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与陌生的：俄罗斯人眼中的莫言

    2007年夏天，作为当代中国作家中的翘楚，莫言随团到莫斯科参加国际书展，向俄罗斯文学界推介当代中国文学，然而俄罗斯读者和知识界对其人其作所知甚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单就莫言来说，“我最早接触的外国文学，其实就是俄国文学。很小的时候，我就从我大哥的中学课本上，读到了普希金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然后又读了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当然包括那本那个时候中国年轻人都听说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最喜欢的俄国作家，是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就知名度来说，对于俄罗斯读者而言，莫言的文学声名远比不上孔子和老子等古人、王蒙和冯骥才等同时代人，也无法与当代俄罗斯作家В. 马卡宁、Л. 彼特鲁舍夫斯卡娅、В. 佩列文等人相提并论。在俄罗斯人眼中，作为作家的莫言，形象是相当遥远而陌生的。

莫言作品的俄译传播图景

    截至目前，莫言只有几部作品被（部分）翻译成俄文，比如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Тетушкин чудо-нож》），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的片段节选。2007年，由德米特里·马雅茨基翻译的中国小说选集《红云》（《Багровое облако》）出版，其中收录莫言的部分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节选。2007年4月号俄文版《花花公子》杂志刊载了《酒国》中反映作者文体实验特色的俄译片段。2012年年初，由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主办的综合类文化杂志《孔子学院》（《Институт Конфуция》，中俄对照版）2012年第1期（总第10期）转载了叶果夫翻译的《酒国》的俄文片段，并附有叶果夫在圣彼得堡对莫言进行的专访《“一旦动笔，就如同岩浆喷射”》。莫言的长篇代表作《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均未被完整译为俄文。这种乏善可陈的译介局面，不仅使莫言难为广大俄罗斯读者所知晓，也无法代表和呈现莫言复杂的创作思想、文体特征和叙事特色。唯一完整译为俄文的作品，则是2012年10月由圣彼得堡阿姆佛拉（Амфора，意即双耳罐）出版社正式推出的长篇小说《酒国》（《Страна вина》），译本序言则出自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该作文笔酣畅，想象奇绝，修辞丰富，语言纯熟，集侦探小说、残酷现实主义小说、表现主义小说、象征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武侠传奇小说、抒情小说、结构主义小说于一体，由俄罗斯汉学家叶果夫数年精心翻译。叶果夫全名伊戈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叶戈洛夫（И. A. Егоров），满头白发，是一位专治中国文学的汉学家，一位倾心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他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语专业，曾赴新加坡进修一年，对当代中国文学很感兴趣，从20世纪80年代就知道并阅读莫言作品。对于莫言的语言叙述，他指出，“莫言的语言非常简洁。然而，简洁才是真正的艺术。现在很多外国读者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中国文学上。在他们看来，中国有一批成就斐然的作家。除了经济领域的成绩，普天之下还有一些才情卓越的作家，他们创作出许多世界水准的文学佳作。”对于莫言的作品获奖，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深厚文化的复苏、多样文化的借鉴，当代中国文学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世界应该对此有所知晓，而莫言的获奖和作品的译介，则是俄罗斯和世界进一步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机会。

    据阿姆佛拉出版社主编瓦吉姆·纳扎罗夫（Вадим Назаров）称，该社将在2012年12月隆重推出《丰乳肥臀》的俄译本，该作恰恰是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代表作之一。该出版社慧眼独具，2012年只买下莫言一位作家的版权，此时莫言尚未获诺贝尔文学奖，年底莫言就荣升大奖得主，这是一个“不可捉摸的现象”；有趣的是，该社前几年目光敏锐，果断买下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版权，不久帕慕克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酒国》的文体实验与修辞戏仿，《丰乳肥臀》的全景描写与思想深度，对于俄罗斯读者走进莫言精心营构的“高密东北乡”的历史风物和风土人情，无疑是一个极为有效的视角和相当便捷的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酒国》英译本早在2001年就已推出，译者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而俄译本则在11年后才姗姗来迟。这种时间差也使莫言在西欧和北美声名鹊起，在德法等国备受欢迎，而在俄罗斯则声名寂寥，知之甚少，只为汉学家和精英阶层所熟悉。有意思的是，诺贝尔奖评委认识莫言始于其小说《天堂蒜薹之歌》，而俄罗斯读者认识莫言则始于《酒国》。二者在时间上几乎相差近二十年，缘何如此？从文化背景来考量，原因主要有四：其一，汉学研究在俄罗斯学界不占主流，缺乏专事翻译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人才；其二，受国际版权公约限制，作家版权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其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版社要平衡商业效益和文化引介；其四，文学整体呈现边缘化和小众化趋势，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抢占了读者眼球，包括当代俄罗斯文学在内的文学已然“退居二线”。当然，这与苏联解体，俄罗斯陷入政治动荡、经济危机、文化转型和文学降阶有着某种因果关联，也与俄罗斯文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有着某种隐蔽联系，更与中国对当代文学的宣传和介绍力度不够、国家文化软实力亟待提升，不无一定关联。

    不久前，笔者在莫斯科“卢布扬科”地铁站附近的“格罗布斯”（Библио-Глобус）大型书屋内的显要位置，就曾看到刚刚出版的俄文版《酒国》。俄译本小说装帧精致而美观，色调典雅而鲜艳：封面底色是一片绛红色的花纹线条，散发着一种中国古典剪纸和民间插花的淡雅气息；在一片绛红色中间半卧着一个赤裸全身的男婴，男婴微扬头颅，仰视前方，双手微微向左上方伸去，双脚自然向右下方弯曲，神情严肃而又自然。有意思的是，按照身体器官的不同，该男婴的身体被黑色的虚线分成若干部分，似乎与书中描写的婴儿被吃情节和章节结构编排彼此契合。封面上方印着“诺贝尔奖主要竞争者”字样，下方则是莫言和书名的俄文译名。不知何故，该书封面中的男婴呈金发深目状，体态可掬，神态自然，有东正教中天使展翅飞翔的神韵，似乎暗示着某种救赎主题。这与书中描写的被“酒国”官员所吃掉的无数婴儿有着些微不同。该书整体色调鲜艳，与内容情节遥相呼应，弥散着一股亢奋盎然的酒神精神。陌生的作家名字，荒诞的故事情节，奇谲的文体狂欢，异国的文化背景，如同遥远而古老的谜语，似乎在一夜之间摆上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的书架上，构成一幅别样的文化风景。

莫言的俄罗斯形象之谜

    作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本土作家，人到中年的莫言笔法纯熟，踌躇满志，达到其个人生涯和文学声誉的高峰。其在俄罗斯的公众形象如何呢？享有盛誉的《独立报》（《Нез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一向以观点的独立不倚、民主的价值判断和深度的思想剖析而著称于俄罗斯新闻界和文化界。该报今年第223期（总第5709期，2012年10月25日）以整版篇幅，配以莫言本人照片和俄文书封面，图文并茂地推出《关于可怕的美食者：中国作家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文章。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该期《独立报》在头版报头中醒目写道：“莫言：并非类似持不同政见者，但诺贝尔奖授予给他”。言外之意，如果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那么首先要考虑的是持不同政见者或流亡海外者，而非持有官方作家身份的莫言。那么，俄罗斯读者群、文学界和知识界是怎样看待作家莫言呢？莫言是一个官方作家，还是民间作家？是趋同主流思想者，还是持不同政见者？是现代职业作家，还是独立知识分子？

    由于莫言的作品很少被翻译成俄文，读者和知识界对莫言知之甚少，无从了解。单凭媒体的只言片语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想象，来断定莫言是“持不同政见者”，还是“红色官方作家”，是极为冒险又非常偏激的。因此，两位作者（分别是Е. 伯格列拉娅和Е. 谢苗诺娃）承认，“仅仅依据现有的俄文翻译片段——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和《酒国》片段节选，来断定莫言的创作是很不容易的。”从词源学角度看，所谓“持不同政见者”（диссидент）源于拉丁语“dissidens”，与英文“dissident”对应，意为“脱离国教者”，具有明显的宗教教派意义，比较近似于“异端者”、“歧见者”或“异议者”；从社会学角度看，“持不同政见者”主要指涉“对那些公开反对苏联政府的行动或者表现出其他为政府所不容的社会积极性的苏联公民而采用的一个术语”。莫言在《酒国》中从官员腐败和吃喝浪费入手，围绕婴儿被吃这一荒诞现象，展开对现实的嘲讽和对人性的探索。该作美丑并存，雅俗同在，具有法国作家拉伯雷式的狂欢与恣意；文风辛辣讽刺，对官员的丑恶嘴脸和宴会聚餐有详尽描述，嘲讽了官场的歪风邪气和贪污腐败。小说继承了由鲁迅所开创的人道主义创作传统：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呼喊指向封建文化的落后——孩子们备受压抑，精神混沌愚昧；在莫言小说笔下，这句话则成为对现实的可怕隐喻和对人性的颠覆反思——孩子们备受摧残，成为下酒菜肴。所有这些，并非官方作家或异议人士所能解释和涵盖。由此，对俄国读者而言，莫言“既非持不同政见者，亦非反对派（оппозиционер）”，而是来自异域的一道遥远的风景，来自中国的一个陌生的谜语。

    值得补充的是，一如莫言在俄罗斯的延期译介和滞后出版，当代中国文学虽然取得不俗的成就，作家众多，佳作如云，但在俄罗斯的出版很少，影响非常薄弱，整体上乏善可陈。对此，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学系副教授阿列克谢·罗季奥诺夫（Алексей Родионов）曾指出：“从1992年到2012年10月的20年时间里，在俄罗斯共出版了24种最新中国散文刊物，其中收录了87位作家的182部作品。作品被翻译成俄语最多的中国作家有王蒙、冯骥才、贾平凹、残雪、王安忆等。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所有这些刊物共只有11.4万份总发行量，就会很清楚，很多俄罗斯读者未必明白什么是中国文学。”在中国经济日益崛起、国际地位大幅提升、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当下，这种不对称的双边文化格局无疑亟待改变，需要中俄双方的译者、学者、出版社等群体协同努力，共同促进中俄文学之间的畅通交流。

    总而言之，从莫言的体裁多样的文学创作中，不难触摸到本土与外来、理性与荒诞、个人与集体、先锋与传统等诸多元素的对立与分离，体察到魔幻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经典戏仿与章回体裁、象征隐喻与朴素简洁等因素的实验与革新，感受到传统与现代、民间与个人、残酷与诗意、悲剧与喜剧等二元共生的矛盾与并置。莫言的身份，如同其创作，有着诸多悖论和矛盾之处：他仿佛既是主流中的边缘，又是边缘中的主流；既是官方中的民间作家，又是民间中的官方身份；既是草根中的精英代表人，又是精英中的草根言说者。不管莫言的身份是官方作家还是异议人士，是红色作家还是边缘作家，是缄口不言的体制内者，还是狂言急语的局外观者，其创作都以艺术镜像的方式表达着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关注，对人性的探讨，对哲理的皈依。其作品都代表着当代中国文学的自信与光彩，在语言修辞上充盈着复调灵动，在叙事技巧上融合中西古今，在思想内涵上弥合过去当下。就内容而言，莫言的创作目的，或许在于通过对充满矛盾统一的生活场景的描写，来表达对时代的嘲讽、对历史的省察和对现实的反思；就形式而言，则在于通过时代和现实所提供出的多样化资料和狂欢化素材，来实现声音与意识、叙述策略与文学体式的复调，营造修辞、文学与审美的狂欢，表现历史、人性与宗教的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