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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6日，贵州毕节五名男孩，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这则不幸的新闻让救助流浪儿童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连年战乱、社会动荡的民国时期，儿童流浪乞讨现象严重，张和平以上海街头乞儿为原型创作的《三毛流浪记》，牵动几代人的心。但也是那一时期，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家群体成长起来，救助儿童的民间慈善机构发展壮大。这些机构都有各自的时代局限，且因为社会环境变迁，难以复制，但那些先驱的精神和经验，仍是今天值得借鉴的遗产。
|香山慈幼院|
红叶林中永远的家
北京香山如今是旅游胜地，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它几乎是慈善教育的代名词。发起这项事业的是熊希龄。他是晚清翰林，主张维新立宪，1913年当选中华民国总理，因不满袁世凯独裁，不到半年就愤而辞职，彻底退出政坛。当时他已经44岁，本打算在天津隐居终老，但1917年夏，直隶一场大水灾改变了他的后半生。看到大批儿童和父母失散，甚至很多家庭把孩子扔在街头插标贩卖，熊希龄忍不住悲叹：“可怜这些孩子，他生下来并无罪恶，为何遭此惨累呢？”
熊希龄回到北京，主持水灾督办处，同时利用自己的声望和资源成立了两所临时慈幼局，一所男校，一所女校，委托好友英敛之收留一千多名流浪儿童。灾情缓解后，大部分孩子被父母认领回家，但还有二百多个孤儿没有亲人来接走。熊希龄决定，将临时学校扩建，开办慈幼院。
北京城内没有可以开设慈幼院的大片土地和房屋，经时任大总统徐世昌斡旋协商，前清内务府同意，出让废弃的香山皇家园林静宜园，即今天的香山公园。1920年10月，香山慈幼院开张，熊希龄任院长，他同时也是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
熊希龄希望香慈能够成为一所先进的现代学校，而不是儿童收养院。他邀请蒋梦麟、胡适、李大钊、张伯苓等数十位著名教育家担任香慈评议会的评议员，还与蔡元培、陶行之等研究如何改进香慈教育。到1926年，香慈发展为包括六个分院的综合性慈善教育机构。一院为蒙养部，即幼儿园；二院为小学部；三院为中学和师范部；四院为职业教育部；五院为技工部，半工半读；六院为大学部。慈幼院学生中学毕业后如考取大学，该部负责为他们提供学费和解决各种问题。因为香慈教育先进，师资雄厚，连一些有钱人家也主动交学费把孩子送进来。
职业教育部是香慈的一大特色。该部设有农业、畜牧、养蜂、陶工、金工、织染、制鞋、照相、银行等职业班；还曾办过高级土木工程科、高级机械科等专业班。职教部不仅培养高级工程师，香慈中小学部的学生也都要到这里学习劳动技能，“按其身体之强弱而定工作之轻重，以发达其个性、本能及兴趣，为将来择业之基础”。
香慈的老毕业生说，如果不是熊希龄，香山的红叶不会像今天这么繁茂。香山园林荒废期间，旗民常来砍伐古树。慈幼院成立后，不仅制止砍树，还发起植树节，每年组织师生植树护林。
1949年，奥地利创办世界第一个国际SOS儿童村，采用小家庭教育模式。香慈早在1934年就已开始这种实践。在与慈幼院孩子接触中，熊希龄发现，大多数孩子因为缺乏亲情温暖，性格孤僻，这个问题不是给他们良好的课堂教育和衣食条件就能解决的。熊希龄投资建立了十几个独立平房小院，把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按家庭编制分配，十几个孩子一组，住进一个院，互称兄弟姐妹，家中安排一位女教师作为“娘”。熊希龄以“总家长”自居，设立家庭总部，邀请各家孩子来作客。
熊希龄说过：“我在世上什么事都经验过了。我觉得总是很悲观的。政治的罪恶，是不消说了。就是实业呢，我觉得经理人都不是拿着良心对着股东的，所以我也灰心了……我只缩小范围，办我的慈幼院，这些孩子都是真心地爱我，把我当他们的父母，我把他们当我的儿女，成立我们这个大家庭。这便是我的终身志愿。”
1931年，和熊希龄并肩经营香慈的夫人朱其慧去世。为纪念亡妻，熊希龄将两人共同的财产全部捐给香慈，成立“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共有大洋近二十八万元，白银六万二千两。1935年2月，66岁的熊希龄与37岁的民国名媛毛彦文结婚，婚后毛辞去教师工作，专职辅佐熊经营香山慈幼院，老夫少妻共襄慈善，一时传为佳话。香慈董事会认为，熊希龄既已再婚，应将一半产业归还给他，以做日常家用，但夫妇二人都坚决拒绝。后来董事会决定，每月发给熊家八百元生活费。
1937年，北平沦陷。熊希龄和毛彦文试图将香慈迁至江西湖南等地，但战火蔓延之迅速超出他们想像。1937年12月，熊希龄因悲愤交加、过度操劳，突发中风去世。
毛彦文继承其遗志，坚持经营香慈，直至1949年，她迁居台湾。同年，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看中香山易于防空便于警卫。副院长雷动与理事长雷洁琼商议后，将香慈三千多间房子借给中共中央办公。香慈搬至西安门大街，1953年迁入阜成路新校舍，直到1966年，这个新中国最后一家私立学校，走到历史终点。当年12月24日，北京市教育局发出《关于接管私立香山慈幼院的通知》，写道：“香山慈幼院是解放前封建官僚熊希龄举办的‘慈善事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该院广大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强烈要求政府接管。”从此香慈重组改名为“北京市立新学校”。
从1920至1949年，香慈共养育七千多名孤贫儿童，将他们培养成才。其中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会计长盛长忠、水文专家谢家泽、新中国铁道部部长刘建章、邮电部长王子纲、外交部副部长张勃川等。
著名的双清别墅，原是熊希龄住所，1949年，毛泽东在此居住办公五个月，现已成香山名胜。创办香慈初期，熊希龄在香山北辛村购买了一块土地建熊氏墓园，他的双亲和夫人朱其慧都葬在这里。他还为自己掘了生圹，表明抗日到底的决心。熊希龄在香港逝世后，骨灰埋葬在当地。1992年，受定居台湾的毛彦文委托，香慈校友会代表赴香港将熊希龄骨灰迎回香山。熊希龄在世时，把每年七月七日定为香慈“回家节”，毕业的校友在这一天回母校“探亲”。如今，香山慈幼院虽已不存在，但一到七月七日，仍有许多白发苍苍的校友到香山聚会，那是他们永远的家。
|土山湾孤儿院|
孕育艺术的萌芽
从晚清至民国的一百多年间，教会是中国儿童慈善事业的主力军。尽管教会孤儿院的管理质量良莠不齐，“文化侵略”的背景也颇受质疑，但其开创的“教、养、工”三结合的方式，对本土儿童救助机构具有深远启发意义，尤以土山湾孤儿院最为著名。位于上海的土山湾，不仅是一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孤儿院，也是曾经驰名中外的艺术和工艺品牌。1912年，德国建筑师葛承亮带领土山湾十几个孤儿，雕刻完成土山湾牌楼。这座精美的大型木雕作品，远赴重洋，参加了巴拿马、纽约、芝加哥三届世博会，轰动一时。2009年牌楼回归中国，现陈列于土山湾博物馆。
1847年，江南发生水灾，一位法国传教士在松江设立孤儿院收容灾民弃儿。经过十余年发展，同治年间迁至上海土山湾。孤儿院开创之初设立了鞋作和木工两个部门，后来逐步扩展出风琴作、图画间、印书馆、照相部、中西鞋作、五金部等部门。木工部以制造教堂工艺品著称。中国各地、澳门、香港及越南、菲律宾、日本的天主教堂高级装饰，大多是土山湾制作。绘画馆（即图画间）成立于1870年，由西方传教士画家教授孤儿素描、水彩、油画等，是中国最早的传授西洋美术的专业教学机构，被徐悲鸿称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
除了在育婴堂长大的孤儿，许多父母健在的贫民子弟也被送进土山湾。这里不仅保障基本的衣食，更重要的是提供完善的职业技术教育，让孩子学到维持生计的手艺。从1864年到抗战爆发前夕，土山湾孤儿院共收养男童二千五百余人（土山湾只收养男童，女童收养在徐家汇圣母堂）。儿童一旦进入土山湾孤儿院，家庭就丧失监护权，若中途出逃，保送人或中证人要赔偿饭费。读完六年小学后，进入工场实习两年，两年后，管理修士根据孤儿的才能和爱好，将其分派至各部门学习专门技艺。每日工作达九小时，晚间还要学习文化课和宗教课，训练可谓十分严酷。严师出高徒，土山湾学艺出众的孩子，还将被送去欧洲深造。
一百多年间，土山湾走出的最著名的学生是张充仁。张充仁1907年生于上海，四岁丧母，七岁时父亲把他送进土山湾，他在这里系统学习了绘画、摄影和法语。1931年，他获得中比庚子赔款助学金，考入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学油画，转入“高级雕塑班”。在比利时期间，张充仁协助画家埃尔热创作了连环画《丁丁历险记——蓝莲花》，向欧洲人民介绍真实的中国并揭露日本侵华真相。埃尔热以张充仁为原型，在书中塑造了中国小男孩“张”，陪伴丁丁在中国历险。据法国文化部估计，在世界上的法语系国家中，知道张充仁这个名字的总计约有十亿人。
日军侵入上海后，土山湾孤儿院在租界中虽然未受侵扰，但也因战事影响走向衰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回租界主权，土山湾划归上海教区，不再受法国政府庇护，工艺产品的海外销路大打折扣。1953年，土山湾孤儿院由上海市民政局接管，不再接收儿童，并逐步遣散在院孤儿。当时西方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工艺品外销中断，土山湾难以维持经营，生产日益萎缩。1956年，全国开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经过公私合营等一系列改革，1960年，土山湾孤儿院结束了近一百多年的历史。
|战时儿童保育会|
博爱超越政见
抗战爆发后，中国各地流浪儿童激增，仅武汉一地，难童已过万。在多方努力下，1938年1月24日，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会成立。推举会长人选时，许多人认为孙夫人宋庆龄最有威信。但为了促进国共合作、保障未来工作开展顺利，邓颖超提议由时任“第一夫人”宋美龄领衔。
受邓颖超委托，刘清扬、史良和沈兹九去面见宋美龄，宋欣然答应主持保育会。她立即向各方募款，发表文章写道：“现在成千成万的儿童，有的父母死亡，成了流浪的孤儿，有的虽有父母，但他的家庭已经穷无立锥之地……他们都是未来中国的壮丁，也就是支持国家实力的一部分，我们怎能任他们去流浪，变成乞丐，变成匪徒，变成嗷嗷待哺的饿殍。”
保育会成立后，聘任了二百八十六位名誉理事。国民党方面有蒋介石、林森、冯玉祥、孔祥熙、孙科、宋子文、李宗仁等；共产党方面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挺、博古、邓颖超、康克清等；文化界有蔡元培、郭沫若、沈钧儒、胡适、茅盾、老舍、邹韬奋等；华侨界有陈嘉庚、胡文虎；还有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司徒雷登等国际友人。战时儿童保育会，可以说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最早成立、也是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保育会派出工作人员，每天到车站、码头、街市、兵营旁、难民收容所等地，招收流浪儿童；还有一批工作人员经过培训后，到战事最为激烈的徐州、开封、郑州等地，抢救出数千名难童。四川、成都、广东、广西、湖南、江西、浙江、陕西、山西、贵州、福建、陕甘宁边区以及香港等地先后成立了儿童保育分会，共建立保育院54所。在宋美龄的号召下，各分会一般由当地行政首长夫人出面主持，妇女界、教育界、宗教界等知名人士组成理事会，负责具体工作。
儿童保育会组建于国家存亡关头，在照顾儿童衣食起居的同时，格外重视对儿童的教育。一方面，在日常教学中特别强调爱国主义、抗战形势等政治课程；一方面，注重生产劳动教育，以使儿童也能参与生产救国。劳动内容有开荒种地、饲养家禽等。男生要学木工、理发、打草、制肥皂、做豆腐等；女生学做衣服、做布鞋、织布、织毛巾等。对一部分年龄较大的难童，则安排进行职业培训，如护士、木工等。
在管理上，由于难童数量庞大，教职人员有限，各保育会自创了许多儿童自治的政策方法。如浙江第二保育院的孩子成立了“战时儿童抗日自卫队”，下设训练、生产、卫生、教育和生活五个部门。卫生部下设整洁团，整洁团下有洗衣队、缝纫队和看护队。“每月一次全院儿童大幅被套的洗涤和消毒，每个院童服用品的分别编号，4月份60多个麻疹病童的看护，都是他们自愿地执行与完成”。
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小学部的孩子，学着边区大人样子，按照普选制度的办法，选择自己所爱护的代表，组织乡政府，领导小朋友的学习、生活和课外活动。乡政府制定的一切公约，全体小朋友都严格遵守，遇到违反公约的，就由乡政府依据条例，给他劝告批评或警告处分。
由于各地保育会中的工作人员既有国民党人又有共产党人，合作起来难免有摩擦。参与保育工作的女作家杜君慧写道：“认真努力的工作人员，常常受到意外的诽谤，不是经济的便是政治的，一定使你不能工作或影响工作为止！”保育会总会理事、秘书处干事赵一恒回忆：“一到开会讨论经费的事，几个国民党人就拼命吵，说是不能给陕甘宁边区的保育院经费了。宋美龄不表态，我不怕鬼神，拿出记录说：‘每三个月发一次经费，凡是保育院，都享受平等待遇。’坚持要给边区保育院经费。”在诸多矛盾中，战时儿童保育会坚持八年，救助儿童近三万名。许多孩子成长为精英，包括画家伍必端、作曲家杜鸣心、指挥家陈贻鑫、中央乐团副团长杨秉荪、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李华瑛、中国芭蕾舞团副团长蒋祖慧等。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24期，作者李响，2012年12月出版，定价：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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