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茶馆

    我说的茶馆不是老舍的茶馆，是成都这座南方省城的老茶馆。

    我对于家庭和幼儿园外面的“社会”，最早接触的就是茶馆，是成都的老茶馆。老茶馆是最具成都特色的民俗生活场景，一张木桌，几把竹椅，便可开张迎客。茶馆有大的，比方说，当年的人民公园、武侯祠这些较大的公园，都有大茶馆，茶馆都是雨棚式的开放建筑，有顶没墙，房柱之间有低矮的木栏，木栏不高，可坐，人多的时候也可供单帮的茶客，坐在木栏上，倚着屋柱品茶休息。茶馆四面开放，围着茶馆的院坝也是茶馆的组成部分，摆满了竹椅木桌，院坝里的树木，便为茶客遮阳，太阳斜了，树荫移了，茶客只是把竹椅挪动一下，并不碍事。大的茶馆，茶馆里外，能摆几十张茶桌。小的茶馆，开在小街窄巷子，三五张桌子，都摆在街边上，茶馆小得只有一盘灶，摆着几只铜茶炉。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常在茶馆里泡着，因为母亲坐茶馆。母亲坐茶馆是刚解放不久在成都当教育局的中教科长的时候。她在一个较高的职位上遇到“错误处分”，变成了党外人士和一个小科长。母亲在延安时期就当过延安中学的老师，因此，在我印象中，这一变故对于刚三十来岁的母亲，并没有让她的生活变得灰暗。工作中结交了许多名校的老师，周末常和老师们在茶馆里聚会聊天。每次三四位，一聊就半天。

    成都的老茶馆规矩好，客人泡了茶，从早喝到晚，随意，如果单个的人来喝茶，要出外方便走动一下，只要把盖碗茶的茶盖放在椅子上，掺茶的师傅就不会收茶碗，你可以回来接着喝。茶钱便宜，一杯有品级的花茶也就一角钱，公园里的这种大茶馆就像大集市，乌泱乌泱一大片人，茶客喊“掺茶罗！”茶师叫“来罗！来罗！”还有笑的骂的吵的闹的，整个茶馆就像一壶开水，咕冬咕冬地热气腾腾。有句老话：闹中取静，我以为正是说的成都老茶馆。

    在茶馆里沸腾的声浪就是最好的屏风，让每张桌子上的人几乎只能听见自己同伴讲话，熙熙攘攘的茶客们便各有洞天，相安无扰。和母亲常一起喝茶的老师都是成都几所名校的骨干教师。我想，除了谈工作，还有气味相投吧？他们都尊重母亲，谈话中总用“张科长”这个称呼。大概这是母亲身上的“游击习气”？反正，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再没有见到过爱和老师们坐茶馆的“教育科长”了。

    老茶馆不像现在的时髦茶楼，摆出一副“饮茶品茗”的高雅，老茶馆是市井的社交场所。据说以前老板会贴一张“莫谈国事”的帖子。这个帖子我在茶馆里没见过。茶馆是个开放的环境，说雅一点“阳光下的交际场所”，凡是能见光的事，在这里都能做。会朋友、谈生意、相亲见面、看书读报、听评书，晒太阳，捏肩膀、挖耳朵……一听金属镊子划出的声音，那就是掏耳朵的师傅过来了。我跟着坐茶馆，便用小人书打发时间。茶馆里有出租连环画的，一分钱看两本，五分钱便能畅快的看上半天，大人们谈什么，也就从不关心了。

    想到老茶馆，是掂量母亲和这些老师的友谊，真是那句“君子之交淡若水”。据说成都的茶馆文化盛行，是与当年南征的“八旗子弟”有关系。清兵南征，一批满蒙子弟留在成都，他们生活的地区便是后来的“少城”，这些闲人，让成都变成消费之都，遍地饭馆茶馆让成都活色生香。我们家进成都就住在少城区，西胜街一所公馆里住着全机关的家属。刚进城的共产党不是吃铁杆庄稼的“八旗子弟”，在老百姓心中还真的很清廉。在我记忆中，不知跟着母亲进了多少次茶馆，但从没有和任何老师一起吃过饭。“下馆子”在那个年代是很奢侈的事情，没有人动这个念头。

    跟着母亲坐茶馆的事情在1957年结束了。记得那两天下班后，母亲骑着车外出，很晚才回来。后来才知道，母亲那两天都在往学校跑，给她熟悉的老师朋友说一句忠告：“多听少说！”记得有位老师在母亲赶到他那里的时候，他已因为经不住动员在大会上发过言了。这位老师姓黄，后来被“划为右派”。

    十年之后“文革”中，我们家再次遇到风浪，我独自在成都为父亲的事奔波。此时已被下放到大凉山的母亲给我写信，信中说，如遇到困难，生活无着，可以去找这几个老师：九中的陈老师，十九中的张老师，还有附中的黄老师……

    他们都认识我，记得我见到他们时，他们说一样的话：“我认识你，你是张科长的儿子。”啊，那时，我只是茶馆里读小人书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