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关于《我的前半生》的批校

    群众出版社在1964年3月推出《我的前半生》（简称“定本”）之后，过了43年的漫长岁月，又推出《我的前半生（全本）》，过了47年的时间又公开出版了《我的前半生（灰皮本）》，49个年头之后，则把《我的前半生（批校本）》摆在了读者的案头。一部《我的前半生》究竟有多少版本，“批校本”又是怎么回事？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近几年，纸质媒体和网络登载过《我的前半生》成书过程的一些介绍，本文结合“批校本”大体勾勒一下这个过程：①溥仪、溥杰兄弟等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完成的“油印本”由群众出版社1960年1月内部出版和2011年1月公开出版的“灰皮本”（还有一个全国政协方面印出的以油印本为内容的十六开的大字本，从未出版，但“灰皮本”可以取代它）。②1960年4月至7月之间，溥仪和李文达香山之会后，写成的对“灰皮本”“剪剪贴贴”的修改本。这个本子始终处在校样状态，因溥仪和李文达都不满意，公安部也不满意，因而被废弃了，不算一个本子。③由李文达执笔写成，1962年6月印成样本的“另起炉灶”一稿本。这个本子是公安部满意，溥仪和李文达也满意的送审稿。送到了许多中央领导人手里，政审工作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申伯纯一人完成。这个相对“灰皮本”而言全新性质的版本，完成于1962年2月，即李淑贤和溥仪认识之前，它只有李文达手稿，于1962年3月排出清样。溥仪在清样的天头、地脚、钉口、切口以及行间作了一百五十余处批校，批语（包括改动）多，校对少，长批有的多达近三百字。上中下三编的“另起炉灶”一稿本，页码各自单排，唯未见中编批校。④群众出版社于1962年10月印出了李文达执笔的“另起炉灶”二稿本样本。这个本子是为较大规模政审而提供，对它的删改或增益，决定了《我的前半生》最后的命运。此本也就是后来公开出版的“全本”。贾英华在《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中曾征引溥仪的批校若干处，经笔者检查，并不是对一稿本的批校，不知有无一稿本中编的批校和二稿本批校的全貌。⑤对1964年3月出版的《我的前半生》，早在1963年9月14日之后，溥仪就过目了它的清样，在上面亲笔批校近一百三十处。

    溥仪对《我的前半生》的批校，主要是开掘自己的记忆。一稿本清样云：“读书的书房在前星门里的毓庆宫。”溥批：“六岁读书开始是南海瀛台内的补桐书屋（乾隆曾在这里读书）。过了几个月搬到了紫禁城宫里住，这时便在毓庆宫念书了。”检“全本”未采纳溥仪的意见，但“定本”采纳之，云：“读书的书房先是在中南海瀛台补桐书屋，后来移到紫禁城斋宫右侧的毓庆宫……” 表述上无“乾隆曾在这里读书”语，却改变了对毓庆宫的描述。当为根据溥仪记忆再梳理毓庆宫的准确位置。一稿本清样云：“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孝经，最末一本是易经。”溥批最末一本是“尔雅”。“全本”已经采纳之，但“定本”不管顺序，不提书名，只笼统地说“十三经”。可能是照顾十三经文本的传统顺序，避免因溥仪的表述产生认识混乱（易经第一、孝经第十一、尔雅第十二）。

    溥仪的记忆中有许多鲜活的印象，仅举一例：一稿本清样介绍罗振玉说：“到宫里来的时候，中高个儿，戴一付金丝近视镜（当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绺黄白山羊胡子，总穿一件大襟式马褂……”溥仪在“黄白山羊胡子”后增补“脑袋后面垂着一个白色的辫子”。这种记忆，其实包含了作者对民国初年的某些典型人物的理性思考。

    个人的回忆录，由别人操刀代笔，往往要根据自己的经历订正史实失误。《我的前半生》的史实订正，包罗内容甚为广泛，譬如典章制度、皇族和太监的尊卑关系等等。而有些订正，或许只能用有趣来形容。

    一稿本清样云太监的品级最高是二品，溥仪订正为三品，并批示道：“李莲英和张谦和是特别赏戴二品顶戴的。”一稿本清样云，太监们为了取得外快，甚至还会敲皇帝皇后的竹杠，据说光绪从前就要花银子给西太后宫中的太监，不然的话，李莲英在请安时就不向太后通报皇上的意思。溥仪把这段表述删削了，在切口处批了四个字——“这不会有。”一稿本清样讲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回国养老后，在他的家乡修了一座五柳先生祠。溥仪在钉口处写道：“还在小岛上的一间房子里，专陈设我送给他的东西，包括我写的字和给他的清朝礼服貂褂和二品顶戴的朝帽。”并把“五柳先生祠”字眼删掉了。“全本”采纳了他的意见，但在表述上做了一些简化。溥仪所说当根据自己的记忆和庄士敦所著《紫禁城的黄昏》。关于修正口述的问题，一稿本清样曾说，溥仪在抚顺所时，看守员干涉过战犯读报声音过大，“好像蝈蝈似的嚷成一团”。溥仪在地脚处批示：“所说‘直到看守员不得不过来干涉’这个事实，是绝对没有的，看守员没有干涉过读报声音大。关于这点，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因此我希望去掉这几个字。”一稿本清样说张景惠是卖布的出身，溥仪在行间把“布贩子”改为“卖过豆腐”。可见作者对这位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大臣的蔑视——你不过是个卖豆腐的。在“定本”的清样中，溥仪作过一个注释：“张景惠一直没有参加学习，而且装傻装聋，所以当时我没有想过他很‘抢先’。因此不必写他的名字。”这样溥仪就把张景惠抢先办什么事，改为“别人”抢先办什么事了。

    《我的前半生》多处语涉爱新觉罗家庭成员的生活状貌，溥仪的批校在面对近亲属的言论、行迹方面，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慎重态度。一稿本清样说，溥杰夫妇婚后“感情很不好”（指溥杰前妻他他拉氏怡莹，亦称唐怡莹——引者注），他和妻子“赌气”，并因妻子与京城“四大公子”中的张学良、卢小嘉来往，“颇受刺激”。溥仪为此在清样的地脚、钉口、切口绕着圈写了一个长批：

    这一段似乎改一改好吧？因为我想溥杰决不会因他妻子和张学良亲近而赌气，并且用下面例子更可说明他不会赌气。如果他赌气，他怎么又听张学良的话把自己妻子送到张学良的姨太太公馆里去呢？所以我的意思可以把溥杰受刺激和赌气改正过来。还有说被称为“四大公子的两个花花公子”这几个字删去。（这一段希望改一改）溥杰结婚后他夫（这里落妇字—— 引者注）的感情没有不好，尽管怡莹和别人亲近，甚至强劫我父亲的东西，溥杰是始终对她留恋不已，直到吉冈强迫他们离婚。

    检“全本”只采纳了一部分意见，删去“四大公子的两个花花公子”等语，维护了张学良；而“定本”则彻底采纳了溥仪的意见。是否溥仪一门心思维护自己的弟弟呢？在“定本”清样中，有一个自然段说溥杰在伪满时期与溥仪接触较少，溥批：“这段必须删去。溥杰在伪满和我接触并不少，这样写不合乎事实，因此必须去掉。”细究“定本”清样的这个自然段，还有“起初他在日本，后来他跟日本人结了婚，以致使我不愿跟他接近”等语，或许溥仪不想在这里表示嵯峨浩和溥杰结婚后他的态度，因为时过境迁，《我的前半生》公开出版前，浩已经来京与溥杰团聚，何必挥霍文字伤了兄弟和气呢？加之浩与溥杰团聚有周恩来总理牵线的政治背景。

    溥仪对《我的前半生》的批校是讲政治的，尤其适应于家庭成员。一稿本清样有载涛至抚顺所探视溥仪的描写：“七叔虽然也没有叫我皇上了，可是也没有叫我溥仪，说起话来仍然不用主词或受词：‘我太想……了’‘……身体这样好，我真没想到！’”溥批：“这固然是事实，但这也不是非揭露不可的事。为了团结这个老人可能在工作上发挥一些积极作用，避免不必要对他的刺激，我认为可以删去这几句话。”“全本”按照溥仪的意见进行了删削，但并不彻底，直到“定本”才抹去了一切蛛丝马迹。平心而论，在政治上的分寸，群众出版社可以补溥仪之阙。一稿本清样讲了末代皇帝给意大利国王和黑衣宰相墨索里尼送过相片之事。溥仪增补“给墨索里尼送过匾额。郑孝胥拟的字，我写的‘举世无双’。”检“全本”未采纳溥仪的这个批校，只说溥仪曾与意大利国王互赠相片。定本则云：“不久前，我按他（指郑孝胥）的意思，给他最崇拜的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写了一块‘国士无双’的横幅。”这样，就把各自的责任分清了。

    在世界的范围内，溥仪是封建皇帝的千古一人——被中国共产党改造好了。所以现知的几百处批校中，反映战犯改造的内容占了一定的比重。作者尽量回忆，重视历史细节，心中有杆真实性的秤，同时也流露出经过改造的心态。

    一稿本清样叙述汉奸们在台山堡老大娘面前争相忏悔，老涛第一、老富第二、溥仪第三。旁批：“实事求是地说，这段情况和当时实况是不符合的。当时我是首先自我介绍向农民老大娘认罪的。其他人是继我之后陆续认罪的。我想可以更正过来。”“全本”和“定本”都按照溥仪的建议修正了表述。“定本”清样“新的一章”叙述溥仪被特赦离开抚顺时，所长递给他一块本来就属于他的法国金表。溥仪增补道：“我说这是过去剥削老百姓的钱买的表，我不能要。所长说：不是，这是今天政府和人民给你的表。我才收下。”1964年3月版《我的前半生》遵从了溥仪的意见。

    关于战犯改造的某些历史细节，如果当事人不予披露，它就永远的湮没了。如果把有一定价值的历史细节讲述出来，就具备开掘新史料的意义。一稿本和“全本”都载有一段经典言论。“直率而不擅长口才的老正”（即蒙古族的正珠尔扎布，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手培养起来的复辟派人物。据说，他为《我的前半生》“油印本”的完成做了一些工作——引者注），有一次对溥仪说：“我现在算是知道了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了。以前我全家人怎么那么崇拜你！我从小发下誓愿，为复辟我送掉性命都干，谁知你是个又自私又虚伪的废物！我真遗憾不能把这些告诉我母亲，她简直把你看成活菩萨似的崇拜。真可惜，她早死了！”为此，溥仪作了一个近三百字的长批：

    正珠尔所谓“直率”是不现实的，当时，谁和他亲近的就是好人，批评他一次，他是永远忘不了的，不是背后骂，就是图报复，如罗振邦在他评奖时曾批评他，他从此便永远不和罗谈话。他在散步时，故意和别人谈话，说将和我拼命，杀死我，他也可以出名。这个人欺软怕硬，而且当我在特赦时，他态度立时又对我变好，他还向我要手帕，当纪念品，我因忙，没有给他。他又在溥杰特赦时，和他要纪念品，说是代我给他的。当然他有时勇于揭露自己思想错误，是好的，可是检讨尽管是检讨，下次还是照样犯。所以我说他对我的上述这些话，我认为应当不用。因为他说话的动机是不纯的，是挟私怨而说的，我认为这一段可以删去。

    《我的前半生（批校本）》还有涉及文学史知识的地方。例如，“定本”清样录郑孝胥《三月初十日夜值》有“天命将安归，要观人所与。苟能得一士，岂不胜多许。狸首虽写形，聊以辟群鼠。持危谁同心，相倚譬蛩驱”句。对“驱”字，溥批：“此字出韵，疑误，大约应是‘蠹’字。”然群众出版社未改。近与一位搞文学史研究的同好研讨，溥仪所疑，甚确。“与”“许”“鼠”三字押六语韵；“驱”押七虞韵。然“驱”字当以“鹆”字为确，推测为“蠹”字欠妥。“鹆”是一种善鸣好斗的小鸟，“蛩”是善鸣好斗的蟋蟀，郑孝胥为了复辟就是善鸣好斗之人。“鹆”又是八哥的别名，没有郑孝胥等人的“八哥巧语”，溥仪何以后来万劫不复！群众出版社不采溥仪意见，当与郑孝胥著作《海藏楼杂诗》或《郑孝胥日记》的传抄异本有关。此外，溥仪在校对中十分留意现代汉语“的、地、得”的使用，无一处失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笔者请教了一些专家，在中国文化史上，作者自己评点自己的作品或要求别人改正，甚至颇为虚心地以问询的语气希望别人改正的情况，几乎没有。但有特例一桩：《红楼梦》的脂评，有人曰为曹雪芹夫子自道，然未在学术界形成共识。《我的前半生（批校本）》的问世，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一本书的两个创作主体——溥仪和群众出版社的良性互动，也在中国出版史上玉成了一段佳话。

    上文已经勾勒《我的前半生》的成书过程，归纳言之，“灰皮本”自成一个版本系统；“另起炉灶”的《我的前半生（批校本）》、《我的前半生（全本）》、《我的前半生》是一个版本系统。因为溥仪批校多在一稿本清样上进行，故这次公开出版《我的前半生（批校本）》，以一稿本样本为底本，清样上有批校的位置，倘样本文字产生了变化，不改清样文字；对批校的录入，必录溥仪手迹，汰除了李文达手迹，同时对溥仪手迹作印刷文字对照；对溥仪的批校是否被采纳，由读者根据晚出的“全本”、“定本”自检，不作任何说明；批语和校对，批语基本录入，校对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录入（批语是个性化的内容，校对无人不能校）；正文后附录溥仪在“定本”清样上的少部分批校，直接使用了该清样的电脑扫描件。

    由于掌握史料的局限性以及出版图书的具体考虑，目前尚不能出版溥著溥批的全部，方兴未艾，以俟来哲。

    （本文作者为《我的前半生（批校本）》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