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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1月23日 星期三

    科学与儒学

    ——答汤一介先生复函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1月23日   05 版)

        汤先生 座右:

        复函恭颂,不胜感激。在下虽忝列计算机系教授之席,实乃化外之人。方过不惑,便以为稍有所得,遂贸然求教。蒙先生不弃,详加指点,三生之幸矣!

        逢《中华读书报》约稿,先生转告有意将复函发表,并征求鄙人意见,此乃惠众之举,远胜鄙人雪藏。捧先生教诲半月有余,本想深思熟虑再行讨教,缘此际遇,特将不成熟观点呈上,以祈先生和诸位方家正之。

        本人并不支持“打倒孔家店”,反以孔门后生为荣,只是心在先秦,不在程朱陆王。《希格斯玻色子、格物致知与四大皆空》一文(以下简称《希》文)批评的是朱王对儒学的偏狭传承,而非儒学之根本。

        先秦儒道一家。老子思想以“道”“德”统领:道生万物,万物本性为德,其中包括人之德。孔子中年退仕,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对人之德或曰“人道”已经了然于胸。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之所以寄望“假我数年”,追寻的应该不是已经了然的“人道”,而是更为基础的“天道”。夫子去世前尚自叹“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而涕下,并未坦然“夕死可矣”,一个重要原因是因未能实现“朝闻道”的理想,故未能死而无悔。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这一方面是子贡自谦,另一方面也表明“天道”尚在晚年孔子的思索当中。

        且不论孔子是否闻“天道”,显见的是夫子把“天道”摆到了比“人道”更根本的位置。道从何来?《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而物之本、事之始,在“格物致知”: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因此,儒学的根基是“格物致知”,物格知至是诚意正心的基础,是修齐治平的基础的基础。

        《希》文的基本观点是孔子、曾子的“格物致知”和近现代科学遥相呼应。“格物”是站在客体角度,“致知”站在主体角度。“格物”是对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进行分析,“致知” 是厘清其后的规律性并尽可能地精深。因此“格物致知”即寻求隐藏在万事万物背后的“天地大道”,这也是科学最基本的目标。《希》文所欢欣鼓舞的,正是在寻求天地大道的路途中,人类又达到了一个重大里程碑,也可以说在完成孔子夙愿的征程中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希》文所抨击的是秦汉以降儒学传人们对格物致知的忽视和扭曲。从董仲舒“独尊儒术”开始,儒学一直是建构中国社会的主干思想,尽管有释道冲击,但从两千年的跨度来看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头牌位置并未旁落。也正是因为长期处于正统地位,儒学批判和发展动力不足,“格物致知”的求索精神逐渐被淡忘。“格物致知”的对象本来是万事万物,首先是客观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人和人类社会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但是朱熹偷换概念,表面称“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底道理”,暗地里把“事事物物”缩小到人情事务,让儒学退缩到社会学和伦理学范畴,明显以偏概全。王阳明本来认为“物”是客观对象,但因为没找到“格物”的正确办法,就扭曲“物”的概念,把物与身、心、意、知混为一谈,主客不分,中国哲学不进反退。断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源头活水,刨根问底的精神日减,人情世故的浮气日增,导致中国社会走向封闭僵化,余孽直今。

        简言之,《希》文的目的是撇去秦汉以来儒学对“格物致知”的误解和扭曲,澄清“格物致知”本来就清清楚楚、直截了当的原意,即寻求万事万物背后的规律,或者再简单地说——求真。对我们所在宇宙以及我们自身了解得越清楚透彻,就越容易达到诚意正心的修养。现代科学的进步,为我辈诚意正心、修齐治平提供了比孔子时代好得多的条件。实现现代科学和先秦儒道的对接,或者说东西方的融合,是吾辈之机遇,也是责任。

        先生还提到杨振宁先生在《中国文化与科学》演讲中强调逻辑推演和经验归纳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科学归纳对中国传统比附类推的超越。演绎和归纳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吸收的科学方法论,然而演绎归纳的目的形成学说或假说,学说或假说要得到证实或证伪,需要实验,最终判定只能靠事实。因此,与演绎归纳同样重要的是实验实证,只有理论家没有实践者还是不能真正进步。另一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丁肇中曾撰文《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也认为“格物”和“致知”就是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用这个名词描写现代学术发展是再适当也没有了。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并强调“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而不是王阳明式的内省思索。

        丁先生进而指出,“不管研究科学,研究人文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因此,中国文化和科学的对接,不仅仅是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抓住“求真”这个核心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例,不仅意味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发展(即怎么发展的问题,英文中How问题),更意味着要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地认清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前提下发展(即是什么的问题,英文的What问题),What比How更重要。回到儒学,只有以求真意义上的“格物致知”为基础,诚意正心、修齐治平、仁义道德才能不偏离正道,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是“善”的基础,当然也是“至善”之“本”。

        先生忧虑“科学”是否真能为人类带来幸福,并指出“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也可以毁灭人类自身。我想很多人认同这个看法,在下也完全同意。这里想补充的是,这把剑是拿在人手里的,有利还是有害,不在剑而在人,儒学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在此处。

        科学是关于事物和现象背后规律的研究。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对象和现象的科学,数理化乃至生命科学是也。人类社会是客观世界的组成部分之一,人类社会背后也有其规律性,这是社会科学试图去发现和把握的,只是因为每个人(包括社会科学家)都作为个体在随时随地地影响着人类社会这个系统,因此其背后的规律性就不像自然规律那样可重复、可把握,这是社会科学的困难之处。

        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有一“门”科学,称为“人工科学(Artificial Science)”。这个概念是计算机学界重要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司马贺)提出的。他是计算机科学最高奖图灵奖获得者,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人工科学这个概念源于他对计算科学和计算机本质的思考。这个概念的重要贡献在于把“万事万物”从原来的两大类(自然现象、人类社会现象)中扩展出第三类:人造物和人工现象。所谓人工科学,即关于人工对象和人工现象的科学。

        简言之,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界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社会的社会科学和关于人造物的人工科学。自然科学没有利害之分,它是客观存在,我们能做的只是认识它和利用它。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自身的,可以认识,也可以塑造,因此有利害之分,仁义要弘扬,纳粹要提防,邪教要控制。人工科学是关于人造物的,也有利害之分,核电是高效能源也可能造成难以收拾的污染,转基因可以提高产量也可能破坏生态圈稳定,微博便利了通讯和传播也可能造成思维碎片化。

        因此,先生关于“科学”的忧虑,窃以为主要是关乎人工科学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可以动用三种“科学”。一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发现新的规律,以用于控制和治理人造物危害,这是自然科学家的事。二是人工科学的进步,主要是工程技术的发展,即在设计人造物时尽量趋利避害,所谓环境友好产品是也。三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人造物是人使用的,危害的根源在人,儒学的现实意义正在于从天人和谐的角度规制人类行为。这三个方面的措施不能相互替代,可以并行不悖,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减少人文学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很多不必要的争论。

        利害是科学之用,“真”是科学之本,寻求“天地大道”的“格物致知”过程,就是求真的过程。那么“天地大道”之真面目到底如何?一个字——“空”。佛说“四大皆空”,老子说“万物生于无”,而现代科学则追寻到大爆炸。大爆炸留下来的是我们称为基本粒子的“能量团”,希格斯玻色子是把“能量团”转换成有质量的物质基元的关键,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意味着长期以来源自物质的“实在”观念可以放弃了。下一步,则是继续检验超弦等学说,这不仅仅是搞清楚“能量团”真实结构的微观研究,而很可能是极大和极小的统一:我们所在的宇宙不是供基本粒子聚散表演的大剧场,宇宙的结构和基本粒子的结构是同时产生、紧密关联的,或者说,演员和剧场是能量大戏的两个面孔。

        认识到客观世界是一种“空”的能量状态,不一定导致虚无主义,相反是可以防止僵化,斩断束缚创新的枷锁。万物生于无,人生天地间,也是从无到有的进化产物。人所创造出的大量人造物,哪一个不是从无到有?社会层面,从有形货币到无形股票,都是原本没有的,所有制度、法律等无形规更是“无中生有”。因此,僵化于既有,是因为忘记了“有生于无”这个本真;从既有出发,创造本无的新世界,才是顺应天地大道的自强不息精神。从商业的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到社会的新机制和新体制,再到文化艺术的新思想新作品,都是天地大道在人类社会的衍演。

        循天地大道、大德、大美,立人间至真、至善、至美,躬逢科学与儒学交汇的今天,岂不幸甚至哉!

        敬颂教祺!

        黄铁军

        2013年0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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