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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mstrong）2006年出版的著作，基本概念和著作结构沿用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其主题直译为“伟大转变：我们宗教传统的开端”（The Great Tansformation:the Beginning of Our Religious Traditions），中译者调整为《轴心时代：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孙艳燕、白彦兵译，海南出版社出版），直接以“轴心时代”为题，并在中译本封面上添加了一段“轴心时代”的定义：“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指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在北纬30度左右的地区，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佛陀、孔子、老子等先哲，人类文明精神获得了重大突破，至今都无法超越，未来也不可能超越。”从而加重了“轴心时代”的概念，可以认为此书是自雅斯贝斯本人算起第二部关于“轴心时代”的重要汉译论著。
《轴心时代：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读后，恍然觉得，宗教史原来可以这样写。
雅斯贝斯提出：“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似乎”一词具有猜测不确定的含义，而现在，凯伦将它写实了。
与哲学家雅斯贝斯不同的是，凯伦是宗教学家。雅斯贝斯的另外一本著作《哲学概论：智慧之路》，其中重申了“轴心时代”理论的第九章题为《人的历史》。很明显，雅斯贝斯依循的是哲学智慧、人的觉醒的理路，而人的觉醒在欧洲是由文艺复兴完成的，文艺复兴崛起的背景是中世纪的宗教。而现在，凯伦无疑是在证明，轴心时代所开启的乃是人类的宗教传统。那么，到底是哲学与人性的觉醒，还是原始宗教的回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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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not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not have done to you”（“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成语，谈的是恕。恕是仁之一体，而“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与德还在仁、义之上。而现在，凯伦将“恕”定义为一个新名词：“金规则”（Golden Rule）。
凯伦不对具体的宗教派别表态，她支持所有的宗教（但反对强制性的教条）。她在印度教、犹太教、希腊诸神和“儒教”之中寻找共同点，即各个宗教的共同基础。她说：“轴心时代是在知识、心理、哲学和宗教变革方面最具创造性的时期之一。直至创造现代科学技术的西方大变革发生之前，没有任何历史阶段可与之相提并论。”而在“创造性”问题上，她关心心理体验、神圣感、精神气质。她说：人类“是探寻意义的造物”,这句话是典型的宗教叙述，随之又提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你相信什么，而在于你的行为举止。宗教关乎你所做的事，而这可以深刻地改变一个人。”说到底，她肯定的是“一种富于同情心的生活”。最终她说出了这样的定义：“宗教就是同情。”
轴心时代“这一时期创造出来的所有伟大的思想传统一致认同博爱和仁慈的极端重要性”。“就轴心时代的贤哲而言，尊重一切生命的神圣权利——而非正统的教条——即是宗教。”“轴心时代的各种信仰里都有一种共同的理想，即同情、尊重和普遍的关注。”“轴心时代的贤哲们把放弃自私自利和提倡同情精神当作首要任务。对他们来说，宗教就是‘金规则’。”这应该是全书的宗旨所在。
“同情心”，直白的表达可以称之为“关联”。民胞物与，道理遍在天地万物之间。凯伦所说的思想观念，中国人十分熟悉。所以此书读来，觉得只是宗教学形式与“金规则”新概念下的“恕道”。因此，此书虽然是宗教学的专门著作，并且使用“轴心时代”概念贯穿，但由于作者作出了的生活化、情绪化的叙述，变得比较亲近而易于被接受，借用当代宗教界的流行术语，很有“人间宗教”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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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伦极具思想与写作天才，她能将轴心时代的四个民族以类似蒙太奇的技巧作交替剪辑（荀子排列在韩非之后可能也出于这一点），但这些还不算最重要。
作者凯伦推崇中国文明，正如译者所说：“作者在书中对中国和印度部分所用的笔墨极重，可见她对东方文明的喜爱和推崇。”全书四部分共计十章，其各章标题，第六章《悲悯天下》、第七章《关注每个人》、第八章《万物一体》、第九章《帝国的思想》，显然借用了孔、墨、庄、商鞅的思想，可见一斑。
但由文献注释可知，该书撰写引用了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明史论著与翻译的中国典籍，和少量中国或华夷学者的英文作品如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鉴于本国学者阅读经典已觉难明本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的解读，特别是对其中默认而不明言的含义的理解，毕竟有限。而冯友兰所受疑古思潮的影响极大，早有学者撰写专文。
书中称《尚书》、《诗经》、《易经》、《乐经》、《春秋》为“一些书吏编纂的文集”，称《礼记》为“轴心时代之后才完成的一部典籍”。将五经等同于普通“史料”，以成书年代判定书中内容的年代，均为疑古派“辨伪”之残痕。
凯伦排列的诸子谱系，孔子在前，老子在后，中间为墨子、庄子、孟子、荀子。
她说：“正如雅斯贝斯所假设的，道家的圣人老子并非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他不是与孔子和墨子同时代的人，而几乎被确认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沿用了雅斯贝斯所获得的20世纪20-40年代的“新知识”。
作者对墨子施以重彩，称颂墨子的“兼爱”为“普遍的爱”、“关注每个人”、“墨子的‘金规则’”墨子正是清末民初的“显学”。
凯伦对孔子最感兴趣，称之为“金规则”的首创者，而她的文献的最主要来源是《论语》。实际上，阅读孔子除《论语》之外当有更多文献，诸如群经、七十子传记、各派诸子以及《史记》和《孔子家语》等等。研究孔子而只采用《论语》，也是“新文化”以后的偏颇之见。
在古代经典中，《论语》属于“传记”，汉代抄写制式为八寸小简，与抄写在二尺四寸大简上的经典有法定的区分。《论语》重要性的程度大约也如它的制式差距，低于正式经书两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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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之光照为明。“悬象莫大乎日月”，“遍照天下，无幽不烛，故云明”。因其高明，因其境界，因其灿烂，因其悠久，故称之为“文明”。“文明”是一个带有理想指向的词汇，与“存在”、“影响”不见得同步，甚至可能相反。
“影响”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但它并不与合理性成正比。如果只论影响，那么现代世界格局莫不与纳粹、二战相关，在中国，影响重要莫过于秦火、文革。独立判断而不以成败论英雄，此即中国史学的独到之处。
从年代的一致性到地理位置的一致性，“轴心时代”是一个精巧的发现，但它只是一个现象层面，而不是真实层面。四个民族的组合具有偶然性，譬如人们熟知的最古老的埃及文明，在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和《轴心时代：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二书中都没有正面出现，这不是因为古埃及文明不是“好的文明”，同理，被组合起来的四个文明也可能是“不好的文明”，总之无论“轴心时代”之内与“轴心时代”之外的文明类型，其存在与否都与“真理”无关。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但他放弃了第二阶段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四个“古代高级文明”不提，只把第三阶段的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文明连成一线。东、西、印文明是拉平了，而实质上中国、印度在“古代高级文明”阶段业已隆盛的事实以及希腊出于次生文明的地位都被遮掩了。
中国在公元前800-200年间乃是乱世，史称“晚周”、“衰周”，而虞夏商周所谓“四代”才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轴心时代”。
《吕氏春秋》中记载了一则故事。宋澄子遗失了缁衣，认定途中一位妇人所服的缁衣为己物并要求归还，说道：我丢的缁衣是双层的纺缁，你现在穿的是单层的禅缁，你还我缁衣，岂不还白得一层里子吗？
疑古派摧毁经学，缩短古史，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在“轴心时代”的框架之下，中国古代文明被半数还原。在疑古派全面否定古史的背景下，这半数还原可以视为白得，然而整个事实却被颠倒了。
三代四代之学称为经学，晚周之学称为诸子学，二者一源一流，犹如父子，故而时代的取舍刚好造成了学术的中断和颠倒：以流为源，以子为父，以反题当正题，以乱世之学当文明景象。
“中国原始文明”一节，凯伦从商朝说起，然后再稍稍追溯“尧舜禹”，再稍稍追述黄帝、神农，同时不忘了在开始有关中国叙事的第三行处即写下“玄鸟生商”的神灵故事。“文明缓慢而痛苦地来到中国”，“所有这些传说中的贤明君王都将对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给以启示”。在“中国商朝”地图中，商文化的影响范围不包括四川。这些都是典型的“后疑古派”观点。经过王国维“古史新证”之后，学者将《史记·殷本纪》还原为信史，但仍然不相信《五帝本纪》和《夏本纪》。
“中国缓慢渐进地发展着，直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孔子首先发扬了完满的轴心精神。”“中国危机当头”，“大约此时，一个叫孔丘的年轻人几近完成学业……中国的轴心时代即将开始”。而在中国古典学术谱系中，首先受到人们称道的是尧舜之道、唐虞之道，然后才是“周孔”并称，再后才是“孔孟”并称。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这是孔子本人的自我评述。孔子在自述中并且承认他所身处的政治环境既非大同，也非小康，而只是卫灵之无道、鲁哀之非礼。
从晚周开始，中国学术从来都是以经史为大宗，以诸子为旁支流裔。将诸子学作为主体，只是“新文化”以来百年间在摧毁神圣经典、倡言自由平等观念下出现的一个“新潮”。而现在，凯伦的著作告诉我们要向“轴心时代”寻找“神圣感”。“婢作夫人”，“附庸蔚为大国”，百年回首，神圣感“一片孤云何处寻”？
晚周诸子学的光芒是无可置疑的，孔子、老聃等等诸多思想者的贡献可以一一历数，虽然如此，并不能因此而无视三代四代学术的意义。三代四代经学是日月，孔孟老庄商韩只是群星。中国文明所以伟大，所以超越世界各族，独树一帜，正在于它的前后承接、善继善述，经子相随、绵历不绝。（张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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