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启功日记》的回忆

    启先生平时并无记日记的习惯，2005年先生去世后在整理先生遗物时发现一些断断续续的日记，尤其宝贵的是先生在“文革”初期的两年有相当完整的日记。先生只是如实地纪录了每天都干了些什么，这让后人能客观真实地了解一个高校教师在“文革”初的几年每天的生活、工作，同时，也勾起我许多回忆。

    1957年底先生被划右派后，由黑芝麻胡同搬到小乘巷两间不足15平米小南屋。由于地方太小，两个大书架只好放在了北屋我父母的屋内。先生当时在社会上还未享有盛名，但在文博和学界还很有名气。所以每天先生家中仍是高朋满座，生活平静而充实。先生的《古代字体论稿》和《诗文声律论稿》都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这平静的生活在1966年被突然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破坏了。

    我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对这场政治运动并不理解，对停课闹革命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可以不上课大玩特玩了，但担心以后怎么办？随后发生的“破四旧”运动让我终生难忘，恐怖的记忆永远留在了脑海中。我的长亲中无无产阶级也无反革命分子，但大多成了革命对象。各家人人自危，把家中自认为是“四旧”的东西自行处理了。先生放在北屋的两书架书籍就成了先生的心病，不知如何是好，先生只好请示师大红卫兵，负责人问明情况说“就先封上吧”。1966年8月27日晚，师大中文系来了几个红卫兵，把两个书架先用报纸封好再贴上“师大红卫兵封”的封条，使这些图书躲过了一劫。当时北京“破四旧”的主力军是中学红卫兵，抄家、打人主要是这些涉世不深血气方刚的青少年所为，造成社会一片恐怖。不时传出某家被抄了某人被打死了的消息，谁也不敢到谁家串门。先生家倒真清静了，再无了往日的谈笑声。但大家还是相互惦念，我因是孩子就成了长亲之间的联络员，先生常派我去看望他的一些朋友。先生在师大的同事刘盼遂先生被打死了。历史系教授刘企戈住在大乘巷是近邻，据说刘先生做过张学良的英文秘书，不知迫于什么历史问题压力，夫妇俩穿戴整齐服毒自杀。这无疑对先生刺激不小，后听姑姑讲先生确曾有过轻生念头。那年月“有问题”的人是无权自杀的，那叫“自绝于人民”。一天先生带我去王府井，走到南口青艺门碰到正在卖小报的老舍夫人胡絜青，她一把揪住先生只说了句“真惨哪”（指老舍自杀），因在公共场所不能详谈。

    1966年8月25日学校红卫兵让教授降工资登记，9月5日先生按摘帽右派待遇每人15元，共领回30元。姑姑家生活马上紧张起来，幸亏先生的好友熊尧是中科院研究员（其妻梁静莲是先生学生）伸出援手使先生渡过难关，12月才领到补发工资。

    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年代，每人根据不同工种每月领相应粮票，每月26日才能开始使用次月粮票，孩子多的家庭多出现寅吃卯粮的情况。1966年10月6日，粮店工作人员到院发粮票时发现了先生被封的书架，此人为了表现他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马上变脸询问怎么回事，且不再发给姑姑家粮票，要求由师大红卫兵出具证明，证明先生没有现行反革命行为，才能酌情处理。姑姑家面临断粮危险，先生到校找红卫兵头头反映情况，经过8天才拿到师大中文系红卫兵组织开具的证明，领到口粮。

    中文系造反派为了让几位老教授在这场运动有所表现，要他们自费买了红油漆，去周口店参加劳动，为农民写标语和毛泽东语录。1966年12月14日晨6时，我送先生去天桥长途汽车站，几位老先生集合乘长途汽车去周口村。先生经过三十几天劳动，1月17日返京，我去天桥车站接，用自行车先驮行李回家，先生乘公共汽车，没想形势又突变，满墙写标语的行为被说成“红海洋是个大阴谋”，老先生叹道：“又白干了！”

    到1971年下半年，文革还在继续，学校军代表通知启先生去“24师”报道，先生闻讯莫名其妙，心想自己一辈子没和军队打过交道，让我去“24师”干什么？后来才知道，是让先生去中华书局参加标点二十四史工作。这无疑对先生是天大好事，可以暂时离开学校的文革环境，又能发挥自己专业特长。1971年8月30日先生被借调到中华书局直至标点《清史稿》工作完成，先生重新回到学校。

    像先生一样原本与人无争与世无争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十几年不能做自己喜爱的工作而被迫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直到改革开放后，先生才重登讲坛，有了一个大学教授正常的工作环境，一个公民应有的生活和做人的尊严，一名教育家、艺术家应有的荣誉。

    先生日记中有一段记1983年第一次在日本举办个人书画展活动，此次展览由荣宝斋主办。先生把这次展览所得，买了一部复印机捐给了北京师范大学。据说这是师大拥有的第一部复印机，所以不可小看先生此次捐赠。对此，先生在日记中竟无记录。我现在写出来算作是一个小小的补充。先生留存的日记并不多，却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几个历史阶段的心路历程，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本文作者系启功先生的内侄、著作权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