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缩海外华人走向世界的历程

    在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外交官和留学生是两个重要的群体。虽然就最初走出国门时的身份而言，两个群体可以说是有着天壤之别：中国政府派赴海外的第一位使臣——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出身于湖南湘阴巨富，19岁中举，29岁成进士、点翰林，而立之年就已跻身于士大夫阶级的上层；而中国政府第一批派遣出国的留美幼童，却既无显赫的家庭背景，更无耀眼的传统功名，只是一群10至16岁的孩子，而且在接受政府资助的同时，他们的父母必须在一份文件上签字画押才能成行。但是，空前剧烈的中西交汇大潮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阶层壁垒，无论是郭嵩焘和他的继任者，还是留美幼童和他们的后辈，从整体上看，这两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近代中国接触世界、绍介新知、沟通中外、寻求真理的先行者，一部中外交流史，到处都留下了这些探索者的足迹。

    在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还有另外一个群体。他们或因生活所迫，或受外人诱骗，从中国东南各省沿海口岸流落到东南亚美洲各地，以辛勤劳动谋生，被外国人称为华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北洋政府派赴欧洲支援协约国的中国劳工达十几万人，亦称华工。这个群体与前两个群体的最大不同在于，就个人而言，他们的走出国门，不是为了履行政府的使命或获取新知，背井离乡，去国万里，只是为了谋生。一部中外交流史，留下的多是他们的辛酸、血泪和抗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目标的进一步确立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人们对近代以来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其中不乏佳作。但是，大致而言，这些成果多是把上述三个群体分别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而展开的，间或有相互涉及之处，但路径均较单一。或以外交官、外交人员为主线，或以留学生个人或群体为主线，或以华工辛酸而悲壮的生活为主线。当然，这些都是正常的，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总要有自己确定的对象和范畴。但是，如果能把上述三个群体置于中西交汇的宏大背景之下，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可以梳理他们各自的谱系传承和发展轨迹，而且可以考察他们在异国的相互交往、相互影响、角色变迁，并进而探讨这种交往、影响、变迁对他们自身和中国现代化所具有的意义，则可能深化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这一主题的研究。叶隽研究员的新作《跨阶层作用——现代留欧学人与外交官、华工群的互动》在这方面做了颇富新意的探索。

    首先是研究视野的开阔。作者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清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与中国第一批留欧学生严复等人的交谊为开篇，下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五四勤工俭学生与欧洲华工的关系，向我们展现了在半个世纪的历史岁月中，郭嵩焘、孙宝琦等驻外使节与严复、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晏阳初、林语堂、蒋廷黻、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等几代留（欧）学生以及人数更多的赴欧华工之间的“互动”、“传承”和“变形”，进而探讨了现代中国形成过程中复杂的国际关系、身份转换、资本累积、群体关联等问题。融留学史、外交史与华工史于一体，努力再现一百多年前国人在万里之遥的“欧罗巴”的生活图景、思想图景和情感历练，体现了一种开阔的学术视野。

    其次是研究方法的适当。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是‘网链点续与棋域博弈’，即政治、文化与社会场域之间的渗透与互动”。我个人的看法是，此种构想，与其说是一种“理论观点”的提出，毋宁说是一种研究方法的选择。综观全书，作者努力营造一种时代氛围，在以个案研究为基础的同时，“尽可能在一种完整的历史时空中复原整体语境”。综合利用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将外交官、留学生和华工视作一张围棋“大棋盘”上星罗棋布的棋子。在这张棋盘上，留学生居于中心地位，各色人等环环相扣、流变不居、渗透互动，多场景、多维度地为我们呈现了历史本来具有的复杂性。

    再次，是对学术界过去关注较少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给人以诸多启迪。比如，书中对驻法（德）公使孙宝琦与李石曾、蔡元培关系的梳理，其材料之具体、辨析之细微，令人信服。作者指出：“孙宝琦之所以重要，乃在于他处于中国留学生即将整体崛起的关键时刻，并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了这批留学生中若干代表人物的留欧可能和成绩。”确实是知人之论。比如，对蔡元培留德期间编写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与后来为在法华工编写的《华工学校讲义》所进行的比较研究，以及对参与华法教育会工作对蔡元培本人思想影响的分析；对留欧学人之《华工杂志》与留美学人之《华工周报》的比较研究，以及对留美学生从事华工教育实践对其成长所具有的意义的分析，都眼光独到、别出心裁。还有，对留欧三代学人谱系内在逻辑的考察和主流脉络的把握，更是不囿陈说。等等。总之，细读全书，用一句时下的用语来说，确实是“亮点多多”。一部二十万字的著作，涉及的时空跨度如此之大、历史人物如此之多，而又能鞭辟入里、新意纷呈，确实是难能可贵。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还就中国近代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比如，作者提出“清民时代”的概念，把有清一代与民国时期作为一体，认为“清民之际不仅是一个历史进程中的大时代，更是一个大转型时代，可以命名为‘清民转型’。…… 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立论，也就是说，全球化（Globalization）时代要求中国入场、顺变、占位、博弈”。比如，全书特别强调李石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侨学”，并把它上升为“侨易学”的理论高度，进而作为自己的分析框架。还有，提出留欧学生与东方现代性的开辟以及东方现代性的核心话语问题，等等。这些观点是否为学术界所认同，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作者的探索精神、独立思考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

    我与叶隽博士相识于本世纪之初，并有过愉快的合作研究经历。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好学深思、异常勤奋的年轻学者。近年来不断读到他的新作，每每有一种冲动，这次有机会在其新书出版之前先睹为快，写下一些读后的感想，叶君索序于余，权且充之。

    《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外交官、华工群的互动》,福建教育出版社，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