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格斯玻色子、格物致知与四大皆空

    一

    每年的诺贝尔奖都是新闻热点。今年博彩公司把莫言列入文学奖赔率前三名，这比办奥运还刺激，一下子就点燃了国人“百年圆梦”的热情。而在全世界范围内，热度最高的大概是物理奖，2012年7月4日欧洲粒子研究中心发布消息，宣布以超过99.99994%的确定性（在统计意义上精度超到了五倍标准差）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之后很快就被列为诺贝尔物理奖的大热门，但最终并未获奖，可以说距离获奖尚有0.00006%之遥，当然也可能咫尺天涯。

    与物理奖丁是丁卯是卯地较真不同，瑞典学院的评委们终于决定把文学奖颁给中国。虽然获奖人莫言十分冷静低调，但这并不影响国人的自豪感，连没看过莫言作品的都莫名兴奋，可见鲁迅先生1927年的预言并未过时。当时，台静农传话说瑞典人斯文·赫定有意提名，鲁迅在回信中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先生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老毛病，当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拒绝诺贝尔奖，可谓用心良苦。而今我们正步入小康，美欧接连遭遇金融危机，不幸成为国学和精神胜利法一唱一和的新论据。过去几年，读经热甚嚣于市井，孔子像竖立至国博，国学班进高校并成为商界新宠。莫言获奖，更让国人久伏的虚荣心喷薄欲出，但是，从《檀香刑》到《生死疲劳》，莫言作品中挥之不去的沉重感，与鲁迅先生的批判一脉相承。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老毛病是缺乏“求真务实”的格物致知精神。儒学道统传人们往大处喊也不过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但是“天地”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的基础研究问题，《易经》之后就没有再真花功夫研究。直到二十世纪初，鲁迅先生还在《呐喊》自序中慨叹“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可见传统儒学对“格物致知”误读之深，蒙蔽之久。

    如今赛先生已经作为显学在中国得到承认和尊重，但是“格物致知”的精神尚未真正融入我们的血脉，今年诺贝尔物理奖和文学奖在中国的不同际遇就是明证。7月4日欧洲粒子中心发布新闻后，国外媒体称“半个世纪以来物理学的最大进展”，国内“标题党”则打出了“比登上月球更重要”的旗号，也曾短暂吸引了一些注意力，但是不久国民热情就转向了伦敦奥运会的金牌榜。其实，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的基本驱动力是人类“格物致知”的探索精神和好奇心，与目的性的登上月球是完全不同的追求。

    希格斯玻色子是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成立的最后一环，是人类认识世界历程中的一座丰碑。标准模型描述了强力、弱力及电磁力这三种基本力及组成所有物质的基本粒子的统一机制，标准模型预言存在61种基本粒子，希格斯玻色子是待发现的最后一种，源自英国物理学家希格斯1964年的预言：物质原本无所谓质量，质量是物质与希格斯粒子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宇宙的大戏中，诺贝尔奖对于希格斯玻色子也不过是一个转瞬即逝的人为标签，人类唯一可以自豪的，唯有“格物致知”的求索精神和不懈实践。

    二

    “格物致知”在《大学》“三纲八目”中处于基础地位：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显然，“格物”是修养的根基，“致知”是修养的起点，“格物”是人对万事万物的透彻理解，换言之，《大学》把儒学的根基设定在自然科学上。可惜的是，两千多年来儒学发展更多围绕“修齐治平”（主要是今天的社会学）展开，对“格物”的讨论一直停留在思辨层次，科学意义的“格物致知”在东方一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深入探索，朱熹和王阳明这两大儒学道统中的代表人物就集中反映了这个问题。

    朱熹在推崇《大学》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认为《大学》中解释“格物致知”的一章亡佚，亲自“为经补传”：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朱子解释“格物”直接明了，但他并未真正遵守这个定义。其一，是对“物”的理解，“物”是指客观世界、客观对象，至少首先是指客观对象，这一点儿应该没有异议，但是朱子随意将客观的“物”推广到“人情事理”的“事”：“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底道理”（《朱子语类》卷十五），将“物”推广到“事物”，将“理”从“物理”推广到“做人的道理”，把自然科学的“格物致知”转换成社会科学的“道德规范”，并且后者很快喧宾夺主，成了“格物致知”的主要内容甚至全部内容。其实，朱子的这种牵强附会是站不住脚的，按照《大学》的修养次第，“格物”、“致知”之后才是“诚意”、“正心”，属于个人心理修养，再往后的“修齐治平”才涉及到社会关系和人情事理，朱熹在“格物”这个层面就敷衍出“做人的道理”，显然不符合“八目”的次第逻辑，把“格物”与“修身”混为一谈，与“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的《大学》之道背道而驰。

    朱子第二个错误在于如何“格物”。从“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可以看出，朱子的“格物”道路限于个人思辨，不仅没有提出自然科学所依赖的实验、分析等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法，而且连思辨的具体方式都没有提出，竟然是靠“用力日久”，祈求“一旦豁然贯通”，这与“乡野村夫”的蛮干有何区别？更大的问题是，“格物”被认为是个人行为，想靠一人之力穷天地之理。今天我们知道，即使是靠千千万万的科学工作者数百年的薪火相传，靠当今最强大的超级加速器，也还没有完成“格物”的任务。朱子虽“圣贤”，肯定没有“豁然贯通”，也没有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倡导的“用力之久”“格物法”却成为科举制度的正统学问，千千万万的科举进身者把四书五经念得滚瓜烂熟，但没有一位真的“用力日久”地“格物致知”。

    物换星移，换代改朝，三百年后终于迎来一位较真儿的学者。《传习录》详细记录了王阳明亲身实践“格物”的过程：

    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箬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不得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

    阳明先生对“物”的理解是正确的，把竹子作为一种物去“格”也是可以的，问题仍在“格”的方法，不是动手试验来探索竹子的物质组成和生物原理，而是继续沿着内省的老路，想靠面对竹子“竭其心思”而“穷理”，非但没能“豁然贯通”，却“格”出了精神病。

    阳明先生“格物”不成，并未怀疑自己“格”的方法有问题，却“悟”出了自己的“格物说”：

    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

    也就是把“物”与身、心、意、知混为一谈，又用《孟子》中的“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来把“致知”解释为“致良知”，彻底消灭了“格物致知”的原意。如果说“格竹子”是人人都明白的笑话，但以“致良知”为核心的阳明心学则一本正经得紧，虽然当世及后世对其曲解“格物致知”的质疑和辩驳一直未断，但没人跳出只比嘴皮子功夫的思辨藩篱，真取躬行“格物致知”的实践。因此，争论归争论，“立功、立言、立德”的阳明先生还是被认定为儒学道统的代表人物在孔庙中坐享烟火。阳明心学也延绵五百年并波及东亚各国，影响颇远，前有蒋中正对阳明学推崇备至，近有国学大师以“致良知”为治时弊之良药，“知行合一”也再次成为炙手可热的经典思想，“格竹子”的笑话和“格物致知”的原意也再次深深掩埋到国学阴影之中。

    然而，历史不会一味等待中国圣贤们翻来覆去地玩“格物致知”的概念，东方不亮西方亮。阳明在世的时代，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高潮，阳明先生在贵州龙场参悟“天地大道”时，小他一岁的哥白尼正在波兰仰望星空。阳明先生历经心理纠缠，终于靠扭曲“格物致知”的概念而“内省成圣”，自信地承继儒学衣钵并设坛传道。虔诚的天主教徒哥白尼虽然多年供职于教会，但这并未阻止他钻研天文学，通过长期观测和认真计算完成了《天体运行论》，开启了“格物致知”的大门，人类世界观随之豁然开朗。“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孔子若天上有知，不知到底该把谁列入儒学道统。

    三

    在儒学发展的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最大的外来冲击是佛学。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都受到佛学的深刻影响，也可以说宋明理学乃是儒学和佛学融合的结晶，只是他们站在儒学道统角度上，为了抵抗儒学正统派“阳儒阴释”的攻击而极力与佛学划清界限。这里不想再花时间纠缠这些打了上千年的嘴皮官司，只想指出宋学对佛学的借鉴与否定都是“渐修”、“顿悟”等心性层次上的事，并没有从“格物致知”这一更基础层次进行思考，更没有实验实践，因此无论是借鉴和否定，都逊了佛学一筹。

    佛学的根基是关于物质世界的“四大皆空”论。乔达摩·悉达多的时代，人类认为构成物质世界的四种基本元素是地、火、水、风，乔达摩从自然界的四季轮转、花开花落和人世间的生老病死看到了宇宙万物的变化不定，试图寻找隐藏在其中的更基本的原因，历经苦修，终于在菩提树下悟出地火水风这四种元素本身都是“空”的，而建立在物质世界基础上的无情、有情以及人的思维梦想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今天的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佛祖用原子乃至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来解释物质世界，能在“地火水风”这种认识水平上“悟”出“四大皆空”，提出自然本质上是“空”这种假说，是划时代的贡献。同一时代，老子提出“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也是对自然的一种深刻洞察。至于从物质世界的“四大皆空”推演出轮回六道、天龙鬼神和诸佛菩萨，则是佛祖融汇当时印度各路宗教的“现世说法”，目的还是解释“空论”。但一路下来，肉眼凡胎的从众还是把佛学塑造成了佛教。佛教入中土，与道教争香火，免不了肢体冲突，但后来佛老能够融汇，还是因为“四大皆空”和“有生于无”的学说在根本上是相通的。

    儒学自己没认真探究“格物致知”，自然难以在“四大皆空”层次上和佛老过招。阳明先生的“良知本体”和佛学的“真如”脱不了干系，后者是“空论”的自然延伸，但是阳明先生对“空”的理解显然和佛老不在一个层次：

    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即于本体上加却了这些子意思在……便于本体有障碍。

    明显的先入为主、反果为因、本末倒置！仙家说虚，根源在于“有生于无”，岂是为了养生才“说虚”？佛氏说无，根源是“四大皆空”的自然观，岂是为了“出离生死苦海”才“说无”？是阳明先生自己“于本体上加却了”“仁义道德”“这些子意思在”，创造出所谓“知行合一”的“本体”。对佛老这种南辕北辙式的攻击，是他放弃“格物致知”的必然结果。

    两千多年来，儒学一再错失探究“格物致知”的机遇。如果真有心思“即物穷理”，“四大皆空”“有生于无”就不应是批驳对象，而应是值得探索的重要假说。儒学的“入世”如果能从“仁义道德”的主观世界扩展到宇宙自然的客观世界，发扬孔子韦编三绝的读易精神，儒释道可能早就融会贯通，国学也早已完全是另一番气象。

    “有生于无”、“四大皆空”的学说能得到科学证明吗？现在谈结论还为时过早，但要说可能性很大并不为过。标准模型能统一描述强力、弱力及电磁力这三种基本力，下一步，需要统一最后一种基本力—引力，建立能够统一描述至今观测到的所有物理现象的万有理论。超弦理论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万有理论之一，其基本思想是认为物质粒子和力粒子都是振动的多维能量团，是存在于十维空间的具有复杂几何结构的能量体，目前人类的数学几何知识还难以精细表达超弦理论，但是物质世界在最基本的层次上是能量振荡而不是某种实体的理论模型，已经越来越接近“四大皆空”、“有生于无”的古老学说。

    四

    “格物致知”不仅关乎自然奥秘，也关乎人类自身精神的成长，每次对物理世界认识的深化和更新，都带来人类观念和心态的巨变。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人们逐渐认识到地球不过是浩瀚宇宙中的一个普通成员，“天圆地方、我在中央”的盲目自豪感远去了，这难道不就是“诚意正心”要达到的功效吗？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人类对宇宙认识愈深，狂妄日减，理性日长。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万有理论真的完全解释了我们所在的宇宙（暂且不去考虑平行宇宙、涨落宇宙等“出世”问题），突破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的束缚，人类的宇宙感将再次刷新，诚意正心可能将成为任何一个正常人的平常心。

    诚意正心的前提是实事求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难以做到，自视过高的民族更难做到，在这个意义上，“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不啻是诚意正心的良药。阳明心学问世百年之后，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并指出“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道出了科学对儒学的重要价值。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儒学逐渐复苏，复兴也被提上日程。然而，如果所谓的新儒学还抱着“中学为体”的心态，只是把“三纲八目”套在新的社会形态上，仍就改变不了中国社会认真者少、折腾者多的老问题。君不见，“科学发展观”已成为当今治国大纲，但到底有多少政府组织、多少普罗大众真心践行，需要打个大问号。同样是“知行合一”，中行者遵为“修齐治平”的基本原则，到了乡愿手里，就变成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而到了“一生伏首拜阳明”的东乡平八郎心中，则成了效忠天皇和侵略扩张的“知行合一”，余孽一直波及钓鱼岛，这大概是阳明先生创建心学时没有料到的。

    如今，中国经济三十年的成功和美欧的金融危机，让弘扬传统文化又成一时之盛。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没错，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要以同样的力道剔除。可是，按照中国人两千年来的一贯模式，国学是拿来毕恭毕敬的，哪能批判？风靡全国的儿童读经班上，只要背诵，不必思考，领导巨贾云集的国学班里，要的是能够“学以致用”的传统智慧，没事提什么糟粕？照这样下去，反复了两千年的老毛病还会重犯。

    儒学要为中国乃至世界做贡献，必须正本清源，深挖两千年来儒学道统中的沉疴旧病，改正对“格物致知”的错误解释，“科学（西学）为体，儒学（中学）为用”，将内圣外王的人道精神建立在格物致知的求真精神基础上，这大概才是儒学先贤们把“格物致知”摆在最基础的“知本”地位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