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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振钟：到乡村去了解乡村
中国的乡村社会正在瓦解和消失吗？
阅读文学作品时，费振钟却觉得文学提供的乡村经验是有问题的，很多作家并没有写出真正的乡村经验，他们的经验是想象性的，仅仅停留在童年。他认为，文学表达的乡村经验也要有现场感。
2009年，费振钟受聘为上海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起意由历史文化的研究转向乡村政治文化的研究，这一研究可将乡村现实社会和历史结合在一起。研究中国社会的问题，应切实了解中国的社会走向。而中国的问题集中在乡村，只有到乡村去，了解乡村政治和文化，才能对中国未来走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费振钟的目光锁定了自己的家乡——江苏兴化。因他所有关于乡村的经验，均来自家乡。中国的乡村各有不同，而兴化处在里下河区域中腹，地形为水网状的低洼地，像一口平放的釜，整个地缘和地理比较特殊，由此形成的乡村历史和社会形态，特点非常明显。而熟悉的人可以为他提供更多的方便，也便于他做乡村政治的观察和访谈。
“我到乡镇，是要了解乡村政治，其主题为考究乡村空间变动中政治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我要询问人口、宗族、选举、村庄、土地、资源配置，乡镇治理行为中的不满、冲突、妥协、维和等。”费振钟的目标很明确。此次挂职，他的职务是泰州市政府的副秘书长，之后为了更便于工作，挂职兴化市文化广播新闻局的副局长。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就曾应《上海文学》约稿，就乡镇文化站做过一个星期的采访，访谈了兴化、高邮和宝应三地多位文化站长，对于乡镇文化近三十年历史现状以及文化站长们的处境，搜集了第一手材料。有以往的经验垫底，挂职后费振钟对文化站的动向予以新的注意。今天的乡镇文化站，其动向不仅与乡镇文化的走向连接在一起，而且通过文化站可以看到乡镇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1990年代中期他从文化站以及文化站长们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乡镇文化凋敝零落，20年后的现在，他在茅山镇文化站的建筑与设施上有了新的发现：文化站长不仅恢复了在当地的文化权威，而且成为地方发展与治理的必要参与者与可以发挥力量的角色。2009年，“茅山号子”正式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茅山镇随之也被命名为“特色文化——民乐之乡”。与1990年代中期风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同，“唱响茅山号子”后形成的地方优势，在吸引投资方面已初见成效。
在镇政府那座以青灰色为主调的简洁二层办公楼上，费振钟为茅山镇以地方“特色文化”为乡镇发展命题深有所感。作为一个出生地离这里近在咫尺，对这里极为熟稔的人，他对茅山镇主动致力于恢复地方传统，并且能够视地方文化为乡镇发展推动力自然怀有好感。中午就在镇政府的大食堂吃饭，方桌边安着做饭菜的火炉，大碗鱼肉，热气腾腾。正逢年节之前，镇上邀集了本镇数十个退休耆老共聚一堂，酒酣心热。
然而，理性的冷静，还是使费振钟怀疑：在观察和处理地方文化与乡镇发展之间关系时，是否过于简单化和表象化？当茅山镇以“茅山号子”为文化标志，“放大”了一个“茅山现象”后，根据“现象”做出相关叙事，是否触及目前乡镇发展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今天乡镇社会的发展危机，恰恰就是社会认同危机、生存危机。造成这一危机的现实因素很多，危机的层面也多重复杂，但单一的经济发展主义则是主要动因。今日乡镇何去何从，乡镇社会未来希望在哪里，不仅是乡镇治理者要思考的问题，而且是乡镇治理者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溃败的乡镇而言，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恰恰不是“发展”，而是重建，或在重建意义上的发展。乡镇目前的情势，显然要求我们着眼于乡镇社会的文化重构，通过对地方传统和文化资源的发现，重聚乡镇社会的原生力。
一个个乡镇走下来，费振钟边走边写，通过阅读和思考转化为“乡镇观察系列”在《十月》杂志连载发表，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忧思，受到了文化界的关注。他甚至列出了戴窑镇经济发展势态一组组详细的数据，把对戴窑的观察和叙述，放在对乡镇社会的“正当性”的保护之下，虑及这个有自己社会特点和经济个性的乡镇所面临的存亡之难，表达“让乡镇归回乡镇，宁可零发展，也不要硬发展”的观点。他说，作为观察者和写作者，他有责任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他感受到乡镇社会存在着某一种力量，如何理解和使这种力量在现实中发挥积极作用。寻找资源来解决现实问题，回答历史走向的一些疑问，重建乡村社会的期待和想象，都是费振钟在走访和写作中思考的。所以当他来到沙沟，面对这样一座被视为古董的名镇，发现当下的情境如何与自己的主题对接成为一个问题。“换句话说，假如我是来旅行观光，或者像通行文学界的所谓采风，那我就不会有这份困扰与纠缠，我自然也会发表一堆意见、赞赏、感慨，并适当地表示某种遗憾。然而按照我的主题，我现在需要处理的是一个作为‘政治’素材的沙沟，那么我对这里的所有描述都可能没有任何作用。”
他发现，历史曾经存活的空间，正面临被瓦解的现状，正如在沙沟镇，镇党委书记的介绍，很自然地使费振钟分别出“两个”沙沟。一个正在眼前，定义为千年古镇，其标志是保持不变的历史事物和场景；另外一个沙沟，在严整化的历史外围，由小商品市场、家用电器商店、发廊、游戏室和新开发的商品住房等当代事物与场景构成，“两个”沙沟镇，没有办法知道谁更重要，因为在费振钟看来，两个沙沟镇的关系彼此分离无法融合。
一面在实施“乡村复古行动”，一面在进行“新农村”建设。传统乡镇在撤乡并镇和撤村并居中渐次瓦解，传统乡村的存在面临种种危机，费振钟分析说，文化在此恰恰成为一种对抗性的政治。通过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重建乡镇的历史，以对抗现实危机，从而成为乡镇推行“新农村”中消极性的保守政治策略。即使“新农村”城市化多么势所难避，但有一个“千年古镇”的沙沟，有那些以青砖黛瓦为世姓族群标志的历史存在，至少可以在文化上得到有效补偿。较之其他一些乡镇沦落处境（比如同样是千年古镇的边城），沙沟镇有足够的理由安之若素。
带着历史的眼光观察乡村的政治文化，费振钟越来越多地发现新的文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的乡村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使他过去单纯从事历史研究的视野变得开阔而丰富，在乡镇观察中收获了丰富的研究课题，得以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乡村知识分子在今天的乡村社会中的趋势及未来。
“回到乡村的写作有积极的意义。”近三年的挂职工作，对费振钟的写作观念、历史眼光和文化思想方面都有很大的拓展，他说，自己是真正的“走、转、改”的典型，研究和写作作风深入到最基层。他一直在寻找各种“可能性”，因为，亲近土地、思考乡村的过程，使自己的写作不致于变成一个无根的写作。
陈应松：我听见了神农架的召唤
作家陈应松说，他是一个爱远离的人。“远离我不喜欢的城市浮嚣的生活，去拥抱我自己认为值得的、有助于我的精神健康的东西。”这大概是他不断地回到神农架、不断地写作神农架的原因之一。陈应松与神农架有着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情缘。他的神农架系列作品包括长篇《到天边收割》、《猎人峰》和中短篇《太平狗》、《松鸦为什么鸣叫》等，深刻真实地描写了苦难的生活以及苦难的人群。他说，山民、农民是消费水平低下的、缺乏言说舞台的底层群体，他们遭受的屈辱多，愤怒也多，希望总是充满着破碎感，这都是小说最能打动人的东西。
陈应松第一次挂职便去了湖北神农架林区，担任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他太喜欢神农架山区了，过去就有过许多接触，后来他想，能够住在那儿了解更好，就提出申请，去了神农架。陈应松说，神农架是另外的世界，那里跟武汉完全不同，比如会有呼吸困难，因为海拔较高，常会出现心脏异常。比如那里每天下午基本会下一场雨，因此那里没有灰尘，房间里一周不抹也没有问题，可说纤尘不染；那里的星星特别多，可以看到小时候曾见过的银河；可以看到“UFO”在空中蹿来蹿去；可以看到动物在林中跑来跑去；可以8月里烤火；可以吃到许多野果。“那里山民的生活完全与我们不同。这种不同对我的冲击很大，颠覆了我过去所有的写作和与文学相关的东西。”他觉得，神农架天高地阔，心情舒畅，在那里有如脱笼之兔，脱缰之马。精神大释放，境界大飞跃。
陈应松走向荒凉的远山去挂职和深入生活，是想“换换空气”。“一是城里自然空气污浊，二是城里的文学空气也不太干净。加上我似乎患上了抑郁症和社交恐惧症，害怕见熟人，只好躲往深山，调养身心。”陈应松是这么说的，实际上对于山的渴念可能是一种召唤。挂职不过是有人帮助安排食宿，减少他生活的不便。去了以后才发现，对神农架这个秘境的热爱并非他一个。一个山西大胡子，舍家弃业一个人来到神农架，多年住在荒无人烟的南天门一带，发誓要找到野人。陈应松的一位校友，十堰市的一个摄影家，几年来自费在神农架拍摄了许多堪称绝世精品的照片。为了在神农架拍片，他买了一辆破吉普，在仅有一车宽的神农架简易公路上，冒着随时会翻下悬崖的危险，为了拍一张金丝猴的照片常常在大雪封山时钻进山里，春节也不回家。他说：我听见了神农架的召唤。陈应松说：我也是。他暗想：这座山召唤我的时候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可惜，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只是在向它慢慢走近，并无比快乐。”
挂职使陈应松把名利看得淡了。在山外那个城市或者单位的争权夺利、人事纠葛是如此无聊可笑。他想，人可以活得更从容一些，更远方一些。他对文学的认识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其实可以写得更纯粹，更高远，更大气。不要小眉小眼，胡编乱造，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写便是了。”
写《马嘶岭血案》之前，陈应松去了海拔三千米的神农架韭菜垭，那里西风残照，一片安静。他想到了40年前血腥的一幕。40多年前，两个挑夫在这里杀了7个来神农架踏勘的林业部门的技术人员，陈应松在神农架挂职时听到这个旧案，决定写成小说。他在荒凉的山顶上想山下的和山外的世界，只想大喝一声：人们，要警惕！这篇小说使他真正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所在，这是最大的收获。他认为，作家是与他的作品一起进步和升华的，他们互为照耀，互为温暖，互为激励和感动。
2009年，陈应松第二次提出挂职，回到家乡荆州担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荆州是我家乡，我也想了解家乡这些年的一切。”他的书架里摆满了他收集的方志史料，包括荆州地区的方志，另外还有诸如“自费印刷”的《马店村志》，这些资料是他创作的源泉之一。在荆州挂职后有作品《夜深沉》、《野猫湖》、《一个人的遭遇》等。他说，自己过去的确缺少生活，县志上的一句话，看见了，居然就可以敷衍成一篇小说——他有如此的能耐，用想象力来填补一句话以外的千百句话，把它们编圆，编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然而如今呢？数百万字的搜集来的神农架资料，千百个从猎人，从伐木工和采药人口中得来的故事，陈应松拥有了这些，却感觉到想象力突然失踪了。尽管如此，他说：“我宁愿拥有远方的山，最原始的农村和耕作方式。最古老的故事、油灯甚至峡谷里漫长的黑暗。那是我激动的源泉，想象力的锋芒。”
在荆州挂职，陈应松在荆州城里住过一年，他和朋友登上城墙，在城墙上行走。老南门上有一个宾阳楼的遗址，只有柱础和大致的当年建筑的轮廓，还有留着岁月痕迹的巨大青石板。老南门外曾经壮观过的老教堂，成了木材场，欧式雕花窗户也破落了，钉上了木条或砌上了红砖。这是信仰的破败，当然也是文化的破败。可是陈应松很纳闷，荆州城里有许多作家，却没有一个为此感伤。我们看到当地的文章都是为这片城墙的历史自豪和骄傲。这种自豪和骄傲在历史的沧桑面前显得轻薄而缺少分量。陈应松读过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在这部书里有一个关键词叫“呼愁”。呼愁就是心灵深处的失落感，或者失落所伴随而来的心痛与悲伤。面对伊斯坦布尔古老的街道、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上轮船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夜航船的沉重的汽笛、落日下倒映着奥斯曼帝国的城堡与残垣断壁的粼粼波光……这样的感伤我们住在江边和河边的孩子也遭遇过，但是我们的作品中没有这种情绪。
“挂职对作家有百益无一害。”陈应松说，也有挂职多年而写不出作品的，也有写出的作品很一般的。他的建议是，挂职不在时间的长短，在于你的用心和投入，要吃苦，要有不怕死的劲头。他自己是很投入的。不管事儿，只下乡跑。他称之为“挂而不职”。借用挂职平台干自己的事。“另外，没有准备好就别去。”
李佩甫：最少有饭局的第八位副市长
1997年，李佩甫挂职河南省某市副市长。当时已有七位副市长，作为第八位副市长，若要有权力，就要争取分工。李佩甫想了想，自己先就放弃了。
对于新来的这位李副市长，很多人先会热情地打探：“李市长分工什么？”得知市长只是个“虚名”，没啥权力，找的人就少了。这种状态恰恰给李佩甫下乡留下充裕的时间和空间。
“我真实的心态，正准备攒足力量写长篇。所以就安之若素，在那里住下来。挂职变成了真正意义的深入生活。”李佩甫并没有强烈的进入政界的欲望，他只是愿意一个乡一个乡地挨个儿转，到乡政府或镇政府去了解情况，边走边问。因为没有利害冲突，他这个“平民副市长”反而可以了解更多的真实情况。“如果是记者，也许他们会有顾虑；一说你是作家，没有人戒备。”说到这里，李佩甫却有些悲凉，我们的民族最悲哀的是没人看重作家，在俄罗斯，在西方很多国家，人们对作家是很尊重的。
河南省文联每年都有下去挂职的指标，专业作家曾经有两次由省委组织部专门到县、市级去挂副职。也有到基层去的。对李佩甫而言，他的创作和生活不是同步的，需要消化、吸收和浸泡。“我是标准的深入生活的挂职，完全体验型的。”李佩甫说，他到各乡各村去走，各种各样的人找他，甚至有人找他告状。“走了那么多村子，见了那么多乡镇企业，却发现乡村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是原本的样子了。”各种奇怪的或精彩的事情在脑海里酝酿着，积累着，不见得立马就形成他作品里的故事，也许会放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却会为他的创作铺垫生动真实的底色。他说那时候，他经常会碰上一个满脸汗水的农民，背着一个破包，带着几块干馍，哑着嗓子到处游说，推广“人造金钢石”。“他掂着一个瓶子，瓶子装着（他从一个大学教师那里买来的专利技术）可以做金属切割磨具的刀头。到处推荐，以求获得资金上的支持，可他奔波多年没人理会。”李佩甫到现在还记得那人穷困潦倒的样子。可是十多年后，当年那个身无分文的农民，后来成立了一个在中国很有代表性的生产模具刀头的合资企业，并且上了市，现在他儿子是董事长，资金过十亿。所以李佩甫常常感慨，中国农民不得了。平原这块土地“生产”各种人物和植物，吃苦耐劳，坚韧不拔。
从乡下转完回来，他常常一个人在政府食堂吃饭，大概是最少有饭局的副市长。从某种意义上说，饭局其实又是一种象征，要想真正融进去，并不容易。然而即使如此，挂职的经历对李佩甫而言也是宝贵的经历。他觉得自己看问题、看人生的格局大了，对土地的理解更为深厚，视野更加开阔。他试着换位考虑问题，觉得县里的干部也不容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都穿到基层的政府。有时候上头又是互相矛盾的。这个局下这个文件，那个局下那个文件，镇长乡长基层干部能当好不容易。所以中国的干部，管好一个镇，就能管好一个县，管理好一个县就能管理好一个国家，因为在民间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
这时候，《羊的门》已准备了很多时间，深入生活使他有了新的生活体验和补充。两年后挂职结束，李佩甫完成了《羊的门》，2003年，又完成《城的灯》的写作。
挂职与独自深入生活，应该说各有利弊。李佩甫认为，挂职有挂职的好处，首先是生活上有保障，有人安排吃住等，接触面也宽，到各乡镇去方便一些，也好联系一些单位什么的。但同时你就是一个“官”了……若是以作家个人身份深入生活，那就是纯民间的，一般都是投友靠友，这样更靠近民间或者说是底层生活，但同时又有一些不方便的时候。若是从生活上考虑，挂职还是方便得多。
他说：“我每年都要到平原上走一走，去我熟悉的那几个县份。不是为了收集素材，只是走一走，看一看，接一接地气。大多是投亲靠友，或是与地方上的文联、作协联系一下，或是借地方上的文联作协开作品分析会的时候去。与地方联系最多的还是一些业余作者。”
他在作品中尽情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在《生命册》的最后，几乎以散文的白描写道：“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很多时候，我会莫名想起童年的时光。那日子一幕幕地在我眼里闪现。……我甚至于怀念家乡那种有风的日子。黄风。刮起来昏天黑地，人就像是在锅里扣着，闷闷地走，嘴里、眼里都有土气，你弯着腰、嘴里呸着，就见远远的，风一柱柱地旋，把枯草和干树枝都旋到了半空中，荡荡的，帅帅的，像是呼啦啦扯起了一面黄旗。当你在玉米田里钻出头，当你从风里走出来的时候，当风停了的时候，你突然会觉得，天宽地阔，捂出来的汗立时就干了，那远去的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候，你是想跟风走的。此时此刻，你会想，要是能跟着风走，多好。
可当我醒来时，四顾茫茫，满脸都是泪水。我只好对自己说：家里没人了。真的，没有一个亲人！可我知道，我身后有人。”（本报记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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