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北大 独缺一部理想校史

    北京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有着光荣传承和深厚学术积淀的大学，它走过115个年头，却没有留下一首为广大师生所公认并乐于传诵的校歌或校训，特别是没有一部比较完整而可信的校史，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现有校史的缺陷

    北大是出版过校史的。比如，1988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萧超然等著的《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不过这本校史只写了1898年至1949年的历程，后60多年更长而更为曲折的历程完全缺失。作者搜集了丰富史料，试图再现那个战争与革命年代北大走过的道路，应当说是一份值得尊重的成果，然而这本校史(以下简称《校史》)已落后于北大形势发展的要求。

    《校史》是按中共党史(或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分期来写的。这种体例并不适合北大校史，北大有特殊的历史分期，这种分期应通过对北大校史的深入研究来揭示和呈现。只有按照恰当的历史分期来撰写，才能真正反映北大特色与个性。

    《校史》基本写成了一本学生爱国运动史。各个历史时期，北大学生如何参加这些政治运动成了全书写作的重点，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反而成了陪衬。这与北大的基本性质与任务是不一致的。诚然，北大校史确有爱国传统的一面。马寅初曾把北大人的这种爱国和勇于牺牲的精神表述为：“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在我国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少大学都具备这种特性。然而，北大的基本性质却不应模糊和混淆，大学并不是政治运动的场所。蔡元培在1917年1月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1918年的开学典礼上，他更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这是对大学性质的精辟界定。当然，在现实社会里，很难设想教育完全脱离政治，但教育要完成研究科学和培养新人的任务，就应避免过多的外在干预。所以，把北大校史写成学生爱国运动史是值得商榷的。

    对北大校史上某些重要人物的认识与估价，《校史》有失全面和公允。比如任校长时间最长的教育家蒋梦麟，“五四”运动中学生领袖，曾任代理校长的历史学家傅斯年，曾任校长的著名学者胡适，解放前首任教务长，解放后首任校长的经济学家马寅初，等等。《校史》中几乎看不到他们的活动与作用，偶而提到也是简单的批评。尽管对他们某个时期或某些方面的评价可能存在争议，但从校史总体视角看，他们的学术成就，对北大教学、科研、培育人才等方面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有目共睹。既然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蔡元培的巨大作用与贡献，对于他长期的合作者、辅助者或后继者怎能不顾呢?

    对某些学者的学术成果、重要著作，《校史》有言过其实的评判。比如对冯友兰在抗战时期所著《新理学》和整个“贞元之际六书”，《校史》中说：“实际上是为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制造理论根据。”这显然言过其实。冯友兰写“贞元六书”的初衷是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就是说，“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回来。”又如对钱穆在1939年所著《国史大纲》，《校史》中说这“是一部观点荒谬的历史书”，等等。实际上该书同样撰写和完成于抗战时期，尽管在抗日背景下该书内容与结构的安排可能有倚重倚轻的偏向，某些学术观点也可商榷，但总体上看，作者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与凝聚力是充满自信的。

期待中的校史

    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比较完整、确切、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北大校史，这种校史应当具备怎样的特点和重点呢?

    应侧重教育和学术的视角。北大在中国现当代教育史，特别是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大又是全国学术文化重镇，因此，教育和学术是北大校史必须紧紧把握的主线。

    以史为鉴，认真总结北大的基本经验和传统。这种经验和传统不仅是今后办好北大的精神财富，而且是全国发展学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精神财富。北大有过辉煌的成就，也有过曲折与教训，需要认真分析和记取。

    在继承”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实施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方针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教育与政治，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历来是北大师生共同经历的一个重大纠结点。在处理这种关系中，如何克服学术与学者的依附性，实现学术的独立与自由，不能不是北大校史中思考和研究的一个关节点。

    合适的大学校长怎样产生? 校长最好是真正的学者兼教育家，对于建立和健全合理制度，吸引优秀人才，树立发扬优良学风，推动学术繁荣，校长往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北大校史上的校长最具显赫地位的是蔡元培，另如严复、蒋梦麟、胡适、马寅初等人，他们的功绩和成就，经验和智慧，值得在校史上大书一笔。一位合格而优秀的大学校长应当具备怎样的基本条件，从北大校史上或可窥豹一斑。

校史写作难与易

    写出一部比较完整而可信的北大校史是一项重大课题。如时间跨度大，有的问题比较复杂，一时不易理清……这些方面也是完整校史长期难产的主要原因。但我们更应看到当前的有利条件。

    北大校内学者已有较多研究成果和资料编集的积累。除上述《北京大学校史》外，还有《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史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等等。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和校史馆也已有较长时期的研究成果和经验积累，为完整校史的撰写提供了一定准备，北京大学档案馆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历史资料或内部资料。

    此外，北大校内各院系尚有一批校史爱好者。他们孜孜不倦地搜集资料，从事各种专题研究，有特殊的积累与成果。尽管各人的观点、视角以及研究方法会有种种差异，但应当以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姿态共同研究，取长补短。校外和海外的校史研究者更多，他们关心北大，对北大校史兴趣甚浓，成果也多，应当高度重视，适当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