玉深知，没有这些高人贤士、名师硕儒，所谓大学，不过徒有一个大楼的空壳，是培养不出真正的有用之才的。为此，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起用曾经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法学大家韩德培，由他领衔重建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武大法律系。为了解决韩德培的工资待遇问题，他亲自找到当时的高教部长，惊动了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可谓不遗余力。武大法律系有今日的辉煌，刘道玉功不可殁。在聘用曾经的“现行反革命”、“劳改释放犯”杨小凯的问题上，他同样使用了非常手段、非常办法，将杨小凯由一名普通工人聘为武汉大学讲师。当杨小凯有了出国进修的机会，他又力排众议，努力斡旋，为他的未来发展开辟更广大的国际空间。杨小凯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无疑有刘道玉的发现推举之功。凡此种种，在那个特殊年代，甚至连聘用一个民间建筑设计师张在元，选留一个优秀研究生易中天，都要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层层阻力，有时甚至还要惊动上级部门的领导，开罪不少左右同僚。尽管如此，刘道玉却乐此不疲，说他是当代伯乐也好，说他求贤若渴也好，总之是要为培养创新人才，选好苗子，配好园丁，为实现他的创新教育理想铺平道路。正因为有刘道玉这样一双慧眼发现人才，不拘一格选拔和录用人才，所以才造就了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人才济济的繁盛局面。也因为有刘道玉这样的廓大胸怀和开放眼光，所以从武汉大学走出的人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舞台，都称得上是姚黄魏紫，隋珠楚玉，各以其成就和特色成一时之秀。本书有许多故事讲述这些特殊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录用的经过，都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但这种传奇，决不是人为的杜撰和虚构，而是一个时代造就的特殊的历史产物，也是刘道玉独特的创新理想所造就的人生历史。

    其三是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相互交流和平等对话中，展示传主的独特个性和人格魅力，以此来表现传主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思维。在刘道玉厉行改革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他既是校长，又是教授，既是领导，又是教师，这样的双重身份，加上他的平等观念和平易近人的个性，使得他在工作中，无论是对上对下，对教师还是对学生，都能以平等的态度待之。这种平等态度，不但显示了他的人格魅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相互交流和平等对话，也为他的创新教育理想，获得了更多的思想资源。本书用相当多的篇幅，记录了刘道玉在不同时期，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通过不同方式，与不同对象探讨教育问题的对话。这些对话或坐而论道，或诘难问答，或借题发挥，或相互阐发，总之是在在都不离创新教育，语语都不离人才培养。通过这些交流和对话，刘道玉不但为他的教育改革找到了现实的确证，接受了实际的检验，而且也为他的创新教育理念，找到了有力的思想支援。他的有些教育思想，如关于学分制的实质和意义的阐发等，就来源于这些交流和对话。由此，亦可见刘道玉的创新教育理想，不是空洞的玄想，也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他的教育改革实践的结晶。这些交流和对话，很容易让人想起孔子的《论语》，说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能容易引起误解，但说二者有许多近似之处，都是各自的教育实践的结晶，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以上，是我读本书的一点感想。作为武汉大学毕业生和在职教师，我曾经分享过刘道玉校长的教育改革成果，也曾在刘校长的领导下做过教育行政工作，亲身参与过他的一些教育改革实验。正因为如此，以一个过来人或当事人的身份，我感到本书所涉及到的有些人、事尚有不够准确之处，需要再版时进行一些修订。此外，有些地方用了小说笔法，固然增加了可读性效果，但也因此给人以过于文学化的印象，这也是传记曾经有过的争议。从总体上说，这是一本适时的书，相信它的出版，会给改革积弊丛生的当今高等教育，带来一些重要的信息和启示。（於可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