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作家的“外卖”心得

    法国一家著名出版社的编辑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北京约见格非，谈他的《人面桃花》版权输出事宜。在谈到出版合同时，格非表示了对某些条款不能认同。出版商问：“难道你不希望自己的书被法国读者了解吗？你的书不能在法国出版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格非说：“我的书不能在法国出版，是法国读者的损失,我没有任何损失。”

    两人不欢而散。

    格非说，国外也有好的出版社和好的翻译，但是自己的作品在版权输出过程中的谈判与合作，多数是不平等、不愉快的。

    读书报：您认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输出存在哪些问题？

    格非：中国文学在世界出版份额很小，也许还不到万分之一。现在中国文学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国内有潜在的市场，中国的状况是，一个成名作家，再糟糕的作品首印都能在几万册左右，这样的体制，限制了很多人才，也保护了很多庸才；二是国际方面，日本等国家都有国际化的冲动，日本作家所谓“走出去”的战略，在明治维新以后就开始了，他们做得很细致，有小的集团做中介，很多人忘我地工作，扩大日本在全世界的影响，这是公开的“秘密”。日本已经得到了西方社会的认可，或者说，日本本身就是一个西方国家。中国还在完成“现代性”的过程之中。反映到文学领域中，涉及海外对文学的评价，充斥着商业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政治，都不是单纯的，国际政治环境关系复杂，现在，从国家到个人都在寻求“走出去”，增加中国的软实力，增强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实际上多年前存在的“唯西方论”，一直到今天也都没有太大变化。坦率地说，我个人是有点反感。这也为可以解释，我的书为什么不热衷在国外出版。我认为对国际化这个问题，应该冷静思考。

    读书报：在版权输出的过程中，您有过怎样的经历？

    格非：比如法国的一家出版社，看上去完全履行合同，引进你的作品付出2000欧元的稿酬，转手再将版权卖给别的国家，不和作家沟通。你给他写信，石沉大海；还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家的书，不付版税。作家们联合起来写信起诉，后来被告知这家出版社倒闭，资产评估后才能支付作家版税，要求作家出庭——谁也不会为那一点版税专门去法国尼斯打官司。

    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图书出版是没有利润可言的行业，做出版等于做慈善。现在的利润率由过去的4%至5%，发展到超过15%，出版社也开始为资本所控制。中国作家跟国外签约很少有不上当的，对方的合同很多是霸王条款。有一次在国外出书后，中国作家没拿到版税，出版社老总说，请大家吃饭，吃完饭发稿酬。临走时发给每人一个信封，回去一看，每个信封里装着的支票，相当于一百元人民币。还有一次，一帮中国作家，把拒付稿酬的出版商关在房间里，逼他交付……在海外出书，对方会扣掉30%的税，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们在国内是合法的纳税人。提出这些的时候，对方要求我们递交税单，翻译成英文，再做公证——我们都做了，可他们大都完全不搭理你。

    不是西方没有好的出版社。我是抱着一种比较随机的想法。如果有好的出版社和好的译者就合作，没有也不会去主动争取，眼不见心不烦。

    读书报：您在国外出版的作品，是以怎样的渠道？

    格非：从来没有一本书是国内出版社推出去的，都是国外的出版社主动找来谈。过去对版税考虑不是很多，预付的版税也不是太高，有的翻译大量删改文字，大家都觉得无所谓，这个恐怕有问题。还有一些国内的作家，倒贴钱都愿意在国外出版，排着队给翻译家、出版机构送书——大家对国际化的渴望，让人觉得实在很可怜。目前这个状况依然存在。

    名和利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成为“国际作家”就了不得吗？我从来没这么想。相反，有些国际上得大奖的作家，在当地作家眼里评价并不高。有一年和日本作家讨论中日文学国际化的问题。中国作家很少能做到用外文直接写作，而日本一些作家直接用英文、德文写作，他们对西方社会很了解，有些甚至移民到国外，村上春树在西方也很获认同。参加会议的一位日本作家很反对国际化，理由之一是西方认可的日本一流作家，也许根本算不上好作家。

    我们可不可以反国际化？我说的国际化主要是被翻译的过程、被创造出来的机制。我们不能无视国际化的领域，必须了解西方社会，但是作家写作完全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依据的是自己的文学标准。

    读书报：版权输出方面，您认为怎样的模式才是理想的？

    格非：我们在整个国际出版领域，刚刚起步，地位谈不上很高。从大的方面讲，中国文学的好时机还没有到来。一个相对合理公平的时代还有到来。

    中国进入商业出版的作家很少。即使进入商业出版，印量也少得可怜。对翻译家来说，翻译是清苦的行业，不算学术成果，也没有多少经济利益，做翻译本身就已经了不起，完全是在付出。很多汉学家就是出于对中国文学的热爱去翻译。

    版权输出应该走专业的路子。我希望有专门从事版权服务的公司，聘请一些真正懂行的版权经纪代理人进行中国作品版权代理。现在版权输出只是附加的部门，很多机构接触不到汉学家，不知道怎么保护作家。我希望中国有若干值得信赖的版权代理，国外需要找某作家时，直接找版权机构就可以。现在国外出版商到中国也很茫然，不知道如何判断，也不知听谁的意见，批评家、作家、出版商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市场非常乱。如果有专业的代理机构，对国际市场了解，对文学本身了解，有专业的国际团队，会省去很多麻烦。

    读书报：您怎么判断翻译的作品相对准确？

    格非：最简单的验证方法，是看翻译家找不找你问问题。有翻译家仔细研究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典故，不断地写信，从他提的问题上，我判断他下了工夫。比如说，有位翻译研究过中国的植物志，并且纠正我的一些错误。

    汉学家在选择我们，国家在推动版权输出，作家自己往外走，整个状况看上去有点乱。进入谈判的过程，很多人不考虑版权收益，这很荒唐。当中也有文化政治等方面的考虑和种种歧视。（本报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