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两种不同的论政方式

    《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的作者唐小兵博士通过对《大公报》“星期论文”与《申报》“自由谈”的比较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翼知识分子论政方式的异同。同样是文人论政，两种不同的论政方式所导致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左翼知识分子的民粹气质，主要体现在对大众语的提倡上。左翼知识分子认为，自由知识分子并不能代表民众，他们只是掌握话语权的权势阶层，要真正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就应该取得沉默的民众的同意，这就需要启蒙民众，而启蒙民众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创建一种可以使民众迅速理解的语言。这就是大众语运动的由来。

    怎么创造这种大众语呢？只有深入到民间去，直接跟民众学习。原本想启蒙民众的知识分子最终却要甘当民众的小学生，这种向民众学习并赞美民众的行为带有明显的民粹气质。这种气质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发展就会导致“反智论”的盛行，最终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唐小兵将这种民粹气质的来源追溯到五四时期，他写道：“其实，五四思想源流本身就包含了复杂的两歧性，比如其时的知识分子既强调从国民性批判的视角，来对普通民众启蒙，同时又号召到民间去，到大众中间去，隐约有一种将民间和民众神圣化和理想化的民粹主义倾向。”

    这种民粹意识可能来源于知识分子内心的道德原罪意识。这可以从走向民间的乡村建设派领袖梁漱溟那里看到端倪。罗隆基曾评价梁漱溟说：

    梁漱溟的论文里，攻击私产制度，不遗余力。所以痛心疾首于私有财产制，原因又不过在这一类的事情：“又有一件事，是我在北京街上闲走，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是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勉强往前拉，跑也跑不动，而坐车的人却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的胡子上面，摔出血来，而我的眼里，也掉出泪来了。”

    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这可以以蒋廷黻为例。唐小兵在评价蒋廷黻时曾写道：“蒋廷黻言外之意就是，北平等大城市的生活代表的是新势力，是应该向全国扩展的，他没有因为意识到士大夫的生活与平民生活的隔阂而产生负疚感，反而进一步确认士大夫生活的合理性。”

    除了民粹气质之外，左翼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论政中的话语方式也很不相同。这主要体现他们的文风以及所使用的意识形态话语中。

    与左翼知识分子形成对比的则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论战时的文风。胡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胡适曾有“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的名言。胡适的这种思路，拿来用到对政府与公民的态度上就应该是：“对公权力要不疑处有疑（即有罪推定），对公民要有疑处不疑（即无罪推定）”。正因为自由知识分子在文风上多采用说理的方式，再加上他们本身的自由气质与绅士风度，即使他们在抗战建国问题及民主独裁问题上有很多分歧，但这些分歧都不影响他们的朋友之谊与同事之情，并由之而形成学术共同体，进而由道统制约政统并引导政统。左翼知识分子则不同，他们那种“不容他人所匡正”的果断文风会导致私人关系的破裂，最终也导致文人共同体的破裂，甚至彼此之间反目成仇。

    在话语方式上，左翼文人多采用大词来描述并分析社会，他们使用诸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抽象词汇来表达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这种话语方式胡适很不赞同，为此胡适与曾经一度迷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陶希圣展开论战。在胡适眼里，用这些未经分析的笼统话语来论述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是思想界破产的铁证。

    1950年代，居住在美国的胡适旧事重提，再次提到这些话语的潜在影响力。在旨在反思激进主义的《中国为了自由所学到的教训》一文中，胡适曾写道：“最后，但绝不意味着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一些抽象的、未经清楚界定的名词发挥了魔幻而神奇的效力。”胡适认为这些话语会无形的影响个人的价值判断，进而使人作出错误的选择。胡适的这个观点，跟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很相似。乔治·奥威尔曾说：“如果说思想使语言堕落，语言也能使思想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