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生门：远未达成共识的日本战争责任认识

    说起日本人的战争责任问题，每位中国人，甚至任何一位遭受近代日本侵略之害的受害国国民都义愤填膺，批评战后日本人欠缺像德国人那样反省战争责任的勇气和道德品格。受害者很自然地将日本人统统视作加害者，很少有人将实施直接加害行为的日本人与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以及战后日本右翼与日本进步派、普通国民区别开来。其实，不加区分地将全部日本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态度是不足取的，无助于我们认清事情的全部真相。

    战后日本人因战争体验、政治立场、社会地位、生活阅历、出生地域、工作情况和教育程度等不同，往往具有不同的战争责任认识，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随着经济环境、国际局势等因素的影响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日本战败投降至今，其国内围绕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也从未中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战争责任论。其中，既包括日本进步派人士对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也包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对战争责任的顽固否认，还包括进步派与保守派围绕战争责任的交锋和争论，以及两派彼此内部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分歧和区别。

    战后初期的日本社会，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检讨，但探究其内容，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除个别日本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意识到日本对亚洲邻国的战争责任外，实际上大多数人竟然是站在受害意识上讨论战败责任。昭和天皇与麦克阿瑟达成了妥协，不仅以《人间宣言》一纸诏书逃脱了东京审判，而且为未能挽救东条英机等“肱股之臣”扼腕叹息。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东久迩不仅为战犯掩盖、开脱罪责，而且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提出了“人人有份”的“一亿总忏悔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忏悔”并非我们主观善意的想象——向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牺牲者“忏悔”，而是向天皇“忏悔”，为战争失败反省。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和普通国民，普遍接受了美国宣扬的“指导者战争责任观”，认为自己受到了军部领导者的“欺骗”，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提出追究导致日本陷入战争灾难的“责任者”，忽视自己曾经协助或默许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在“军部”轰然倒塌和每个加害者都认为自己是受命于“上峰”的日本社会，究竟谁才是战争责任的主体呢？这是战后至今日本社会一直在讨论而又未能彻底解决的遗留问题。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民众，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提高生活水平，不愿提起或刻意忘记悲惨的战争记忆，战争责任意识似乎也变成了一股埋藏在国民内心深处的潜流。但是，随着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实现了“赶超欧美”的经济目标，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民族“自信心”的右翼分子，早已按捺不住为侵略战争翻案的野心，公开叫嚣“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否定南京大屠杀，推动战犯合祀靖国神社和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保守派的翻案逆流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暴行，极大地刺激了刚刚经历过大战的日本民众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井上清等人愤怒地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小田实系统地提出了战争加害与受害理论，宗教界发表了战争责任告白，对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表示反省。激进的日本青年成立了“东亚反日武装阵线”，不加区别地追究古代日本人对虾夷、爱努、朝鲜的战争责任，近代日本人对亚洲邻国的战争责任以及当代日本人对亚洲各国的经济掠夺，甚至发动了一系列爆炸事件。这些激进的言论和行动表达了对保守派和右翼拒不反省战争责任的愤怒，但也因这些过于极端的手段遭到了政府的镇压、媒体的攻击和民众的误解。

    战后日本保守派与进步派围绕战争责任的争论和交锋，使本已相对沉寂的战争责任意识潜流变得波涛汹涌，并随着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旧事重提而引起日本人的深思。1975年10月，昭和天皇在访美前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声明发动战争的责任不在他，而结束战争的“圣断”却是他作出的，试图以此缓和美国国民要求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敌对”情绪。日本政府和保守派学者通过著书立说，极力塑造昭和天皇在战前是遵守“立宪君主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形象。既然天皇及其近臣都坚持“和平主义”，反对那场战争，那么，亚洲太平洋战争自然无法正当化。这与保守派、右翼一边叫嚣维护天皇的尊严和地位，一边推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明显地自相矛盾。保守派与右翼无法自圆其说，只得破绽百出地根据具体情形选择天皇“和平主义者论”或“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即使进步派学者之间，也因为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出现了分歧，粟屋宪太郎、井上清等人就不赞同家永三郎所谓既然东京审判没有起诉天皇，故天皇不负有战争责任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民众，也逐渐破除了20世纪60年代的“菊禁忌”（严禁谈论皇室事宜）。据时事通讯社1989年2月的调查，可知当时至少有52.4％的人认为天皇“有全面责任”和“多少有”战争责任，而认识到自己也有加害责任者约为30％，但这已是战后日本社会认识战争责任的顶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国际格局的解体、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和民粹主义的抬头，全面肯定“大东亚战争”的论调虽明显地“衰退”了，但加害责任认识的程度依旧在日本徘徊不前，且有越来越倒退的迹象。冷战结束后，长期遭受压抑的要求日本对过去的战争负责、反省、道歉和赔偿的呼声喷涌而出，成为一项国际性运动。据统计，从1977年韩国人孙振斗偷渡日本并提出赔偿诉讼，至今已有80多起要求日本赔偿的诉讼案件。这种井喷式的索赔运动被日本保守派和媒体巧妙地转化为——中、韩等国是在打“历史牌”，意在进行经济“敲诈”；将中、韩等国批评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右翼分子等与普通国民强行捆绑在一起，在靖国神社、教科书事件等历史问题上，煽动“日本人”与亚洲各国的矛盾和冲突，激发狭隘的大和民族主义。日本政府在苏联解体之初，曾野心勃勃地试图建立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国际秩序，故在战争责任的表态上似乎有了积极变化，以求得亚洲邻国的谅解，但除了联合政府时期昙花一现式的民间赔偿外，基本上拒绝了亚洲各国的补偿要求。如今GDP已被中国超越的日本，在经济毫无起色而又面临3·11东日本大地震的冲击之下，不少右翼政客纷纷将目光转向了周边邻国。日本与中俄韩之间的岛屿之争，以及安倍晋三保守的竞选纲领，似乎就是要冲破二战后国际体制的束缚，急欲率领日本重走政治军事大国之路。

    战后60多年来，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很难用“翻案”或“反省”这样简单的二分法解释，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有时候是泾渭分明，有时候是雾里看花。如，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对外战争的性质，日本进步派大多承认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但也有人认为应根据战争进程、战争对象等具体分析那场战争的复杂性质；日本保守派大多妄图正当化那场战争，但也有人承认在那场战争中有“侵略行为”；普通国民中则有相当一批人认为那场战争是“迫不得已发动的”。在承担战争责任方面，日本进步派大多认为日本人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但也有人主张仅仅承担战争责任而不愿承担战后责任。日本保守派大多否认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拒绝甚至批评受害国民众提出的道歉、反省和补偿要求，但也有人不排斥日本民间对受害国民众的补偿方式。普通民众中既有人承认战争责任，也有人否认战争责任，还有些战后出生的日本人认为那场战争与自己完全“无关”。总之，日本保守派或进步派的战争责任认识，都很难称得上是战后日本社会的战争责任认识的主流，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也是千差万别，纷繁复杂。在某种程度上，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似乎也成了“罗生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实，战后日本政府、天皇、保守派、进步派、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认识，在“变”与“不变”之中都有一个延续的主线，即战争责任的缺失与否。“变”是因势而动，因时而动，如战后初期、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经济平稳发展时期、冷战结束之后四个阶段的战争责任都有相对明显的变化。但是，“不变”的是战后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的暧昧，天皇对战争责任貌似超然的态度，保守派对战争责任的否认，进步派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与忏悔，普通民众在各种战争责任认识之间徘徊。实际上，这是日本社会未能厘清战争责任的结果，是多数日本人在检讨别人战争责任的同时遗忘自身战争责任的结果，是日本社会就战争责任未能达成一致或大体相近的共同认识的结果。故而，日本国内各派围绕战争责任的讨论仍将持续下去，日本与周边各国以战争责任为中心的历史问题仍将存在。因此，我们对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情感宣泄的层面，而应开展更为深入的学术层面的分析，即战后日本保守派和右翼“遗失的战争责任”，不能在我们的研究中变成“战争责任的遗失”。

    这就是笔者选择“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为题的最初动因，那么，如何在一部书内相对客观、准确、全面地把握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呢？笔者在写作时采取了简化的处理方式，即以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连续性为“经”，以其因时、因势而变的阶段性为“纬”，根据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程度，将他们分成“条条”和“框框”。“条条”就是将日本人划分为进步派、保守派、政府、天皇和民众五大“条条”，“框框”就是战后初期、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平稳发展时期和冷战结束之后四个“框框”，然后在每个“框框”内具体分析各个“条条”的战争责任认识及其变化。这种简化的处理方式，虽从总体上有利于宏观把握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概貌和特征，但不易体现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复杂性、动态性和细微之处。如，进步派、保守派众多的社团组织及其活动，笔者就无法尽数介绍。或许是笔者才拙，无力思考出更妥当的处理方式，惟愿今后以专题的形式，更加细致、深入地研究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以弥补今日研究之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