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版本的郭沫若

    “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这是1961年11月郭沫若第二次到广州看望陈寅恪时作成的一副对联。郭沫若1892年出生，属龙，干支纪年为壬辰年，故“壬”、“龙”，暗指郭沫若。陈寅恪1890年出生，属虎，干支纪年为庚寅年，故“庚”、“虎”，暗指陈寅恪。“郭聋”，指早年因病双耳失聪的郭沫若。“陈瞽”，指40年代中期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在谢保成先生看来，这是郭的一种巧妙回应：外界盛传我二人代表资产阶级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交往上的恩恩怨怨是龙虎相斗，实际一瞽（视而不见）一聋（充耳不闻），所谓龙虎斗不过马牛风罢了。

    这正是谢先生新书《龙虎斗与马牛风——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的意旨所在。谢先生师承陈寅恪的弟子汪篯和郭沫若的私淑弟子尹达，与20世纪两大史学主干——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以保存史料、研究史料为旨趣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皆有一定的“渊缘”，因此和探讨20世纪史学的其他论著不同，关注的不是对立，而是关联，通过挖掘“不为人知、或未注意、甚至回避”的新旧材料，探幽发微，建构起两大史学与史家之间学术交往的别样图景。

    仍以陈郭二人为例。1959年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先在香港印出来，书前加了一篇序，说像这样的书在大陆是不可能出版的，一时议论纷纷。1960年郭沫若读到该书，1961年一连发表九篇文章。余英时等研究者多认为郭的主要意图是和陈一争高下，这种“争斗”乃是“负有特定的政治使命”，试图揭出郭对《论再生缘》产生兴趣的深层背景。

    一个被称为“资产阶级史学的重镇”，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的代表人物”，陈寅恪与郭沫若之间的关系确实容易让人联想到“龙虎斗”。尤其是基于对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反思，二人似乎被建构成两个截然对立的形象：一个崇尚独立、自由，一个服从政治、组织。两人之间即使不是势同水火，也不可能在基本的治学取向上有相通之处，更不可能有惺惺相惜之感。

    但是谢先生依循陈寅恪“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的治学思路，通过对陈文、郭文及相关材料的阅读、比照，指出郭对《再生缘》的基本认识上与陈非常接近，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认同《再生缘》中所体现的“自由与独立之精神”，郭反复读了4遍，“每读一遍都感觉到津津有味，证明了陈寅恪的评价是正确的”，甚至表示要为陈的“敢于说话而拍掌”。而在陈这一边，谢先生根据研究者通常忽视的陈写就的《论再生缘校补记》，推断陈对《论再生缘》的某些校正实是受到郭的启发。虽然陈的《论再生缘》与郭校订的《再生缘》最终因当局担心《再生缘》语涉东征影响中朝关系而被禁止出版，但谢先生认为：“如果事情按照学术讨论的方式进行下去，我们或许在60年代可以看到陈寅恪《论再生缘》（包括《校补记》）的正式出版，这将成为两位大师交往中最为融洽的一幕。”在谢先生看来，郭可谓“知”陈者，在这方面二人其实心意相通。

    这种“心意相通”还体现在用文艺作品曲折表达对时局的批判上，例如郭在1971年出版《李白与杜甫》的“扬李抑杜”倾向，通常被人解读为是迎合毛泽东，但谢先生认为此书对时局也有隐晦地嘲讽。郭之所以痛批杜甫的“每饭不忘君”，实则是表达对文革时期“早请示晚汇报”、“‘每饭’诵读‘最高指示’”、大跳“忠字舞”的反感。其抑杜的含意，正在苦心孤诣地讽刺当时被“人民化”的“旗手”。若此说成立，这简直就是另一个版本的郭沫若！按谢先生的理解，郭也未必是纯粹基于学术兴趣来从事创作，文艺作品成为其在当时严苛的政治环境下表达心声的隐秘方式。这岂不是对陈郭二人心意相通的再次证明？

    作为陈与郭的再传弟子，谢先生对于双方的学术脉络和生命历程有更亲近的理解，应能获得较为平衡的判断。当然，我们也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作者的独特身份和同情式的写作方式是否也会影响其观点的客观性？陈郭二人的“龙虎斗”果真只是“马牛风”？在当时泛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下，“纯粹学术探讨”是否可能？而“另一个版本的郭沫若”的发现是否还需要更充分的证据支持？在这些问题上，学界还可能继续争论下去。而在喜从学术之外炒“学术”的倾向中，通过认真读书、仔细考察实际内容来弄清事实真相，这应是谢书的另一种意义。

    书中其他篇章同样具有这样的性质，关于20世纪前期两次“国学”的论辨，对于社会史论战的考察，王国维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人物郭沫若、侯外庐的影响，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功绩，郭沫若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交往，尹达写给傅斯年的信等，也多存“探幽发微”之意，值得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