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出昆冈》多硬伤

    手头有一本不久前出版的《玉出昆冈——陆机陆云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0月版），装帧大方，印订考究，而二陆又正是我一向关注的大文学家，近人研究虽多，而为他们新写的传记则尚未见，评传理论性比较强，自应更有可观；便赶紧弄来学习、参考。

    可是开卷之后就大失所望。书前的序指出，此书乃是一部“文学传记”，“书中包含着丰富的想象，借助生动的形象表述，寄托了作者的感情态度，以及对历史、对名人深切的关注与思考。”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标作“评传”呢，评传应是史学著作，得有比较强的学术性，不能靠想象立足。书名与序言存在这样的矛盾，令人一头雾水，产生不祥的预感。

    “史学本是一门纪实的学科，容不得掺假和矫情。”（历史学家刘志琴女士语，转引自陈菁霞《研究者称“当代史学公信力已降到最低点”》，《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17日第1版）用丰富的想象来写历史，会写成什么样子？读下去才知道，《玉出昆冈》一书中的所谓“文学想象”无非表现为在相关历史背景、传主生平事迹及其作品等方面有着太多的知识性的错误；令人怀疑作者在知识准备方面严重不足，轻易著书，遂多“硬伤”。对传主不作认真研究就来写评传，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试略举几个例子来看。

    一、“陆机在习文的同时，奋力攻书，从甲骨文、金文、秦篆、汉隶、战草、魏书中揣摩线性艺术的天生丽质……”（第39页）

    按，甲骨文出土甚晚，陆机无从“揣摩”其“天生丽质”。又“战草”一词不知所指，也许是“章草”之误吧。

    二、“陆云二十三岁任浚仪县令……陆云断案如神，秉公执法，使他享有‘陆清河’的声誉。”（第48页）

    按，陆云被称为“陆清河”，是因为后来“成都王颖表为清河内史”，死后“门生故吏迎丧葬清河，修碑立墓，四时祠祭”（《晋书·陆云传》）。这与陆机被称为“陆平原”是一个道理：古人有时喜欢用这种办法称呼有官位的名流；“清河”是个地名，同“断案如神，秉公执法”之类没有任何因果联系。

    三、“陆云觉得，兄长比自己更优秀，更全面，能够承担起光宗耀祖、香火延续的天降大任。这不仅因为陆机生得二子、陆云生得二女，而是兄长陆机无论是作《辩（原文如此，按当作‘辨’）亡论》，还是作《吊魏武帝文》，或《为陆思远妇作》，或《百年歌》等，都显示了他对政治的热情、敏感和他对时势的洞达——即潜在的政治素质……陆机本人对仕进并不热衷，只是奉命行事而已，最终在陆云的鼓励下，同意应征。”（第60页）

    按，这里提到的几篇诗文是不是均作于陆机出仕之前颇为可疑。其中《吊魏武帝文》一篇，据该文之序，可以确知作于元康八年（298）他“以台郎出补著作”期内，这已在他出仕的多年之后。《为陆思远妇作》一诗具体作于何年不可确考，但已有专家指出，“必作于士衡入洛之后，隐含有自己思乡之情”（《陆士衡文集校注》上册，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418页）。可知本段的叙述，时序非常混乱，而这样的问题乃是传记类著作的致命伤。又，这里说陆机本人对仕进并不热衷，恐怕也不是那么回事。

    四、“元康四年至六年（294～296），被迫迁徙到黄河流域居住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民族，相继起事，威摄（原文如此，疑当作‘慑’）当局。时任尚书中兵郎的陆机，临危授命，驻扎在边远地区……”（第83页）

    按，当时的形势还没有这么严重，并没有所谓“被迫迁徙到黄河流域居住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民族，相继起事”的情形。事实只是《晋书·惠帝纪》中记载过的：

    （元康四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党，杀长吏。

    （元康六年）五月……匈奴郝散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张损死之。冯翊太守欧阳建与度元战，建败绩。

    ……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为度元所破。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僭号称帝，围泾阳。

    鲜卑与羯此时尚无动静。陆机时为尚书中兵郎，仍在首都洛阳执行他的公务，并无“临危授命，驻扎在边远地区”之事。正因为昧于陆机这一段经历，书中许多相关叙述和描写大抵与史实不合，多出空想。

    五、“元康六年（296）岁暮之际，仍就（原文如此，疑当作“旧”）未仕的陆云，为了排遣心中的郁懑，写了一篇既诙谐又恣肆的自嘲奇文，名为《牛责季友》。在这篇富有神韵的自嘲文章中，陆云以牛自喻，以牛的主人季友喻公卿大夫或权势之人。牛责问主人季友道：为何自己德才兼备，而入仕无门？为何天造我才，而又不得其用？这当然是陆云既建功心切又自视清高的写照。抑郁、愤懑之情发展到最后，竟变成了牛对主人季友发出最后通牒：云：‘子如不能建功以及时，予请迹于桃林之薄。’愤世疾俗的陆云，写完这篇《牛责季友》的奇文之后，伏案一阅，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第88～89页）

    按，如果陆云在文章中以牛自喻，而以牛的主人季友喻权贵高官，该牛又怎么会说什么“子如不能建功以及时，予请迹于桃林之薄”呢。所谓“牛责问主人”的那些意思，原文中完全未见。按原文的逻辑，“季友”是情怀清高未尝出仕的人物，牛劝他改弦易辙，出仕立功。此文章法与张敏的《头责子羽文》大抵相同，只是今存文本“一起即作牛语，殊突如其来也”（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19页）。本书对《牛责季友文》似乎不大理解。又，认定此文作于元康六年（296），亦未详何据，本年陆云并非“未仕”。

    六、“元康八年（298），贾谧领秘书监，议晋书限断，时任著作郎的陆机，有自己独立的观点，作《〈晋书〉限断议》一文，云：

    三祖实终为臣，故书为臣之事，不可不如传，此实录之谓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称纪，则追王之义。

    意思是说，晋武帝前魏有三祖，此三祖实为臣，史书编撰体例拟参照三国末功臣之传，虽称纪，但不以晋编年，使之与晋朝帝纪之面貌加以区别，不可君臣无序。所以，晋朝的开启纪元，应从太康元年起算，称帝号。”（第95～96页）

    按，这里有许多糊涂提法。陆机文章中的“三祖”指的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这里根本没有魏之三祖即曹操、曹丕、曹睿什么事儿。陆机的意见也不是什么“从太康元年起算”。关于陆机对《晋书》限断问题的意见及其意义，我在一篇旧作中曾有所分析（详见《陆机生平著作考辨三题》，《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这里就不去多说了。

    以上虽然只涉及全书的前一小半，但已经相当触目惊心。诸如此类的例子不必再举下去，以上几条已足以表明作者对历史背景、传主生平、相关作品以及一般的文化常识多么隔膜了。准备不足，轻率写书，拆烂污就是难免会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