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取好亭子名”

    编者按：扬之水先生粉丝之多是人所共知的。这多少有些奇怪，因为她研究和写作的领域实在是相当专门的。她固然也有一些谈文学的作品（如《先秦诗文史》），受众面较广；但更多是名物考证的著作，进入起来恐怕还是有“门槛”的。2012年是扬之水先生相当“丰收”的一年，不算《〈读书〉十年》（3册），名物学一路的著作就有《曾有西风半点香:敦煌艺术名物丛考》、《物中看画》、《桑奇三塔：西天佛国的世俗情味》等多种。从《诗经名物新证》一路走来，她的名物研究已颇成规模。她的经历是很有些传奇性的，不过关于这些，她的粉丝大多知之甚详，本报的这次采访就没有涉及，还是请她专门谈谈十多年心血灌注的名物研究吧。

    执意将三叶草叫作“酢浆草”，将星星花唤成“茑萝”，未必喜欢黏糊糊的木耳菜，却知道这种蔬菜是“落葵”，而且一边咀嚼之，一边念叨汉乐府“采葵持作羹”是伤感句子……对于有这种情怀和做派的文青来说，成为扬之水的粉丝大概是很自然的事吧。

    扬之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一九五四年生,浙江诸暨人。初中毕业后插队,回城后为果品店司机。一九七九年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一九八四年考入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六年调入《读书》编辑部。一九九六年调入中国社会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专意从事名物研究。著有《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先秦诗文史》、《古诗文名物新证》（两卷）、《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三卷）、《明式家具之前》、《物中看画》等。

    被问到何以独辟蹊径地走上名物研究的道路，扬之水常借用《唐子西文录》：“东坡赴定武，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余时年十八，谒之。问余：‘观甚书？’余云：‘方读《晋书》。’卒问：‘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对。始悟前辈观书用意盖如此。”扬之水说，诗文有各种各样的读法。赏其才思，赏其韵致，是一种；解读与诗相关的故事，亦即求索其“本事”，是一种；只留意其中的“好亭子名”，也可以算作一种读法，而且是她最喜欢的一种读法。而且，她喜欢以家庭生活“过日子”为题材的《金瓶梅》，《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系统的一个重要分别是于物的细微格外用心用力，世俗生活中的种种“好亭子名”宛转在一支为物画像的笔，勾引人去追索化身在情境情节中的物究竟真身如何。这就是扬之水步入名物研究的直接起因。  

    其实，名物研究的价值远不止于“趣味”二字，而在于细碎枝叶中，发现历史的秘密。现在谁家沙发上不扔着几个软靠垫或抱枕？独有扬之水研究发现，印度上流社会日常生活的习用之具“丹枕”（坐具后的软靠垫），经中亚、新疆、敦煌传至中原，中土化后成了“隐囊”，两者实异名同源，小小靠垫竟是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产物。还是这个小物件靠垫，莫高窟第465窟备受关注，其营建时间一直众说纷纭，有唐、西夏、元等几种说法。扬之水独从丹枕的纹饰变化（背屏嵌宝装饰）分析认为，465窟建于西夏，相当有说服力。

    中国人由席地而坐转为高坐具的垂足坐，这一点已广为人知，一般人都知道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之“床”指的不是今人睡觉之席梦思，也知道日本韩国式的“跪坐”之由来。但坐姿变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却未必尽人皆知。例如，它竟影响到了古琴的演奏。早期琴谱更注重右手的丰富，古琴演奏“声多韵少”，明清时则“韵多声少”，更重左手取韵。这一演奏技巧和审美取向的转变，其实也有着物质方面的原因。早期的琴搁在膝头弹奏，需要保持其平衡，后来出现了琴桌，琴可以平稳放置，两只手都解放出来，尤其是左手吟猱的指法变化便丰富起来。

    自然，这些研究成果说起来情调盎然，但真做研究又是另一回事，“以物找名”和“因名寻物”都不是那么轻巧的事情，需要深厚的积淀、渊博的学识、宽广的视野以及丰富的想象力。从典籍文献、诗词歌赋、笔记小说等文字资料，到历史图像、传世古器物、出土文物等实物，都得广泛涉猎。文献钩沉固不可少，实地考察也不可或缺，两者结合、对应，才能修成正果。为了做敦煌的佛教名物研究并撰写《曾有西风半点香：敦煌艺术名物丛考》，扬之水不仅多次去敦煌，还远赴印度，十三天的紧凑行程，每天凌晨四点起身，午夜入睡，才又有了新近推出的《桑奇三塔：西天佛国的世俗情味》。但被问到“最满意的论文或著作”时，她却照例借用那句不知多少人都用过的挡箭牌，是“正在撰写中”。

    这次采访联系到扬之水，她自认不善言谈，坚持用笔答的方式。将问题发给她，五个小时不到，就收到了她的回复，邮件主题为“交卷”，让我见识到了江湖上传闻已久的“好快手”风采。稍作整理，于是有了这篇问答录。这就是扬之水，总在文字中流转和灿烂的扬之水。  

    读书报：有些读者对名物研究不太有概念，请您谈谈何谓名物研究，名物研究与传统的文物考古等研究有何异同。

    扬之水：名物学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先秦时代即已产生，此后依附于经学而绵延不绝，直到近世考古学的兴起才逐渐式微，乃至被人们淡忘。重新复活这一名称，是因为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中发现，用他提出的这一方法可以为传统的名物学灌注新的生命。而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考古学异军突起，为名物学的方法革新赋予了最为重要的条件。同样是以训诂与考据为基础，新的名物研究与旧日不同者在于，它应该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完成一种贴近历史的叙述，而文献与实物的契合中应该显示出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段的变化，此变化则应有从考古学获得的细节的真实与清晰。

    新的名物研究是从传统学科中生长出来，复由考古学中获得新的认知与新的方法——不仅仅是考古材料，而更在于考古学所包含的种种科学分析。此外的不同，是研究层次的深化以及研究内涵的丰富。由单纯对“物”的关注发展为“文”、“物”并重，即注重对“物”的人文意义的揭示与阐发。也就是说，与作为母体的传统学科相比，今天的名物研究有着古典趣味之外的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观照。虽然它的视野里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细节——因为弄清楚一器一物在历史进程中名称与形制与作用的演变，自然是关键，而若干久被遮蔽的史之幽微，更是研究过程常有的发现。一叶障目不可取，一叶知秋却可以也应该作为“名物新证”的方向与目标。用时髦的话说，它是边缘学科，又是跨学科，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而对于考古学与文学的研究都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

    读书报：对于“名物学”或“名物研究”是否成其为独立学科，学界至今有较大争议。您对“名物学”的学科“合法性”以及“名物研究”的意义如何看？

    扬之水：名物研究的概念，近世最早由沈从文先生提出。在《“ 瓟斝”和“点犀  ”》一文中，他解释了《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节中两件古器的名称与内涵，因此揭出其中文字的机锋与文物之暗喻的双重奥义。也就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希望有人结合文献和文物对古代名著进行研究，并且直接提出了撰写《诗经名物新证》的课题（《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初从孙机遇安先生问学，遇安师命我把这篇文章好好读几遍，说此文本身便是“名物新证”的范本。同时又拟了两个题目，即“诗经名物新证”与“楚辞名物新证”，要我选择其一，我选择了前者。在沈从文提出“名物新证”这一概念的三十多年之后，在孙机先生的指导下，我成为这一倡导的第一个响应者和实践者。

    我给自己设定的理想是：用名物学建构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是对“物”的推源溯流，而又同与器物相关的社会生活史紧密相关。它可以是诗中“物”，也可以是物中“诗”，手段角度不同，方法和目的却是一样的。

    我以为，所谓“名物研究”，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至于它“是否成为独立学科”，其实是不重要的。而“合法性”就更加谈不到。你用这种方法解决了问题，被大家所认可，目的就达到了。此外更有何求？

    读书报：名物研究的主要困难在哪里？从事名物研究是否对研究者的学养、才华和勤奋程度的要求都比较高？

    扬之水：只要对它有足够的兴趣，就不会感觉难。与古代曾经存在过的实物和图像相比，存留至今者，自然是极少数，但这样的遗存，就绝对数量来说，并不少，算不得研究材料缺乏。说名物研究是“冷门”，当然可以，而它实在也不需要成为热门。个人兴趣就是个人兴趣，完全不必上升为学科。还是前面说到的，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归根结底是为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自己认为哪一种方法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就选择哪一种，其他则不必考虑。

    名物研究也同任何研究方法一样，需要从事者第一勤奋，第二有悟性。我不敢说自己有悟性，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力，更是远远谈不到，但竟然走了进来，可见这一研究的门槛并不高。关键还是在于兴趣。有了兴趣，就有了勤奋的动力，脑子里装的问题多了，自然也就有了联想，这一切，就构成了良性循环。

    读书报：在为《曾有西风半点香：敦煌艺术名物丛考》作序时，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先生对您关于“者舌”的考证赞赏有加。您能否以此为例，略谈谈名物考证的方法？

    扬之水：关于“者舌”的考证，前前后后历经五年，中间颇有些曲折。我在《“者舌”及其相关之考证：敦煌文书什物历器丛考之一》一文中对此曾发表过初步的意见（《丝绸之路：艺术与生活》，艺纱堂2007年）。三年之后，又援引佛经中的说法，进一步阐发对这一名称的认识（《〈一切经音义〉佛教艺术名物图证》，《中国文化》2010年春季号）。最初的观点，曾为《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的编撰者（赵丰等）所接受并援引，但以后则在《敦煌伞盖的材料和形制研究》一文中对此重新讨论，认为我的说法依据不足（《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而提出自己的意见，在《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中便持以这最新的论点。 

    分歧所在，是对“者舌”实物的认证。所谓“者舌”，原是帐、伞、幢中的一个装饰部件，为敦煌文书什物历中屡屡出现的名称。然而经史子集“四部”典籍里其名不见，因此它究竟何物，长久不为人知。小文《〈一切经音义〉佛教艺术名物图证》中引述慧琳《音义》卷二十六“即便有娠”条中的一段释文，即“者应赭字，乃是盖四面垂綵。綵，舌也。喻涅槃是一，解脱是多”，认为此者舌，便是帐、伞、幢中下垂的如鳞纹般依次排列的条状饰物。经所言虽为伞盖，但帐与幢的各种装饰构件多很一致，因可通用。而《敦煌伞盖的材料和形制研究》一文却通过对敦煌出土实物的悉心考量，指出伞盖之下缀有背衬的三角形饰片，应为文书中提到的“者舌”，而鳞形垂带应为敦煌文书中所举出的“柱子”或“杂色柱子”。 

    反复思考之后，我认为后者的意见是正确的，因为这一判断是依据实物形态与名称的对应。而关于“柱子”，我更找到了得名的原由。莫高窟早期洞窟中有一类装饰于洞窟壁画底端的所谓“垂帐纹”，帐下所垂条状饰物底端略如柱础而平滑上收，造型适如柱子一般，如莫高窟北凉时期的第275窟，如北周第428窟。它的图式渊源则在西域，如克孜尔、玛扎伯赫、库木吐拉等石窟壁画所绘（后者中的一例见于新疆人民出版社版《新疆石窟·库车库木吐拉石窟》图六三，说明称作“三角形和柱状垂帐纹”）。此或装饰于穹窿顶外缘一周，或为涅槃图中的床饰，而在新疆地区长期使用，形成特色。不过在敦煌用于龛顶图案以象征华盖，且与西域样式亦即垂带形态如柱子（如库木吐拉第34窟）极为相近者，仅莫高窟第272窟一例。就整个发展演变史来看，它在这里可以说是“昙花一现”，隋唐之后便隐没不见。然而此例却是昭示“柱子”名称来源的一个重要实证，可知它是以形得名，而在敦煌地区帐、伞、幢的制作中长期沿用下来。

    读书报：表面上，名物研究关心的就是形式和“物质”，那么您如何看那些已经消失在历史中的物质？

    答：“已经消失在历史中的物质”，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物”罢。我以为，文物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过程可分作两部，一是作为原初的“物”，即在被使用着的时代，它一面以它的作为有用之物服务于时人，一面也以装饰、造型等愉悦时人的审美目光；一是“文”物。即“物”本身承载着古人对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营造，亦即“文”。作为名物研究，它应该以一种必须具有的历史的眼光，辨明“文物”的用途、形制、文饰所包含的“古典”和它所属时代的“今典”，认出其底色与添加色，由此揭示“物”中或凝聚或覆盖的层层之“文”。

    读书报：谈到“物”上之“文”，我想这正是非专业的读者如我者更感兴趣的，所谓外行看热闹，大家也许更关心“文物”承载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就像季羡林先生写《糖史》，洋洋七十万字，其中具体的考证一般读者未必有耐心去读，但其呈现的中西交流图景是很多人都会感兴趣的。您能否稍微具体地（举例）谈谈您理解的“物”上之“文”？

    扬之水：这个话题若展开说，也太占篇幅。简单捷说，我把自己的工作分作两项，一是定名，一是相知。比如《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三中作为附论的《罚觥与劝盏》，就是通过为酒杯定名，而勾画出我们今天常常使用着的“觥筹交错”之“觥”的一个漫长的演变史。“觥”这一名称，承载着它最初的文化信息，但是同样的名称之下，一方面其形制与用途在社会风俗的变化中不断演化和改变，一方面它原初的意义又并没有完全失去。用文献、实物、图像排列起来的几条发展线索，是不是可以说，在“文”与“物”的考证过程中，讲述了酒文化中一个重要细节的演变史？

    读书报：这些年来，从家具、金银器到印度佛迹，您的研究涉猎颇广，成果也多。这种研究内容的转换，是随心随性，还是有内在的脉络和逻辑？

    扬之水：重复别人，固非所愿；重复自己，也很没意思，而且还很容易形成思维定势，自己先把自己限制住了，因此总喜欢接触新的题目。心里未尝没有一个总体规划，只是这一规划在有生之年无法完成，即编纂一部图典性质的古诗文名物辞典，这也是几年前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约稿。辞典的完成，需要对各个专题都有可以站得住的考证，而绝不能是拼凑而成。但“古诗文名物”涉及的范围太广了，穷一生之力，也未必可以做好一个大的专题。（本报记者  陈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