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易地而处

    不管是“不落的夕阳产业”的无奈定义，还是“只有存量，不可能再有增量”的悲观预判，说出版业当前正处于艰难时世，大概不算过甚其辞，而应该是行业中人的共识。年前，知名出版人李朋义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率先透露，一家颇具名气与影响力的出版机构一下子走了50多人，包括很多业务骨干，引起行业热议。我在出版人方希的微博中看到这样一段话：这些年跟兄弟机构的编辑交流，发现太多编辑专业训练很差，文字功底差，编辑规范差，策划能力差，很多人是瞎找个工作瞎做做，对编辑手艺无追求。跟以前编辑在出版社三年五载熏出来的职业能力和职业尊严不可相比。字里行间意思很清楚：“这些年”和“以前”比较，编辑的职业尊严和职业能力滑坡得厉害。

    跟香港的出版同行聊到这个话题，他们说，其实在香港，出版以及编辑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年轻一代的才俊，顶级出色的首选多是金融、证券等热门行业。肯低下头进入出版业的，大抵是中人之资。

    “他们之所以后来多少都能做出点事情，一是喜欢，二是坚持。这一点与内地的情况或许有些不同。”从短暂的交往得到的信息，足以印证这个说法：皇冠的麦成辉，商务的陆国燊都是从业二十多年的老出版；与我大体同龄、与我北大的师兄恰巧同名的刘勇强，大学毕业就在商务，后来去过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前几年又回到商务做出版总监，虽然换过地方，但是一直关注与专长的都是英语辞书的出版。在香港这样一个商业气氛包裹一切的地方，出版其实类似一个吃冷猪肉、坐冷板凳的行业，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喜爱，相信他们做不了这么长久。

    比较起来，我想到自己作为一位文学编辑，后来是文艺社总编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参加全国文艺社的行业会议，到现在，几乎是有始有终、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个。当年诸君，或者折戟沉沙，或者弃暗投明，或者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但出版确实是需要坚持，需要积累，需要沉潜的行业。我们不辞辛劳“走出去”，站到了香港同仁的身前，坐在了他们的对面。客套与寒暄过后，对话开始。这对话，是双方信息的交流，其实也是彼此出版功力的较量。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同行们展示了他们坚持的效力与沉潜的底蕴。

    我对几个细节记忆深刻：我与陆国燊先生谈商务的学术出版，想卖弄一下以前读《罗素自传》的一点印象。没想到一下子开启了陆先生的森严武库，关于罗素，他真是素有会心，如数家珍。如谈到罗素的导师怀特海关于“物质”与“心灵”的妙喻，陆先生当下就能背诵：What's the matter？I don't mind。What's the mind？It doesn't matter。我向刘勇强先生讨教英语辞书的问题，他对牛津高阶双解以及陆谷孙先生主编《英汉大词典》的各自长短条分缕析，要言不烦。听我说到牛津高阶收词有限，而有些词释义缺项，他对前者做了解释，而对后者则表现了一个出版人的用心，嘱我得空将这样的地方列出来告诉他，他要做一番学理分析。莫言的获奖，在席间也仍然是热议的话题。我引用了前不久看到的高尔泰先生的一篇文章，说到《寻找家园》在翻译中被某名家（可能就是葛浩文）肢解的实例，以西方译者对中文文体的傲慢说明“走出去”的困境。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林道群先生却根据他掌握的事实，指出高先生也是一面之词，不可一边倒地相信。他以中国文学的特质及当前水准，说明西方译者的翻译策略有相当的合理性。他的分析令人折服。

    回到北京，我与道群先生在微博上邂逅相逢，互粉之后，有了机会拜读他关于出版的点滴心得，或者于指点挥洒之际偶露胸中星斗，或者于微细琐末之中尽展细节的工夫，出版几乎是他微博的唯一主题。孔子说儒者之于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要想做好出版，诀窍也该在此。

    香港，包括台湾的出版人，也有他们的苦恼，也有他们无比羡慕内地同行的地方。比较起来，在作者资源及读者市场方面，内地优势之大，不啻丘山之于培塿，日月之于爝火。这些年来，已经有一些台湾出版人开始“走进来”，到内地的出版业寻找商机。有的时候，我不由想到：假如易地而处，让内地与港台的出版人换一个位置，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至少这么想一下，没有什么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