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 舒晋瑜）非主流作家是否就一定被中国文学史忽略？不严肃是否就可以定位为“不正经”？11月17日在苏州召开的“苏州作家与中国当代文学”会议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吴俊的一番话，令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范培松如坐针毡。
吴俊说：“近代的苏州文学留在文学史上的就是鸳鸯蝴蝶派。对于现代和近代的苏州文学，无论传统的士大夫还是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作品没有家国天下的情怀，远离社会，不是严肃的、主流的文学作品。当我们回过头去看，他们所描写的所谓的市民文化，其实孕育着真正的文学性。如果苏州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成立，那么苏州文学要继续走‘不正经’的路子……”
范培松无法认同吴俊的说法。“再怎么加引号，苏州文学也不能用‘不正经’形容。”范培松认为，苏州文学命名为“阴柔美”可能更为准确。正如莫言的红高粱情结，史铁生的地坛情结，刘亮程的村庄情结，苏州作家的写作离不开姑苏情结，其标志性元素就是小桥流水。苏州文学的姑苏文脉可以追溯到清朝，沈复的《浮生六记》是姑苏情结的典型代表，今天的苏州作家不仅仅具有车前子所提出的“斜姿散文”的姿态，更应该具备人文关怀。
“吴俊所说的‘不正经’不是对苏州文学的道德判断。”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尧认为，吴俊强调的是非主流的取向以及苏州文化固有的特征。新时期以来，由于陆文夫、范小青、苏童、叶兆言等作家的突出成就，苏州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在国内具备作家群的气象。怎么看待苏州作家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或者如何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框架中看待苏州作家，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或者问题。当年用“小巷文学”讨论陆文夫和苏州文学，自有其道理，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小巷文学”已经不能概括苏州文学创作的实际。
苏州文学对当代文坛有怎样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认为，苏州文学提供的审美经验值得讨论。一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苏州作家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哪怕是战争年代或政治斗争残酷的年代，陆文夫、范小青、苏童等作家的作品呈现了奇特的审美格调，注重情趣性的表达，在几代的苏州作家身上都有表现；二是苏州作家非对抗性的现实描写。苏州作家是柔性的现实批判和反思，更多地通过文化的方式转化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时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满足，但苏州文学提供了更文学化的另一种模式：在表现现实的时候，不被现实的沉重压垮。
实际上，吴俊的“不正经”之说，正是认同苏州文学非主流的表达。他举例说，陆文夫、汪曾祺的作品俗到生活的细部和根部，在叙事文学作品中反而成为大雅之作，体现了真正的人性，并得以在文学史上凸显。从近代以来到当代，从鸳鸯蝴蝶派和陆文夫的个案看，苏州这样一个文化城市有自己的定力和独特的价值，我们应该从中有所借鉴，假设苏州作家都写主流作品，多数反而会被淹没。苏州的整个文化比较内敛，而非浓妆艳抹。在大制作的时代，这样的气质不容易被发现并得到鼓励，大家关注的都是张牙舞爪的现象。中国文学的现状和价值观以及社会文化的氛围，对苏州的文脉其实是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苏州作家应该有像苏州城市一样的定力，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和位置，同时也需要批评家的帮助。
“每个地域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表征、文化标识，每一个作家的作品中也会或多或少的带有本地水土人文的烙印，形成神韵相近却又风貌各异的地域文学。地域文化对文学作品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没有地域文化的滋养，很难成就优秀的文学作品。”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表示，苏州文学的特质有着非比寻常的鲜明的“苏州韵味”，这是两千多来积淀形成的，作为一种理念，作为一种生存状态，作为一种思想和思维的方式，已经深深地植根于苏州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庞大版图上，苏州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苏州的地域文化如同一片强大的磁场，吸引和凝聚了众多热爱文学、热爱写作的人，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苏州作家群的人数之多，实力之厚，作品质量之高，这在其他的城市中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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