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回顾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在他亲自主持召开的对《西欧哲学史》（亚历山大洛夫著）讨论会（1947年6月24日）上曾给哲学史下了一个定义，说“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并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 他还认为，唯物主义是与进步、革命相联系，唯心主义一般地总是与落后、反动脱不了干系的（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4～5页）。此公高论一出，前苏联哲学界和中国哲学界都奉为经典。

    当时，在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研究中，老师们只能按照日丹诺夫的调子贴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标签，这不仅使中国哲学史变得越来越贫乏，许多被列入唯心主义的重要哲学家，不管他们在哲学发展中有过什么样重大的影响与作用，都要与反动或落后挂钩，从而备受批判。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当然难以反映哲学史发展和哲学家思想的全貌。为摆脱这个困境，1957年1月22～26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根据当时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参加者包括从事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方面研究与教学的国内知名专家100多人。

    北大哲学系是当时中国高校中仅有的一个哲学系，所以这个会议实际上是全国性会议。当时我作为在读的高年级本科生有幸得以列席旁听，我和戴清亮同学合作、由我执笔在会后写的一篇文章也被收入由《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中。为了保存历史，更好地回顾与反思这个历史事件所蕴藏的丰富思想内涵，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12年推出了《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编者是赵修义、张翼星等）。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唯心主义的评价，二是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的继承。

    在“关于唯心主义哲学的评价”问题上，坚持认为“唯心主义哲学中有好东西”的是贺麟和陈修斋。贺先生发言指出，哲学史虽然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但这种斗争与“宗教上的斗争，政治上的斗争却有很大的区别”。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的关系，“也不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有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关系，不是红与白的关系”。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既有“互相斗争的一面，也有互相吸收利用凭借的一面”，两者之间的斗争是一个曲折的、矛盾发展的过程。上述观点遭到关锋的尖锐批判。关锋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敌对的，其界限是分明的，斗争是尖锐的、没有妥协余地的”。他还指出，贺先生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议论，正是和他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并没有严格、分明的界限的观点一脉相通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05～215页）针对关锋的批评，贺先生再次着重谈了《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他认为，唯心主义有好、有坏的提法，黑格尔说过，列宁也同意，而且还指出“聪明的唯心论比愚蠢的唯物论更接近聪明的唯物论”。贺先生认为，有的“唯心论者与唯物论者之间是朋友师生的关系，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思想上的激烈尖锐的斗争。因为朋友师生（甚或今我与昨我）之间的学术思想的论辩与斗争可以达到非常深入细致、尖锐、激烈和艰苦的地步。”（《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96～202页）

    在“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上，主要是围绕着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展开讨论。冯先生在当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中指出：“我们近来的哲学史工作，大概用的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把哲学史中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简单化、庸俗化了，使本来是内容丰富生动的哲学史，变成贫乏死板。”（《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3页）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家不是属于奴隶主就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的哲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冯先生提出要区别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由于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是“跟这些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的社会情况有直接关系的，这是不能继承的，我们所能继承的只是它们的抽象意义”。这就是后来被人们概括的“抽象继承法”。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这是事关“哲学的党性原则”的大问题。所以，无论在当时的会议上，还是在会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它都被视为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而遭到批判。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召开迄今半个多世纪了，这次会议和自然科学界的生物遗传学会议一样，作为“百家争鸣”的重大事件已载入中国学术发展史册。会议内外许多体现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精神的精辟论断，经受了历史的检验；那些坚守学术争鸣之道、实现自己文化担当者的学人风骨，作为精神财富已经垂范于后人。它在提醒人们：要以史为鉴，温故知新，只有真正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走“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个学术发展之道，才能实现学术的创新和文化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