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男人才是中国男人

    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去澳大利亚跟我已在那里定居的祖父及父亲团聚的。在当时白澳政策下的社会中生长，有一个问题我很小就想得到答案：在今天的世界上，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中国人？再过一段时间，当我对男女差异有兴趣的时候，我的问题更进一步变成：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中国男人？事实上，这几十年我一直都在研究、思考这个问题。上中小学时，我在校外自己学习中文。上大学时，文革刚好在中国大陆爆发，对国外青年也有相当的影响——我本科的时候就主修哲学而专心看马列毛的书。到研究生时，恰逢批林批孔运动，我就借这机会写了关于共产主义理论家如何对待孔子思想的硕士论文；而博士论文则研讨了中国大陆哲学界就继承传统进行辩论的历史。换言之，我是想以这样的方式尽快地发现当时新中国下的中国人到底还保有多少传统文化，又接受了多少马列文化。当然，我虽然学了不少东西，但到底什么样的人是中国人这个问题还是找不到答案。主要原因是“当时”不停地变成“往时”，而“新的中国人”的含义也就无法固定了。可能我年轻的时侯比较天真吧，定义“中国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就开始对“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中国男人”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了。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是个男人。但是，就算是在澳洲日常的校园生活中，做中国男生对我来说也好像是无比自然的事儿。如果说我跟别的男生有什么不同，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对我而言，中国男性好像没有什么特质。就算生活在白澳社会里，在人们眼中，也一眼就能看出我是个男人。一切都那么自然明显，无需多问。这情况并不出奇。这世界上不管哪一个社会或哪一段历史，政治、经济或思想机制一般都是由男人控制的。但是，专门研究到底什么样的人是男人的文章则非常少见。更有趣的是，在上个世纪性别研究及妇女运动流行时，对女性的研究、解说可谓不可胜数，而集中分析男性的研究则凤毛麟角。我跟那时别的学者差不多：对我的姐妹或认识的女性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我很是不满和气愤，所以也写了些关于女性研究的文章，但却很少检视我或其他男性作为男人的角色。知道自己处于优势就算很有自知之明了，还细究那么多干嘛！而中国男性有没有特质？这些特质又表现在哪里？这些问题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才开始专心地关注。我关于“文武”可代表中国男性最理想形象的理论思考始于九十年代初在台北汉学研究中心做访问的那一年。在那里，尤其是在中央研究院，我观察到一般民众对文人的尊重，更深入了解了女性在传统社会里不能“文武双全”的根源。

    很多文化都有和文、武相似的概念。英文中就有“笔胜于刀”（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的说法。不过，至少在八九十年代的澳洲，“美男子”或“具有男子气概”的对象很少用来指称文人、学者。最受喜爱而且最“酷”的男性全都是些体育、电影明星。我当时就开始对有“中国特色”的男性特质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有所思考。在台湾的所见所闻更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深入了解的兴趣。我这之后十几年的研究工作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的英文原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在2002出版。此书在中国男性特质的特定层面上对“文武”的概念进行了探讨，同时，也对这一理想随时间而变迁的历程做了纵向审视。“文武”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构这一理想的历史背景。由于我自己文化、学术背景的关系，我写的很自然地是一部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书。我选择了特别的视角对许多传统与当代文本进行了“重读”与诠释，打破了以往西方对中国男性特质从阴阳出发的逼仄理解。书中所分析的男人形象从孔子、关公到老舍的二马、明星周润发，不光时间跨度很大，更涵盖了文化思潮、经典文学、民间话本和电影作品等诸多体裁。除了本土化的社会建构分析外，我还借鉴了西方的符号学和精神分析理论。

    有关中国人的性的大众讨论常常援引男子汉应阳气充沛而女子则阴气充盈的阴阳范式。而如上所述，本书已挣脱了这一桎梏。阴阳二元论与毕达哥拉斯哲学中明暗、男女、右左等对立范畴相似。但它有一个主要的缺陷，那就是它意味着每个男女无论在任何时间点均同时具有阴阳两种属性。相形之下，“文武”则为男性专属。因此，尽管男性和女性都可以从阴阳的角度来进行探讨，但“文武”二元论对女人就只有在她们把自己转换成男人时才适用。虽然女人也可以在闺阁中进行学术活动，或修习剑术、射术，但只有在玄幻小说当中，如晚清著名的《镜花缘》里，她们的这些技艺才会获得公开认可。另一个例子是经典文学形象女英雄花木兰，在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她一直女扮男装。还有祝英台，这个浪漫的悲剧人物穿着书生的长袍参加了正式的书院学习。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公众对“文武”成就的承认体现在文举和武举等科举考试上。这些考试决定了一个青年男人能否在社会上取得权力与权势。这里的重点之所以落在“男人”上，是因为女人（或者外国人）是连这些考试都不能参加的，更不用说在这些技艺上的成就能得到公众认可了。科举制度的力量与效用不仅使中国文化成了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化，也保持了一个等级森严、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当然，在现代中国，女人和外国人都已获准参加各类公众考试。“文”胜于“武”的状况也在改变。的确，随着迅猛的全球化浪潮，中国男性特质的理想已呈现出许多西方社会，譬如美国社会男性特质理想的特点；不太明显但也相当清楚的是，“文武”理想也在改变着男性特质西方建构的一些方面。在探讨关于“文武”如何影响中国男性特质建构的同时，本书也将勾勒这些变化。

    这本书部分章节的初稿曾发表于西方学术期刊如《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和《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因为我跨文化、跨学科的写法，这些期刊的评论者有时觉得我的文章是“颠覆”之作，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他们的解读经验。但那也是十几年前的经验了。在这些文章问世后的十几年间，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互动大为增强，影响波及广泛，所到之处，如浪潮席卷。中国自身所经历的变化尤其惊人，很多时候甚至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伴随着这种巨变，西方世界对中国男性特质的感知也大为扭转。对中国男性进行研究的书也开始出现。对我而言，对这一转变最神奇的展现莫过于众多西方时尚专营店也开始讨论中国男性特质的崛起。而我个人最感兴奋的，则是连《Elle》这样的时尚女性杂志也开始刊登有关中国男性的文章，甚至还专程向我咨询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在时尚、雅致的年轻女性的世界里，中国男性如今被郑重其事地视为性感而又“具有男子气概”的对象。当年在写作这本书时，我还觉得这仅仅是一个令人惊异的、“起于青萍之末”的趋向。没有料到，这些变化是如此地迅猛，趋向已转而化为了现实。

    这种变化也是国际领域中正在发生的社会经济转变所带来的结果。东亚其他地区及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经济先后崛起，这在东西方不约而同引发了大讨论。为了摆脱西方经济低靡不振的影响，亚洲价值观、儒家价值观甚或中国特色都被拿来当成驱动经济增长的可能答案。就像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提到的，中国在国际领域中日渐增长的文化、经济的参与和影响，意味着中国人观念中的男性特质也正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生根开花。不断变化的物质环境最终将对“文武”这样的思想建构产生持续不辍的影响，但这些建构本身将会在传承中保留下来。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这些建构已被证明是使人类关系井然有序的强大工具，无论这关系存在于男人之间，还是国家之间。就这一点而论，我相信，尽管这本书写成于十年之前，它的基本前提依然真实无误。不过，就好像对“什么样的人是中国人”一样，在这本书里，我对“什么样的男人是中国男人”这个问题也只做了初步探索。希望此书能引起中国读者对中国男性的关注、探索，使更多人对这“半边天”加深了解。（雷金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