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国际化的三个版本

    有一次，我接待了一个来自东欧和从前苏联独立出去国家的大学校长代表团。在为他们介绍学校概况时，我提到我们学校的国际化战略以及我的办公室所承担的工作，其中包括招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留学生。正好东欧与前苏联地区是我们的薄弱环节，香港的大学平时与那里的学校接触不多，所以我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今天能够接待各位真是太高兴了。希望各位能帮我们出出主意，如何才能说服你们的高中毕业生来香港念大学。”我的介绍一结束，一位校长就迫不及待地举手要求发言。他的语速很快，而且越说越激动，甚至忘了停下让翻译讲话。我这厢一头雾水，急切地想知道他究竟在说什么。看看翻译也和我一样着急，却无法让他停下，只得拼命写笔记。十多分钟后，他终于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翻译赶紧见缝插针，开始翻译。

    原来这位校长来自东欧一所私立大学。他听说我们要从他的地区招收学生来香港念书，异常愤怒。近年来整个欧洲由于出生率下降，少子化的现象在他的大学所在地日趋严重，并开始威胁到他学校的生源。因此，一听到“招生”二字，便以为我们要和他抢生源，于是毫不客气地向我开火了。他的原话可大致概括如下：

    “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所以必须给你讲讲大学经济学的第一课：供给与需求。今天的大学整个就是一个市场，而我们都必须按照市场的规律来办大学。对于大学来说，多招一个学生就是增加一笔学费。在生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会全力以赴地保卫我们的生源。我在这里警告你：别动我们学生的脑筋！我们决不会让一个学生落入你们手中！香港也别想到我们国家招到一个学生！”

    真是字字千钧！从事大学的外事工作有些年头了，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我惊讶得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倒不是因为这位校长粗放的外事礼节（或非礼），而是从来没有听人对大学作为市场这类比喻作如此市侩的阐释。几乎等不及翻译讲完，校长又接着前面的话题，继续滔滔不绝地给我讲经济学原理。又是十多分钟过去了，校长还没有打住的意思。代表团里他的一位同事终于有点脸上挂不住了，几次插话未成，只得硬行打断，讲课才算告一段落。

    不知道这位校长是在哪里学的经济学；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市场经济的第一准则是自由竞争，所以当供大于求时消费者就拥有了选择的权利。虽说哪里有自由竞争，那里就有市场保护，但在大学招生上强行市场保护，闻所未闻。当然，这些都是事后的联想了，礼仪有加的外事接待自然不是与客人作经济学探讨的场合。我耐着性子，试图将香港为什么要招外国学生的道理给他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香港虽然有八所公立大学，而且近年来政府也开放了私立办学，希望增加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到目前为止，香港仍然只有百分之十八左右的高中毕业生能够进入公立大学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每招收一名外国学生，就意味着减少一名本地学生入学的机会。那么，为什么香港的大学还亟亟于到海外招生呢？其实，与新加坡相比，香港政府是极其保守的。早在20年前新加坡政府就意识到国际化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最佳选择。因此，政府不仅拨出巨款作为奖学金吸引外国学生，而且还帮助大学到海外进行宣传。而香港，纳税人资助的大学能否招收境外学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直到21世纪初政府终于看到只在本地招生的弊病，生源狭窄造成大学教学质量低下，学生种族背景单一加上在校期间无缘接触国外大学生，使得毕业生在国际化的职场上竞争力欠缺。因此，政府在过去的近十年间逐渐放开境外招生，将中国内地、台湾、澳门和国际学生的名额由起初的不到百分之十增加到百分之二十。由于僧多粥少，加上中国内地和台湾学生对于香港教育资源的需求强劲，最后能够留给海外的名额其实不多，加上香港生活昂贵，政府和大学必须提供高额奖学金才能招到国外、特别是东欧这样国家的学生。因而我们的海外招生对这位校长根本不可能形成任何威胁。

    这样看来，香港大学的国际化战略与当今世界高教界愈演愈烈的生源大战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比如澳大利亚，政府从80年代末开始就将招收外国留学生当成一个产业来做。这个教育服务产业在2008年为澳大利亚挣了155亿澳元，在其出口行业中稳稳占居第三位。其中中央昆士兰大学（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从外国留学生那里赚取的收入占学校教育经费的百分之四十四，紧跟其后的三所大学的经费也有近三分之一来自于留学生。不难想象，那位鲁莽的东欧校长所害怕的应该是他澳大利亚的同行，而不是香港。

    有意思的是，虽然也打着国际化的旗帜，中国内地很多大学却至今仍为留学生提供许多特殊待遇，而这些待遇不仅不能给大学带来多少经济利益，反而让深受其“益”的留学生们叫苦不迭。80年代初国内大学由于学生宿舍条件差，所以专门为留学或短期访学的外国人建“留学生楼”或“专家楼”。后来去美国上学，碰到许多住过“留学生楼”的美国人，听到的只有抱怨，有人将此戏称为“隔离楼”。愿意去中国的美国人大多抱着了解中国的初衷，而“留学生楼”，不管中方的原意如何，事实上阻止了中美学生之间可能产生的交往。

    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大学宿舍已经基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了，所以我在去国二十多年后应邀回国讲学，提到“留学生楼”时用的是过去时。但听众席里立即有人纠正说，他们学校的留学生现在还是分开住。以后我又去了其他几所大学，问到留学生，情况大致没变。这就让我起了好奇心：既然不让留学生与当地学生打成一片，又不求经济回报，这样的国际化究竟为哪般？

    其实，行文至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当今大学国际化的三个不同版本：澳大利亚版本、中国内地版本和中国香港版本。虽说任何大而化之的概括都会招致诟病，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对这三种模式作些比较。假如说澳版的国际化重在取利，内地版似有偏于取名之嫌，那么香港版则似比较取实。

    取利者情有可原，因为有本方能有利。英文是澳大利亚吸引外国学生最大的、也最不需要投入的天然本钱，而它的大学发展到今天在教学质量方面也大致达标，再加上政府的支持，天时、地利与人和，万事俱备，所以在教育服务成为产业的今天乘机发点国际小财，理所当然。与此相比，取名者则值得考究了。往轻处说，是大学对国际化缺乏认识。国人历来重视对外交流，来了外宾好酒好肉款待，建豪舍优待外国学生，古之遗风，习惯使然，怕的是委屈了远方来客，不难理解。至于这样的国际化劳民伤财，究竟目的何在，似从未有人深究。往重处说，是大学打着国际化的幌子欺世盗名。试想，一所大学假如不在教学和科研上下功夫，只想通过招收外国学生来赚取所谓的国际名声，让蓝眼睛高鼻子们在校园里晃悠装点门面，而且为此投入大量资源却又不图回报，这样的国际化也许没有更好。

    回过头来看香港，大学的国际化进程先从教授的招聘开始。学校的每一个教授职位都全球招聘，而且工资条件与国际接轨。有了国际化的教师队伍，再招收国际学生才不至于流于形式。政府为之投入大量奖学金来吸引内地、台湾和国外留学生，为的是广开生源，提高大学的竞争力，同时也为本地学生营造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校园环境。与内地大学不同，外来学生在香港的大学里与本地学生同吃、同住、同课、同玩，没有任何特殊待遇。特别是由于内地和台湾来的学生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尖子，他们无论在学业上还是社交能力方面都给香港本地学生造成巨大压力，以致本地学生中“好机会都让内地同学抢去了”之类的抱怨不绝于耳。但抱怨归抱怨，外面的学生照来不误，而且越来越多。国际化对于香港学生来说是威胁，是挑战，也是为他们将来进入全球化的职场进行预演。身在其中的学子们此时未必能体会学校的良苦用心，投入巨大的学校也不一定能够很快见到收益，但这种国际化的考量对于后起的亚洲大学来说其着眼点不在当下而在于未来。不是说“有奋斗就会有牺牲”吗？大学的国际化也不例外。

    不知我在和那位东欧校长对话时，仓促应战，是否将道理讲清楚了。反正后来我设午宴招待客人，这位校长与我同桌。没有人重拾那个话题。与先前判若两人，他显得有点沉默。那场辩论给他留下的是思考，震惊，惭愧，还是不服？我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