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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1月02日 星期三

    当他们谈论文学时他们在谈论什么

    ——评论家眼中的2012中国文学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1月02日   05 版)

        小说 优秀作品:《生命册》、《我不是潘金莲》、《银鱼来》

         《六人晚餐》、《状元媒》等

        点评人:雷  达、孟繁华、白  烨、贺绍俊

    雷  达:就现实感而言,作品仍显薄弱

        若说只一年间,作者们的视角,选材,眼光,审美时尚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那是不可能的。但文学是敏感的,总有一些微妙变化在延伸着,发展着,值得思考和总结。简单地判断2012是“大年”或“小年”意义不是很大;仅从题材的外部特征判断丰与欠,也可疑,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生产调度员”。

        总起来看,文化精神,文化意识,文化人格的表现在强化,它有可能成为创作中的主导性潮流。

        我认为这一年长篇小说有几个突出方面。一是,直面灵魂,思考生命,并由此进入深度的文化反思。李佩甫的《生命册》仍然将背景置放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冲突下,仍采用他的“植物学”的书写思路,写一个“背负着土地”的乡土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但辐射面却大得多,逼进时代和人性的真实。周大新的《安魂》有作者对儿子无比深情的爱与记忆,也有对自我的无情的解剖甚至痛恨,并引出古今哲人的思想与精神,这是周大新在为儿子安魂的同时为自己安魂,也为天下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安魂,更重要的是,在为这个时代安魂。不大为人所知的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以亡灵叙述的魔幻手法,对中国封建的节烈与假革命之名义的节烈对于中国乡土女性的荼毒,对历次政治运动对人性的伤害之深,以及对属于中国经验的、渗透到民间底层的政治文化形态的反思,都是独特的,罕见的。

        二是,文化视角的扩展与深化,甚至深化到多年无人问津的角落。冉正万的《银鱼来》写的不是中原文化,是云贵高原的魔幻与现实,它通过一个百岁老人的视角,突破了“百年史,民间视角,家族斗争”的惯常思路,提供和还原了一种更为陌生而真实的,奇幻、苦难与坚韧的文化图景,丰富与扩大了我们的文化视野。杨志军的《西藏的战争》,是关于西藏近代史的一部力作。金宇澄的《繁花》、孙颙的《漂移者》、陈丹燕的《和平饭店》,共写海派文化,展现都市文明,各有特色。尤其是《和平饭店》,虽更接近非虚构,其文化内涵之深,令人赞叹。叶广芩的《状元媒》堪称深度挖掘京味文化之作。还有,家族史、家谱史的叙述也如暗潮在涌动,我们已读到多部,它们在历史文化向度上开拓一种新的表现领域,是文化研究的深化与文化寻根的纵深表现。像陈启文的《江州义门》、李一清的《木铎》以及杜光辉的《大车帮》、任向春的《河套人家》、诚然的《白那恰》等。赵德发的《乾道坤道》道教文化背景下的小说,与他的《君子梦》、《双手合十》并称儒释道三部曲。

        三是,面对现实矛盾,直面民生疾苦和生存困境的写作。现在仍然是官场小说发达,其中不乏有深度之作,但如何不限于官场文化,看到更广大的民生,却也是个问题。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无疑是一部含泪的悲喜剧,发人深省。一个民间女,一桩离婚案,阴差阳错,闹到从县到中央,震落了诸多官员,围追堵裁,人仰马翻,不亦乐乎,但这并非夸张,而是有现实性的。这是一部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人民性的作品。鲁敏的《六人晚餐》像一个奇妙的共时性转动的魔方结构,六个篇章记录了两个单亲家庭的爱与艰难,六个人物相互间的依存与伤害、吸引与生离死别,而力图呈现底层生活的真实状态。她注重对“人性善”的发掘,作品擅长表现底层人如何在黯淡的生活中突围而出。印象较深的还有钟平的生态小说《天地之间》、吕铮的《恕罪无门》,它们没有停留在把生活“问题化”,而能把“问题”生活化。但我们明显感到,比起丰富复杂、飞速多变的广阔现实,我们的作品就现实感而言,仍显薄弱。

    孟繁华:长篇小说无惊人之作

        2012年最为重要的文学事件,是莫言获诺奖。无论坊间怎样议论,莫言的获奖都意义重大。文学革命终结之后,那种石破天惊的小说不复存在。即便是西方强势文学国家,也难再创作出引起普遍关注的作品。因此,将2012年的诺奖颁给莫言就在情理之中。如果是这样的话,2012年的长篇小说亦无惊人之作。议论较多的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毁誉参半,这虽然是一部与当下生活关系密切且敏感的上访题材,但因写得过于“聪明”而失于轻佻,李雪莲毕竟不是刘跃进。李雪莲的上访乃至最后的结局,几乎就是一个看客眼中的轻喜剧。对荒诞生活的批判在戏剧化的表达中几近淹没;李佩甫的《生命册》是他“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这部潜心五年创作的小说,将半个世纪中国的巨变以及个人的心灵轨迹,书写得让人惊心动魄。特别是虫嫂这个形象,让我们看到了百年中国巨变中未变的某些方面。她让我们深感沉重和绝望;丁捷的《依偎》貌似一篇浪漫青春的爱情小说,画家栾小天与歌手安芬的偶然邂逅逐渐演变为一场爱情之旅。但意外的结局却将全篇解构——那是两个素昧平生的人因一场车祸,在肉体即将死亡时灵魂发生的交流。作者将悬疑、心理分析、科幻等元素在小说中展开,通篇写得浪漫、神秘又凄美;《六人晚餐》是鲁敏小说创作转型的又一例证。这是一个专事“讲述”的小说,也是呈现“叙事的艺术”的小说:一个故事用了六种讲述方法。它是今天都市人心无可捉摸的又一艺术佐证:一张餐桌的人与心,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

        与崛起的网络文学比较起来,传统的长篇小说将越来越小众化,同时在创作上也将越来越个人化。没有潮流是正常的,它意在表明,作家是遵循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和对小说的理解从事自己的工作。这应该是今后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趋势。

    白  烨:名家力作并不是很多

        2012年因为大事较多,活动繁多,给人的感受更像是一个“事件年”。上半年,主要是围绕着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展种种纪念与研讨活动,下半年主要围绕莫言获得诺奖连续不断地掀起热潮。这两件事都与当代文学密切相关,围绕这两大事件的热议与热闹,不只是一种媒体化的喧嚣,也有一些直面当下的认真反思与深入探讨。

        在长篇小说领域,2012年似乎特别叫好又叫座的名家力作,并不是很多;但实际上可读的与可评的作品,都不在少数。我印象较深的,是两个地域文学的集束出击,两个代际群体的携手而来。两个地域的集束出击,一是广义的河南作家群,今年有份量的作品较为集中,如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李佩甫的《生命册》、周大新的《安魂》、墨白的《手的10种语言》等,它们各以自己的恣意出新,在众多的长篇小说中脱颖而出,引人瞩目,也在作家个人的创作历程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是陕西作家群,今年有叶广芩的《状元媒》、红柯的《好人难做》、冷梦的《西榴城》、钟平的《天地之间》,再加上杜光辉的《大车帮》、刘晓刚的《七天》、梦萌的《倾城》,大有超过1993年“陕军东征”的势头。这些作品,既有写历史的,又有写现实的,既有写实性的,又有非写实的,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陕西小说创作正在走向多样化的可喜风貌。

        两个代际作家的携手而来,一个是以“70后”为主的“中生代”作家,今年相继推出了路内的《云中人》、曹寇的《屋顶长的一棵树》、阿乙的《下面,我们该干些什么》等作品。这些作品在个人化与文学性,或专业化与小众性上,都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特追求。另一个则是以“80后”为主的青春文学作家,这些作家作品今年有颜歌的《段逸兴的一家》、孙睿的《路上父子》、莫小邪的《何不醉在人间》、祖若蒙的《谁动了我的青春》、许多余的《远方》、吴瑜的《不渝》、晶达的《青刺》等先后面世。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这个群体正在日益走向分化,或更加趋于成熟。“青春文学”的帽子顶在他们头上,确实显得越来越不合适了。

        当然,在这四个文学板块之外,值得关注的作家与作品也有不少。比如格非的《隐身衣》、金宇澄的《繁花》,这两部作品题旨与内容各不相同,但却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以艺术化的美感,极现生活化的质感,作品读来引人入胜,品来也耐人咀嚼。

    贺绍俊:平

        平,是2012年的小说为人们选择的一个关键字。平淡、平常、平稳,就是这一年小说创作的整体印象。从发展趋势来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家与现实的关系已经大大突破了镜子式的反映论的约束,由再现转向表现,由反映转向抒情,作家在叙述中的主体精神越来越鲜明。当代小说始终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流,因此写实性叙述是相当成熟的。但我也发现,写实意识的过于强盛带来了另一个后果,这就是小说家们弱化了建构文学审美世界的追求。因此小说写作在强调贴近现实的同时,也要具有一种反现实的觉悟,要把小说写作当成是在建构一个不同于现实的“文学的现实”。仍然有一些作家在作这样的努力,他们滋润在“文学的现实”里。

        从这个角度来看2012年的长篇小说,周大新的《安魂》和冉正万的《银鱼来》都是有所创新的作品。《安魂》是周大新以自己家庭的一段痛苦遭遇为题材的一部作品,兼及纪实与虚构两种文体特征。这是父与子的对话,是生与死的对话,也是灵与肉的对话。冉正万的《银鱼来》从结构上说是一部家族小说,但作者完全跳出了家族小说形成的叙述模式,改变了家族小说的客观再现式的叙述模式,为家族小说开辟了一片表现的神奇空间。杜光辉的长篇小说《大车帮》在叙述文体上也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他写大车帮在西部的传奇故事,引入了农业文明和商贸文明的冲撞与交融,引入了农民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游走,在乡土叙述方面另辟蹊径。

        2012年的中短篇小说从文学性来说仍然要比长篇小说更为突出,质量上乘的作品仍然不少,限于篇幅,我要专门推荐一篇作品,这就是钟求是的《两个人的电影》,因为这是一篇刻意在文学性上下功夫的小说。小说通过两个人看电影的经历,讲述了一个温软优美的爱情故事。这样的爱情故事是不可能完全从现实生活中照搬过来的,它是作家精心编织出来的一种“文学的现实”。或者说,现实生活尽管琐碎、芜杂,但也不乏诗意,小说家要做的事情不仅是要从芜杂中发现诗意,而且要把诗意小心地从芜杂中剥离出来,然后以这现实生活中的诗意为基础,创造出一个“文学的现实”来。钟求是对现实采取了一种提纯的方式,整篇小说变得非常的干净,文字是干净的,情感是干净的,这就让读者阅读起来会有一种清洁舒服的感受。其次,干净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审美,干净本身就是与现实的不干净针锋相对的。正如钟求是在一篇创作谈中所说的:“在眼下这个世俗的社会,有二奶、小三,有闪婚、离婚,但也必须有最干净的爱情。”

        报告文学 优秀作品:《国家》、《北京风暴》、《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

       《不能缺失的心》、《毛乌素绿色传奇》等

        点评人:李炳银

    李炳银:明显复苏

        2012年的报告文学有一种明显复苏、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有一批出色的作品陆续出现,比如何建明的《国家》,全景真实地报告我国政府2011年利用海陆空各种手段,从利比亚战火前线12天撤回35860名侨民,显示国家对人民生命的关怀和尊重,也显示了国家的强大作为。大事件、大手笔、大气派,具体生动、扣人心弦。陈启文的《北京风暴》,深入地描述反思了北京这样接近现代化大城市,在2012年7月21日,因突发暴雨而疲于应对的情形,其间发现和存在的成功失误及灾难情形非常引人深思。还有叶多多的《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沙林的《不能缺失的心》等作品都在不同的题材对象上表现非常出色,现实而情感理性强烈。这一年的好作品,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但对于不去阅读的人,再好的作品,也会是一种空置。

        从目前大环境看,文学刊物订数普遍下降,但是《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这样的写实性刊物在2013年的订户却上升了一千多。这个现象说明,人们在真实、真相和理性似乎愈来愈远,社会生活现象迷离纷乱的情形下,对真实的渴望和要求很强烈,现实的社会也真需要有冷静的观察与思考、需要有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这样的现实担当。比如萧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报告毛乌素沙漠由黄转绿过程中很多精神纯粹和性格坚韧的人的动人故事,就给人震动和感染。另外还有一些用写实文学概括更准确的作品,虽然叙述的近似一些个人的亲情私事,但其中对于生命极力看护和浓重的情感内容,让真实事实有超越虚构作品的强悍力量。比如汪浙成的《女儿,爸爸要救你》、阎纲的《美丽的夭亡》、周大新的《安魂》,对生命、对亲情的表达感人至深,父爱的伟大,深情的诉说,荡人心魂。

        当下社会的阅读形式很多样,旅游、健身、育儿等,都可以是一种人生的阅读。很难说有哪一部文学作品还能像20世纪80年代引起广大的阅读风气。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应该提高对社会参与和表达的深度和生动性。在社会生活表现面前退缩、束手无为的作家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回应。报告文学创作中,还有一个现象:像王旭烽、陈启文、党益民等写小说很优秀的作家,却将笔触转向报告文学。大概是因为写小说在虚构世界中有自由的想象,但写作却同社会生活始终存在间隔,不易把现实感受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所以选择了写实文学。平庸的、应景的报告文学作品也很多,这些代表不了报告文学的最高标杆,但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报告文学的声誉。理解现实的复杂存在有难度,文学地表现真实有难度。报告文学作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需要有很强的行动能力和个性深刻的解释力。因此,报告文学写作对作家要求很高。那些简单地以为报告文学只是事实的呈现、很容易写作的当今的一些“写手”,不见得可以写出优秀报告文学。所以,有些作家对报告文学创作流露出不屑,是很无知和可笑的。从报告文学的创作看,每一次题材的选择,对作家来说都是新的生活领域、新的挑战,对作家的知识面、综合文化素养要求都会是个考验,需要作家在付出很大的采访心血劳动之后,还要将事实转变为文学表达的智慧。我在和很多报告文学作家接触中,发现他们的创作“上瘾”。因为越写,他们人生阅历就越丰富,也越能在写作中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有一种使自己集土成山、聚流成海的感觉。

        诗歌 优秀作品:《凤凰》等

        点评人:张清华

    张清华:表现很寻常

        2012年的诗歌界,是前所未有的平静,没有诗歌事件,没有纷争,也没有出格的诗歌行为艺术。所以,这一年也许很难进入文学史,因为没有不寻常的、能够在历史上“划下痕迹”的作品,但同时,也可能意味着会有大量的好的文本出现。

        从2001年开始,我一直在编“年度诗歌”年选,每次编,总会在好作品和能够在历史上刻下痕迹的作品之间产生犹疑,总有一些很美的作品,但它们却未必能在历史上留下来。

        在这个堪称寻常的年份里,最值得提及的是欧阳江河的《凤凰》。这是一首长诗,它有互文的背景:中央美术学院徐冰曾2008年,用工业时代的废物垃圾做了两只巨大的凤凰,在北京东三环CBD一带悬挂,夜幕下耀眼夺目的凤凰会显出奇幻的色彩;后来这两只凤凰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展出,也引起巨大反响。《凤凰》里承载的含意复杂,充分体现了当代性的“中国经验”的内涵,是对于眼下中国社会文化整体状况的隐喻:看上去璀璨夺目、壮观的时代景象,背后则隐含了在文化价值方面的荒凉和空缺。欧阳江河从《凤凰》入手,把历史信息、文化信息、时代信息杂糅在一起,对中国当下的文化与时代有非常精彩深刻的把握与分析。

        进入世纪之交时,网络传播方式对诗歌美学的暗示和牵引比较大,有几年诗歌以粗鄙或粗砺为策略,诗歌语言和风格有很大变化;一直到2006年、2007年左右,“梨花体事件”、“沈韩之争”、“诗歌禁闭”、“天问诗歌事件”等相继出笼,诗歌界的狂欢情绪持续高涨,保持着一种破坏性、冲击性的力量。但是近几年来,这些事件性的现象逐渐减少,诗歌的建设性则逐渐加强。2012年,我看到许多成熟的诗人,在语言上表现出坚韧的努力,希望胀破一些既定习惯,给汉语带来更加鲜活和新奇的景象,比如西川、多多、安琪,还有一些旅居海外的诗人,如杨小滨等,都写出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散文 优秀作品:《父辈的忠诚》、《草原藏香》、《唤魂》

         《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请问你敢不敢》

          《一个人的编年史》等

        点评人:李晓虹

    李晓虹:数量惊人不代表繁荣

        纵观2012年的散文,数量惊人,遍布报纸、杂志、网络。但是单纯的数字并不代表散文的繁荣,矫情、虚饰、掺水的文字俯拾皆是,往往败坏了人们的胃口。令人欣慰的是,当我们在散文的汪洋中努力寻找,还是会因为读到那些走进心灵,引发艺术共鸣和深长思索的作品而眼前一亮。

        写人的文字格外引人关注。一些作品走进历史深处,让古今中外一个个人物鲜活地走向前台。这些人境遇不同,在历史上的位置不同,但都以独特的方式留下回响。《父辈的忠诚》中的先驱者们是在历史天空最黑暗的时候选择革命,《轮椅上的那个年轻人,起身走了》让我们因为有了史铁生和那些留下精神光亮的先觉者,而对生活抱有好感和信心。《解脱》从世界上最朴素也最美丽的墓地出发,探讨托尔斯泰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

        亲情总能触动人心最柔软的地方,爱到深处,感人肺腑。无论是在记忆中珍藏了几十年的一烛藏香(《草原藏香》),还是母亲的大爱(《我的三位母亲》),抑或是夫妻一起走过的苦难岁月(《棉袄中的秘密》),都能唤起我们心中深深的感动。

        “向泥土敬礼”,是对底层、对泥土长久而深沉的关注,着眼点在于生活在乡村的普通人,他们挣扎着生存,维护着尊严,为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权利抗争,也许,他们有赢的时候,但多数情况下,他们无法走出困境。《唤魂》、《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请问你敢不敢》、《日子里的诗意》让我们凝望和叩问,让那些聚光灯无法抵达的地方,亮起人性的烛光。

        “我走过时间”,是对生命的回望。人生是一条河,留下来的也许是一些断片。将这些场景横切下来或者纵向地连缀起来,便看到了一条漫长的路。《一个人的编年史》从个人的经历看过往的历史,折射出来的是时代变迁以及在心灵中留下的印迹。《铁箫声幽》、《生活万岁》、《如画的理想》亦是从生活的平凡琐细中收获各自的人生感悟。

        当中国人怀揣着金钱和梦想,国内国外四处游走时,游记散文也是铺天盖地。但如何使其区别于旅游手册,而从中发见更深邃的东西,却是对写作者知识储备、艺术感受力和认知水平的全方位考察。《文化的非洲》、《对门的香港看过来》、《在巴黎宠物公墓读诗》给了我们新鲜的感受。

        还有一些美文,意韵深长,耐人品味。如《家的品味》、《无数唯一多少最》、《索取,也是一种尊重》闪烁着与众不同的心灵光亮,《乔治来访及其他》让人感到,当自然环境日趋严峻,对资源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对人性的一种考量;还有那些与小动物相处的日子;那些关于城市的思索……丰富多样的题材中显示出生活的趣味。

        一个年度,是散文长河中的一个剖面,它的意义仅仅在于给读者留下了一些可供当下阅读欣赏,又能走进历史的优秀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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