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阳明和黄宗羲说到现代中国的民主建设

    最近，我重读了《传习录》和《明夷待访录》，颇有一些新的体会。

    明代是个理学时代。明代理学的精神在阳明，阳明的根本精神在“良知”。《传习录》则是阳明“良知”学的精华所在。

    阳明学属于心学，他与象山心学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将陆氏心本体论发展为良知本体论，所以我称阳明心学为阳明良知学。这个良知学有四大命题，一曰“心外无理”，这是从陆九渊“心即理”的命题发展而来。二曰“良知者心之本体”，其本质是德性本体论。三曰“致良知”论，也是其认识方法论。四曰“知行合一”论，主张知行不能割裂，而“行”的根本目的，只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从事道德实践的修养工夫论。总之，《传习录》所展现的是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方法、“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的阳明“良知”学。这个良知学，强调“心外无理”、“良知即天理”，是对程朱理学“求理于外”的“格物致知”论的批判否定，是一种高扬“主体性”并具有人性启蒙倾向的人文主义学说。

    与《传习录》的“良知”学相呼应，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一书创建了一套批判专制、解放人性、提倡民主的启蒙主义政治哲学。《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思想影响于后世最大最闪光的著作。

    《明夷待访录》也提出了四大命题。一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二曰“天下为主，君为客”。前一句可概括为“君为民害”论，批判的矛头所向，直指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后一句可概括为“民主君客”论，伸张的是主权在民、君须为民服务的思想。三曰“公其非是于学校”，这是落实人民对政府的舆论监督权的思想，明确主张人民的议政权和监督权。四曰“工商皆本”，这是对千百年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性批判，反映了新兴市民阶级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要求，在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成长发展。黄宗羲的民主启蒙思想已经超越了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旧民本思想的范式，而开始走向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新民本思想范式。清末的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就高度评价并继承了黄宗羲的民主启蒙思想，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也非常崇敬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他曾亲自将民主革命派刻印的《原君原臣》赠送给日本友人。

    黄宗羲的政治哲学，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的“良知”学。他在本体论上扬弃了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提出了动态的“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命题，坚持“本体”是在工夫实践中逐步呈现的思想；在处理知行关系的认识论上，黄宗羲特别强调“行”的作用，指出“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并在解说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时提出“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为功夫”的思想命题，从而将“致良知”导向“行良知”，即“良知的实践”。这反映了黄宗羲已超越宋明理学那种支离、空疏的学风而走向实用、实学的新境界，从而为其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

    我认为，如果说王阳明、黄宗羲的时代是前启蒙时代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可称之为后启蒙时代。因为启蒙时代的任务是高扬人的主体性，摆脱政治专制与思想专制，彻底解放人性，进入民主政治。显然，这个启蒙任务我们还没有完成。毫无疑问，王阳明的“良知”学与黄宗羲的“民主”启蒙思想对于现代中国走向仁政爱民、民主民享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有借鉴作用的。我在十多年前提出了“民主仁学”论，主张建立“以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的新体新用新儒学，其思想的源头之一就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和黄宗羲的“行良知”说以及“民主君客”论。总之，当下还不是所谓“后现代”时代，而是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后启蒙时代，我们有必要高扬主体性、伸张民主理性，为促进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而进行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