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两通信文

    拙文标题原拟为“周作人的两篇佚文”，为此而遍查了不仅周氏的“全集”（指近年由已故钟叔河先生编订、广西师大出版社刊出的《周作人散文全集》），还有报刊上的相关文章，都未见这两通信文的踪迹。愚自青年时代即喜读周氏散文，再读其文也仍有新鲜感，但并非专业或研究，对于辑佚这样的事总还是心存疑虑，觉得还是不用“佚文”二字似乎稳妥一点。

    先说第一通，写于1921年1月18日，是回覆胡适之先生的信文，关于胡氏《尝试集》及附信的，算最早涉及白话诗相关话题。兹录周氏原信文如下：

    适之兄：

    你的信和诗稿都已收到了；但因生病，不能细看，所以也无甚意见可说。我当初以为这册诗集既纯是白话诗，《去国集》似可不必附在一起；然而豫才的意思，则以为《去国集》也很可留存，可不必删去。

    集中“鸽子”与“蔚蓝的天上”等叙景的各篇，我以为都可留存；只有说理，似乎与诗不大相宜，所以如“我的儿子”等删去了也好。

    关于形式上，我也有一点意见，我想这一回印起来可以考究一点，本文可以用五号字排；又书页可以用统的，不必一页隔为上下两半，书形也不必定用长方形，即方的或横方的也都无不可。

    你近作的诗很好，我最喜欢最近所作的两首。

    一月十八日周作人

    信文直行毛笔书写，且用了新式标点符号，分段，现以横行照录，仅书名号如《去国集》为应时下阅读习惯而加（按：《去国集》是胡适最初《尝试集》的附录）。原件藏旧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在胡适1948年末“去国”之际的遗存物中，居然躲过自1953年开始的全国性批判胡适思想运动、1957年“丁酉之难”及1966年“丙午之灾”，不能不说有点儿不可思议。周作人在信文中表达的意见，只要拿《尝试集》（包括附录的《去国集》）作个对照，就足以体现周氏白话诗的理念，如“说理，似乎与诗不大相宜”的话，读读周氏的白话诗即可以了解，确乎如此的。像宋代的理学家们，诠释“四书”，阐发经典以及授徒讲学，说理自是当行本色，传世不朽。可如果他们写诗（我说的是“如果”），那是绝不涉于“说理”的。能“即物穷理”的朱文公熹即为最佳的例证，不信去翻读一下朱熹的诗就知道了。

    信中提及“豫才的意思”，显然胡适征求有关《尝试集》意见的对象不仅只是周作人，还有其兄周树人，“豫才”其字也，彼时还未用“鲁迅”的笔名。下面就迻录“豫才”的信文，也算佐证：

    适之先生：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尝试集》也看过了。

    我的意见是这样：

    “江上”可删；

    “我的儿子”全篇可删

    “周岁”可删；这也只是“寿诗”之类；

    “蔚蓝的天上”可删。

    “例外”可以不要。

    “礼”可留，与其存“礼”！不如留“失望”。

    我的意见就只是如此。

    启明生病，医生说是肋膜炎，不许他动。他对我说，“《去国集》是旧式的诗，也可以不要了。”但我细看，以为内中确有许多好的，所以附着也好。

    我不知道启明是否有代笔的信给你，或者只是如此，但我先写我的。我觉得近作中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夜”实在好。

    树一月十五日夜

    这通信文比周作人的信早三天。原信也是直行毛笔书写，而分行如诗的格式，原件也藏旧北大图书馆胡适所存物件中。与周作人的信相比而言，“删”字用得似较多一点儿，兄弟两人的意见同中有异，然行文语气则各如其人。既证实了周作人信中称病不是托辞，也照应并吻合有关《去国集》的意见。作为后之“鲁迅”，他不会以兄弟手足的意见置怀，明言“我先写我的”，正是其终始的做派。作为收信人的胡适，其反应又如何呢？就在这两通信文存放在一块儿的材料中，即能看到胡适的手迹标示在初版《尝试集》（附《去国集》）的目录和扉页上。扉页上写着“叔永、莎菲、豫才、启明各删定一遍”，页下又有一行字“十、一．一用墨笔又删去两首”。看得出时当1921年，曾让任鸿隽（叔永）、陈衡哲（莎菲）、周氏兄弟（还有一位是俞平伯）各删定过。目录页内，“鸽子”题下标了“启明以为可存”；在“蔚蓝的天上”题下标出“豫才删，启明以为可存，莎菲删，叔永以为可删”……其他各题目下，有的用墨笔涂上或画以圈。无烦一一列举，只要拿后来再版的《尝试集》对勘一下，或存或留，“割爱”（有谁不敝帚自珍呢）是否“忍痛”？如何才算精心又自然的白话诗等也就了然于心。此外，胡适的日记及已刊书信中很难看到关于这次白话诗与周氏兄弟等的“尝试”情况。只有一封内容是介绍和推荐周作人去燕京大学担当“国文”学科主任的信，信当然是写给周作人的。胡适在信中表示，燕京大学虽是教会学校，但校长（指司徒雷登）和教务长（指博晨光）“都是很开通的人”，如果这所学校的“国文门若改良好了，一定可以影响全国的教会学校及非教会的学校。最要紧的自由全权，不受干涉；这一层他们已答应我了……”还有颇诱人的薪金问题，“不论多少，都肯出”，外加暑期北戴河避暑的费用。办教育，尤其高等教育的同仁们看到这儿将作何感受，因不是本文要点，不赘述。就在这通信函结束，另有一段“附启”才是要点，须着重介绍一下的：

    你们两位对于我的诗的选择去取，我都极赞成。只有“礼”一首，我觉得他虽是发议论而不限于抽象说理，且言语也还干净，似尚有可存的价值。其余的我都依了你们的去取。

    适

    上所引录见中华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对照一下开头所录周作人的信，包括乃兄豫才的信，这个“附启”真是胡适的反应，或曰回答。古人说：“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是班固《白虎通·谏诤》里的，胡适是将周氏兄弟和任、陈等视作诤友的！

    时隔将近40年后，胡适仍未忘怀当年这件事。1959年5月16日这天，他在台北谈过这样一段话：

    ……我的《尝试集》，当时是大胆的尝试，看看能否把我的思想用诗表达出来？如果朋友都看不懂，那成什么诗！白居易的诗老太婆都能听得懂，西洋诗人也都如此，总要使现代人都能懂，大众化。

    我的主张，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写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做美。如果不明白清楚，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美了。

    这段文字见于《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其中所称“朋友”就是指周氏兄弟及任、陈、俞诸位。关于诗，不拘什么体裁的诗，胡适的观念和主张都“明白清楚”地表示出来了。为学为文一贯，对待友朋一贯，这就是胡适。

    第二通是回覆张一渠的信，仍先录原信文如下：

    一渠兄：

    昨得快信，欣慰无似，承垂念尤感厚意。惟鄙人此刻不能移动，因家中人多，北大方面伊特准留平，俟日后再看情形。其实愚夫妇及小儿本来共只三人，而舍弟携其情妇在沪，妻儿四人舍弃不顾（近一年来不寄分文），不能不由此间代管，日用已经加倍，若迁移亦非同行不可，则有七人矣。且家母亦仍居平，鲁迅夫人亦在（并非在上海的那一位），此二老人亦须有人就近照料，如上述七人有法子可以南行，此事亦有问题也。小女已出嫁，现其婿往西安北平大学教书，亦寄寓舍间。鄙人一人即使可以走出，而徒耗旅费，无法筹家用，反不如不动稍可省钱，近来在译希腊文之古神话，向编译会支点款（前有希腊拟曲一册已由该会出版），目下聊可傅衍过去，殊不能有远大计画耳。琐屑家事不宜妄陈，惟此系实在理由，故述一二。匆匆奉覆，顺颂 近安    作人启

    十一月十三日

    信文原件仍为毛笔直行，不分段，惟有三处是稍小的字附于相关的句子旁边作为“小注”，我抄录时除改横行、简体而外，对这三处“小注”改为“括注”附于相关的句末，其余连标点符号均一仍其旧。

    先说说张一渠其人，因从未见人提到过，故无从了解其人之生平始末。只从周作人的文章中偶而见到。如关于儿童读物的《儿童文学小论序》《儿童剧序二》和《自己的工作四》。前者见周氏自编文集的《儿童文学小论》和《苦雨斋序跋文》；后一篇语及张的名讳则收载于六十年代的自编文集的《知堂回想录》中。这三篇文章均提到张一渠，仅据这点滴的信息归纳一下，知道张一渠是周作人早年在浙江绍兴五中教书时的同学，原名张锡类，时间约在1917年之前。到上世纪30年代前后，张一渠“在上海创办儿童书局，专出儿童一切用书”，并向昔年的老师周作人约过稿。则张氏不仅仅是出版家，而且还应是早期儿童教育的倡导者。和周作人的关系既在师友之间，也算出版方与作者的关系了。顺带在此提一句题外话，据报载有海豚出版社曾刊出“民国幼稚园老课本”系列，似以陈鹤琴先生《我的工作簿》为最早，时在1938年。不知海豚社或策划者是否知道张一渠其人，不妨细访一下不定会有新发现的——我姑妄言之。因未睹张一渠“快信”的原文，上面所录只是周作人的覆信，自应断为“七七事变”之前，是特为劝说周氏离开当时的北平的，这就不仅是出于师生之谊了。

    对于以上所说，可举周作人《与陶亢德书五通》为佐证，这要感谢已故钟叔河先生的钩沉辑佚功夫了。五通信函是周氏给同乡陶亢德的覆信。当时陶氏在上海与林语堂一块儿办刊物《宇宙风》，从这信的内容看，似不单为刊物约稿，也担心周的处境，劝周离开北平南归等。周的回信说，“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寒家系累甚重，交通又不便，只好暂苦住于此，绍兴亦无老屋可居，故无从作归计也”。又说，“弟以系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虽然愚夫妇及小儿共只三人），未能去北平，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 。这些诉说足与覆张一渠的信相照应，只是，虽同有乡党之谊，而论交情，从私人感情层面上看，对张一渠要显得亲近许多，坦陈家事，几无所避讳。也让后之读者，尤其年轻一辈对于周氏兄弟的某些隐秘，于匆匆一瞥之余，不禁遐思绵绵。除了《与陶亢德书五通》之外，还有钟叔河先生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册九的一篇《一九四九年的一封信》也提及相同的内容，但也没有覆张一渠的信那样坦陈和实在。据编订者的题下注语云：那篇信文见于1987年6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782页。

    最后需要交代一下的是，覆张一渠信出自“小莽苍苍斋”主人的收藏。据整理与编辑“小莽苍苍斋”遗存文献的陈烈先生所说，“小莽苍苍斋”主生前“收藏有周作人1929至1940年间给好友的三十余封书信，已成为研究比较周氏兄弟的极其宝贵的史料”。这真让喜读周氏文字的人心痒难耐了。可惜钟先生已逝，而老耄如我者心有余力不足，只能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个线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