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联合书局：特殊年代的学术避风港

为“学术过客”遮风挡雨

    熟悉中国学术出版史的研究者会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这一特别时期。说这一时期特别，一方面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一时期具有告别民国学术时代，迎接共和国学术时代的开篇意义。另一方面，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思想改造、阶级斗争等客观因素，也必然会对这一时期的学术出版产生深远影响，呈现出意味深长的历史印记。在或明或暗、忽左忽右的政治格局、暗流涌动的学术江湖中，出现了为这个时代“学术过客”们准备的“避风港”——龙门联合书局。

    之所以称龙门联合书局为这个时期学术江湖里的“避风港”，稍微罗列一下这一时期的龙门出版物，便知一二。

    贾兰坡著《中国猿人》，1950年7月初版。

    梁思成、林徽因著《城市计划大纲》，1951年10月初版。

    熊十力著《原儒》，1956年12月初版。

    马叙伦著《庄子天下篇述义》，1958年6月初版。

    朱谦之著《老子校释》，1958年9月初版。

    杨伯峻著《列子集释》，1958年10月初版。

    ……

    在那个时代，以上这些著者或多或少牵涉到阶级背景、思想立场、学术倾向等各个方面的批判中，他们的著述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出版风险。龙门联合书局之所以敢于冒这一天下之大不韪，一方面因其多年来的学术出版传统及公共关系基础在政治运动中尚能保留一定的出版弹性；另一方面，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与龙门联合书局合并，于1954年8月成立的科学出版社本身具备很强的国家学术出版资质，对如上述这批出版物予以间接的保护。还有另一个层面的考察则比较微妙，即在科学出版社已经签某部著作的出版协议之后，将这一著述转至龙门联合书局名下出版。上述著述大多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得以出版。

    由于诞生于民国时代的龙门联合书局的名号不如科学出版社在新中国出版业界具备权威性与代表性，上述龙门出版物的社会影响力随之消减，加之书的专业性强，发行量又有一定控制，所以出现了在那个时代里，书斋中的学者们还可以在此暂时栖身。

《老子校释》六年版权流转

    新近发现的一组朱谦之文档包括朱谦之信札共计15通、出版合同一份、版权页打样一份、通读纪录一份、出版社内部会签文件一份，其内容主要是朱谦之1956—1962年间与科学出版社、龙门联合书局、中华书局反复磋商出版事宜的记录存档。这组文档，形象地勾勒出那个时代学术江湖的时运，真实反映着学者与出版者在政治运动之间的历史存照。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北大哲学系成为全国高校唯一的哲学系。时任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的朱谦之，随之迁系北大。时年53岁的朱氏回到母校北大，除却亲切欣喜之外，更衷心希望学术成就更上层楼。

    朱谦之在北大哲学系就读期间饱读中外哲学文化书籍，以至当时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担心馆内的社科书籍会被朱谦之读完。这样一位从深受北大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激昂青年到著述丰厚、桃李天下的哲学系资深教授在重回北大讲坛之际，学术活力空前高涨。1952年至1964年，他先后完成《辩证唯物论与历史难物论教学大纲》、《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科学》、《老子哲学》、《老子校释》等专著以及论文数十篇。其中，他最看重的《老子校释》酝酿已久，至1956年时已完稿。正在此时，科学出版社对这部著作表达了浓厚期望，表示愿意出版。朱谦之与科学出版社一拍即合，《老子校释》出版在即。接下来一年时间内，除却商讨校稿事宜之外，朱谦之十余封书信均在催促出版社尽快付印出版。

    但直到1957年底，《老子校释》仍未出版。1957年12月5日，朱谦之得到出版社通知，排印过程出现了一点技术故障，正在修复印版，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1958年1月14日，朱谦之又给出版社去信，因为在校样中有两张重要的拓片图样未见，希望出版社能寄给他重新再校对一次。虽然此书出版时间未定，但他还是在信中要求预购两种印本（即道林纸本与报纸本）各二十册。后来，从出版社重新送来的印样中，朱谦之发现有许多古文字的字型没有植入，于1958年3月21日又致信出版社，要求再做校正。但他没有想到，此时出版社正在对他的政治立场及社会影响进行斟酌。

    在1957年的“反右”风潮中，北大哲学系教授朱谦之与中文系副教授杨伯峻都遭受质疑与冲击。二人都与科学出版社签订有出版合同，且原定出版时间都为1957年。实际上，杨伯峻早就被北大校方定为“右派”，而朱谦之也随后被哲学系党支部内定为“中右分子”；唯一的区别是，杨伯峻的“右派”身份在北大校内是公开的，而朱谦之的“中右分子”划定属于内部机密，暂未公开。

    所谓中右分子，简单的理解就是在反右运动中保持中立态度，只要没有“左倾”者，都可划为此类。当年中右分子的划定数额远远高于右派分子，朱谦之正是其中的一员。科学出版社出版右派分子的著作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他们将杨、朱二人著作全部以“龙门联合书局”的名义出版。事实上，从1954年8月实行公私合营以来，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合并“龙门联合书局”组成科学出版社之后，“龙门书局”的标号就已经退出了中国出版业的大舞台。此次在特殊时期采用特殊方式来出版，龙门联合书局无异于在那个年代为学者特意安排的“避风港”。

    1958年9月，《老子校释》在龙门联合书局出版。1958年10月，杨伯峻著《列子集释》也在龙门联合书局出版。 

    1962年，国内反右风暴渐趋平息，科学出版社在与朱谦之出版合同签约五年之际将《老子校释》的出版权转至中华书局名下。在朱谦之的配合下， 1963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老子校释》。这一次重印《老子校释》没有重大修改，也没有损坏科学出版社原有纸型底版，在中华书局版《老子校释》的版权页末端，就明确印着“58.9科学型”。

以学术暂时栖居

    1972年，朱谦之带着“中右分子”的帽子离世。这位通晓英、日、德、法等国文字，横跨哲学、文学、美学、社会学多个领域的学者，直到逝世后八年才重新迎来了其著述出版的新篇。1980年3月，中华书局再次重印《老子校释》，到1984年11月，《老子校释》纳入中华书局 “新编诸子集成”丛书，被视为研究中国先秦子学的经典著作之一，成为常销不衰的学术读物。在1984年11月，中华书局重印数达到了34400册，1996年8月又第四次印刷，共计达到了38400册的印数。此后，在2004、2009、2011等年度均有重印，《老子校释》的学术价值与出版价值及其社会影响力开始明确彰显。

    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龙门联合书局存在的时间也很短暂，能在这个“避风港”里暂得栖居于学术志业中的人如朱谦之已经是相当幸运。这当然与朱谦之学术研究中一贯坚持的某种民族主义倾向有关，还与他青年时代有过实证的带有左倾意味的革命哲学观念有关，更与其晚年多次在中外比较文化研究中提炼出来的一些“东风压过西风”观点有关。“避风港”之所以还能留其暂住，一方面是历史机遇的偶然性给了他一线生机，一方面更有其自觉不自觉地适应与调整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