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明代通俗文学第一人之称的冯梦龙先生,其平生所纂辑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亦即所谓“三言”),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喜闻乐读;而他毕生殚精竭虑所撰的经学著作,如《四书指月》《麟经指月》《春秋衡库》《春秋定旨参新》《春秋别本大全》等,不惟普通读者难得一见,即使当今学界对之所知恐亦不多,这是令人颇可惋惜的。事实上,以上诸多经学方面的著述却是冯梦龙终生的着力处和得意者,且其书在晚明读书界尤其是科举生员中曾因风靡一时而成为“畅销书”;时至今日,冯氏这些经学方面的著作依然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恒久的阅读价值。
由于《四书指月》其实只是冯氏对《论语》和《孟子》两书的解说,并没有对另外二部《中庸》和《大学》的说解,一如朱熹《四书集注》那样名副其实地收罗“四书”。于是,作为编注者,我就把冯氏《四书指月》析为《论语指月》和《孟子指月》二册,根据多版本《论语》《孟子》择善而从地添加其原文和删汰原书中的误植误判者,整理后独立出版。
两千年来,《论语》是被人们认为足以明事理,会读书,善撰文,足研究,能管理,擅领导的经典,所谓半部《论语》既可打天下亦可治天下所说就是这事儿。众所周知,《论语》语句固为经典,而冯氏说解对之亦颇多阐发。盖冯氏博通经史,在解读《论语》时委实颇多胜义,其中的现实警示意义不唯在当时有其特殊价值,就是如今也依然称得上是足以指导和纠正人们言行的上上箴言。如《子曰君子求章》中孔子所说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确是千古哲言;对此,冯氏即进一步讲解道:“君子会得己真,看得己大,自己取用不尽,故只求诸己;小人看得自己一毫没有,富贵在人掌握,声名在人齿颊,全向人讨生活。”这分明将《论语》中孔子的原话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其励志处委实令人激赏。又如讲解所涉启发式教育和“举一反三”这一语典时,冯氏即进而引申道:“教人之法,最忌说尽。依我作解,障彼悟门,此大病也。故不启发者,正以进之启发;‘不复’者,正以进之能‘反’。重学者身上理会。”(具见《述而篇·子曰不愤章》)《孟子指月》如此之类也所在多有。
冯氏说解对深入理解《论语》《孟子》原文大有帮助。如诸书对《阳货篇·阳货章》的断句各行其是,以致歧见纷出而又莫衷一是;至于人们读后也确实觉得云山雾罩,不得要领。但冯氏说解中仅一句“记者于此方着个‘孔子曰’”云云,即可解决问题,因为这种正确的句读立马使人憬悟孰是孰非。又如在对《宪问篇·南宫适问章》关于南宫适问孔子语时的解说,亦即冯氏对通行本句读“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作解说时,以为“‘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未定之词;羿、奡是已然事,故‘然’字当属‘禹、稷’句,乃转下落重语”;我们知道,冯氏所引“若由也”句,源出《论语·先进》,跟这里的用法确实有异,可见冯氏这别出心裁的说解因不袭旧说而别有新见,这就令人涵泳不尽了。而冯氏此等说法对理解《论语》《孟子》原文确有如汤沃雪之功,类似胜义在书中可谓俯拾即是。因为冯氏的国学素养极为深厚,这并不是当今某些学者所能望其项背的。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时代环境和个人境遇早已大为不同。
再就是冯氏说解所徵引前人与时人的说法颇多,只要是有助于理解《论语》原文的就收录,而并不以说话者的声望来取舍,所以书中除引录一些学术权威的说法外,还使得许多现在名不见经传者那颇具见地的解说得以保留;这种治学方法颇为可取。尤为可说者,冯氏对当时业已被尊为圣人的朱熹之说(盖指朱氏《四书集注》一书)亦敢多所訾议,但这是出于做学问的公心,因此也就多所匡正朱氏不当甚乃错误的解说了。如讲解《卫灵公篇·颜渊问为邦章》中为孔子所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时,便指出“雅与郑声,皆其声调,非指其词。朱子认作男女淫奔,而轻改《郑风》之序,冤哉!”颇具见地。又如对《季氏将伐章》讲解时,文末断定“朱子分作两节,便没分晓”,所说颇合事实而不唯名人之言为是。诚然,冯氏亦并不全跟朱子唱反调的,比如他讲《子贡问曰有一言章》时即称“朱注甚明”。对此,冯氏自述“亦非定与相左,只是虚心观理”(具见《子曰众恶章》解说语)。总之,冯氏讲述时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为我们最终确切理解《论语》《孟子》提供了良好的版本;而这,无疑是令人叹赏不置的。
自然,阅读冯氏的说解,对我们洞彻《论语》《孟子》行文中的文法高妙之处大有帮助。除了对原文重出者不予说解,冯氏几乎对《论语》《孟子》(尤其是前者,下同)原文做到字字精研,句句确评,而且必使原文蕴涵无馀剩而后已的程度;这种着意深入研究和真切赏析的境界确乎使人读后颇觉痛快淋漓。至于他扼要论说《论语》《孟子》原文中那巧妙的笔法,尤其有利于初学习文者;而对于行文老手来说,它其实亦不是没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如在《卫灵公篇·子曰君子义章》所批点“首尾两‘君子’正相呼应”等等,即是。而全书所涉此类写作技巧者,真可谓触目即见;而这,对现在人们有志写好文章和洞明古人行文用意者自是大有裨益,而且时时饶有醍醐灌顶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