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胡乔木同志删节的“表扬”

    1983年初，根据胡乔木同志的指示，社科院邀请美籍华人著名学者夏志清先生返国观光，由文学所所长许觉民先生陪同，访问北京、苏州、上海。乔木同志同时指示《文艺报》，要对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展批评，最好召集部分在京学者开一个讨论会。随后，《文艺报》邀请三十余名现代文学教学及研究者开会，老、中、青都有，王瑶、唐弢等先生都光临了。冯牧同志主持会议，发言十分热烈。作为被邀请的青年学者之一，我也在会上发了言，着重批评了夏著对鲁迅的偏见与误解。会后，《文艺报》让我将发言整理成文，在《文艺报》发表，这就是该刊1983年第8期刊登的《评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文章分四个部分，即（一）反共立场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实用主义；（二）宗教偏见、导致了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贬低和抹煞；（三）历史偏见掩盖了真正的历史规律；（四）艺术偏见诱发了一系列的错误评价。但拙文采用的是“欲抑先扬法”，在批评之前有一段这样的表扬：

    1979年夏，在拜读了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后，笔者曾撰写了《误解与真知》一文，专门批评了夏著的《鲁迅》章。后来，从一些海外学术界朋友处获悉，夏先生政治态度和学术观点近年来均有所变化，而且有意于重新修订《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对此，我们不能不表示竭诚欢迎并寄予深切的厚望。无论如何夏著是海外第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专著。在海内外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夏先生这本二十年前的旧著还是难能可贵的。加之著者学贯中西，能透过世界现代文学发展的潮流来评价作家作品并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变化，也的确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和论断。这些方面，是不容忽视和抹煞的。但是，众所周知，无论是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中国文学还是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著者都有很多的偏见；而这些偏见严重伤害了这部学术著作。

    想不到这段“表扬”全被删去。《文艺报》编者还告诉我：“领导同志说了：批评蒋介石祸国殃民，不必表扬他在南京栽了很多梧桐树。”我虽然勉强接受了这一删改，但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认为是自己的“学术耻辱”。但是，若干年后，许觉民同志告诉我：“老袁，你不要委屈，你的文章是胡乔木同志亲自删改的，是高瞻远瞩的。”我这才恍然大悟。

    现在看来，我那个“欲抑先扬”，的确有点书呆子气；而且夏氏意欲修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传言并不准确。2008年他在香港岭南大学发表讲演，继续大骂鲁迅，大骂中国共产党，制造“张爱玲神话”。其错误观点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

    事实证明，还是乔木同志改得对，改得好，自己当时以至好长一段时间的“委屈”都是不明大体的书生之见。

    应该衷心感念乔木同志的斧正和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