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董墅故居走进高晓声的文学世界

    适逢我返故乡小住，今年10月28日上午，高晓声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武进郑陆镇的三河口中学举行，我和诸多高晓声生前友好于当日下午去董墅村参观他的故居。

    我第一次见到高晓声是1980年，当时他已平反并落实政策，到省作协任创作组组长，家亦已迁至常州市内的桃园新村小区。但他复出后具有轰动效应的获奖小说《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都是在董墅村写成的。高晓声在《三上南京》一文中曾提到，他打成右派分子，“被剥得光光”地离开南京回故乡当农民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早晨，经过二十一年零十三天，即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早晨七时”，他才第三次到南京。因此，绝大多数与会者和我一样，没有到过董墅村，想通过参观他的故居，深入了解令他刻骨铭心的那“二十一年零十三天”，他在社会最底层过的是怎样的日子。

    在去董墅的路上，我想到陆文夫《又送高晓声》的结尾：“直到临终前刹那，高晓声已经不能讲话了，他还用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很大的字，站在旁边的人都看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家’字。回去吧，老高，那边有你理想中的家。”我不知道，高晓声是否在另一个世界找到了他理想中的家，但我想，他若地下有知，还一定会记挂着这住了40多年的董墅老家，因为他小说中的典型人物都诞生在这里，这里既是他的生活基地，也是他的创作源泉。他在《我最熟悉的地方》中曾写道：“我出生的村庄，叫董墅。进草塘浜两里路，有一条阔而短的叉浜向西伸，叫芳泉浜。一共不过半里长，船划到芳泉浜的沟梢，上岸就是我的家门口。”董墅是个很大的村庄，我们在村口下了车，走了好长一段路，才来到芳泉浜的沟梢，找到已淹没在新楼群中的“高晓声故居”。如今江南农家小楼前都有一块用来晒谷或停车的水泥场子，因高晓声故居早已无人居住，门前的一块空场已变成两垅菜地。

    出乎很多人意料，走进高晓声故居的前面一进，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石槽。这是此间不大的空屋里唯一的原物。这石槽是用来盛猪饲料的，也就是说，高晓声在1979年复出之前，这间平房是个猪圈。我立即联想到高晓声临终前用手指在空中划的那个很大的“家”字。直到高晓声落难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化肥依然是稀缺并昂贵的生产资源，农家肥主要就是猪粪便，务农就得养猪。这只三十余年来未曾挪窝的猪石槽，可以说是他在此当农民时留下的唯一印记了。

    看到这只完好无损的石槽，不禁使我想起1981年他访美归来后寄给我的一篇稿子。那时我在《新观察》杂志当编辑。因刚刚打开国门，所以每当问讯有著名作家出访，编辑部都约他们写一两篇海外游记发表。但他们所写的几乎都是都市风光，名胜古迹，唯独高晓声，在他的《访美杂谈》中写到了农庄和农民。《访美杂谈》先是在《常州日报》连载，他把剪报寄给了我，我从中选了《罗卜特及其农庄》、《农村妇女》两节，以《美国的农庄和农民》为题在1982年第5期《新观察》上刊登。他在此文中写到，“李欧梵教授说，像陈奂生这样的人，不光中国有，美国也有。”并说，他在一个农民的住宅里见到的一位主妇身上，“确有陈奂生的气质”。到了1988年，在他第二次访美归来后写成的《寻找美国农民》中，更有一大段关于参观养猪场的描写：“这对老夫妻除了农业以外，还经营畜牧业，养有六十头菜牛和几个养猪场，总计几千头猪。没有亲眼看见，两个人能做这么多事情简直难设想，但主人领我参观之后，就一目了然。”……由此可见，高晓声虽是以作家身份两次访美，但他骨子里还是个农民。

    出了前一进平房，穿过是一个约有十来平方米的天井，后一进是两间小阁楼。阁楼是在高晓声爷爷手里造的，有120年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一幅破败景象。从阁楼上下来后，我站在天井里朝上看，发现西侧的几间相连的阁楼尚有模有样，保存完好，就问陪同我们参观的高晓声文学研究会副秘长丁保林先生：“老高家这两间阁楼怎么会坏得这样了呢？”丁保林是高晓声落难时结交的好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是这里的常客，他说：“这阁楼原本用的都是好木料。老高那些年穷得一塌糊涂，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只好拆了楼梯、桁条、椽子去卖钱换粮。”我不解地问：“那现在怎么还有楼梯在呢？”他回答：“早被他换成‘解放木’，也就是旧棺材木了。”我一下子明白了。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化后，接着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兴土木，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木材奇缺，价格猛涨，就有一批人干起了盗墓偷棺材木贩卖的营生。许多人家生怕祖坟遭殃，被迫抢先动手，自掘祖坟，将上好的旧棺木派些用场。

    丁保林告诉我，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都是在这座阁楼上写成的。记得在《曲折的路》一文中，高晓声对1978年6月又“一头钻到创作里去了”的情景曾有一大段回忆：“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热，而且热的时间特别长，我每天写作18个小时左右。身体本来就瘦弱，后来就瘦得不成样子了。……天见可怜，蚊子那么多，也慈悲地不大来打扰我，因为我身上血太少。我什么也不管，家里的事不问不闻，旁人来同我讲话，我嘴里唯唯诺诺，实际上一点也没有听进去。家里人从来没有见过我写作，更没有见过这种样子，爱人以为我在发疯，有时抢走我的笔，责问我‘开什么玩笑’！我也没法跟她说清楚。就这样，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写成了十八万字的一部小说，自己则像患过了一场九死一生的大病。这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写了些短篇小说。总算替重返文学队伍准备好了一份薄薄的见面礼。”

    就在这时，遇到了《常州日报》原摄影记者唐锡勇。他递给我一张老照片，说：“你看看，这是当年高晓声在这阁楼上写作的留影。”他告诉我，这张照片拍摄时间是1980年7月初，省作协派人到常州来看望高晓声，市文联刚恢复活动，通知他随同市文联两位负责人到董墅采访。当时高晓声的卧室兼书房就在这阁楼上，因墙壁上石灰已经剥落得差不多了，为了迎接省里来的贵客，高晓声特意去买来芦席和报纸，把破墙糊了一下。又值“七·一”，还特意从新华书店买来一张党的一大会址招贴画钉在糊了纸的墙壁上。高晓声对他们讲，他1979年发表的十多篇小说，就是在窗下的书桌上写出来的。而这张书桌，也是高晓声的作品。据高晓声说，他打成右派后回家当农民20年，三中全会后才重新拿起了笔，并利用废旧木头拼拢了这张书桌。高晓声对这张自制的书桌特别有感情，在唐锡勇为他和来客及家人拍了多张合影之后，主动提出来，要唐锡勇专为他拍一张与书桌的合影。于是，就有了这张留下时代印记的高晓声在故居写作的老照片。

    唐锡勇先生年近八旬，他说当天拍的两张合影上，省作协来的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要我帮他辨认一下。我接过照片一看，那人原是我的同行，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蔡玉洗。我想到，高晓声的《七九小说集》正是198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文艺社尚未独立建制）出版的，蔡玉洗此行也许就是专程为这高晓声复出后的第一部书稿而来。这是高晓声文学之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他此后的作品，就不是伏在这故居阁楼里自制的简陋书桌上写成的了。

    参观结束后文友们热议的话题自然离不开高晓声故居该怎样保护和修复。因为修复工程牵扯到邻居房屋的拆迁问题，所以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难题，真担心再拖下去这座百年老屋势必在城镇化建设中被拆除。此刻，我又想起了高晓声生前两次访美归来后写的文章，说到“美国的农民，现在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经过这一番周折，才知道在美国寻觅农民之难，也可以写一首‘难于上青天’的诗。”……二三十年一晃而过，没想到中国农村，尤其是苏南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些年我每年都回到故乡住两三个月，在村上也已经找不到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有感于此，早在11年前，我就在《新民晚报》上发了一篇题为《业余农民》的文章，这“业余农民”的概念正是从高晓声的《美国的农庄和农民》借用而来。如今，江南农村再也找不到李顺大、陈奂生那样世世代代靠种田吃饭的农民了。陆文夫曾说，复出后的高晓声的文思泉涌，“生活的沉积伴随着思想的火花使得他的作品像井喷，一篇《陈奂生上城》写出了继《阿Q正传》之后江南农民的典型，一时间成了中国文坛上的亮点。”在我看来，身上有着高晓声影子的陈奂生就是江南最后一代农民的典型，我们走进高晓声故居，就仿佛走进了江南最后一代农民的生存环境和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