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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进程提速
2012年8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与全国最大的互联网学习平台之一沪江网在上海书展现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近些年网络的发展对出版业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不但喜欢网络购书，也逐渐被手机阅读改变着。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合作，将二者合作的效益最大化，双方利用彼此的优点，既促进了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转变，同时也让数字出版更好地吸收传统出版内容的精华。
2012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与中国电信集团、上海电信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华师东方数字出版有限公司联手打造“智慧教育”新媒体，成立了数字出版部（总规划、总协调、侧重业务拓展，产品开发，对外合作）、华师东方（“智慧校园”整体解决方案）、电子音响社（电子+音响）、各分社（参与开发暗送具体产品），力求全面整合“内容提供、教学支持、教辅评估、平台服务”功能，打造“大教育”新媒体。不仅搭建了数字化平台，还积极研发数字系列产品，推出了一课一练频道、奥数频道、幼儿点读笔、维汉点读笔、手机“教辅”等“数字化教材”建设，在数字阅读方面还加强了手机阅读、电商合作、“智慧树” 等移动客户端的应用。
“数字化发展是我们特别重视的发展方向，也是我社中长期发展工作的重点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营销中心主任吕芳说。她认为，数字化有两层含义，一是实现企业内部管理的数字化，二是数字化出版。2009年8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内容管理系统（CMS）上线，目前已建成图书库、封面库、音视频库等资源库，实现了资源的一次入库，多次、多种方式使用的目标。2012年，建成了全社集成的管理信息系统，包括编辑编务模块、生产模块、发行和物流模块、财务模块、HR模块和OA模块全部上线，实现了无纸办公，大大地提高了出版社的工作效率。数字化出版方面，坚持“大教育”的理念，打造一个集“内容提供、教学支持、辅导评估、平台服务”为一体的教育信息服务提供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表示，传统出版有着其自身的局限性，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业合作将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局限性，可以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线下优秀资源电子化，而且通过网络的传播和销售，多途径、多渠道地传输内容资源。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也为数字化进程不遗余力。近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携手天津大学共同成立了“高等教育数字化师范基地”，利用外研社优质的数字教育资源和外语教育资源，为学校提供了整体外语教学数字化解决方案。
“就外研社而言，我们一方面在传统纸质产品方面做精做专；另一方面，在数字化方面，我们早在四五年前就开始了积极的尝试，推出了一系列教学类软件和硬件产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电子网络出版分社社长彭彦说。针对基础教育领域，外研社历经3年研发了外研社iEnglish基础英语数字教材，将教师讲授和学生学习所需要的所有内容、活动、图片、声音、视频、练习等各种素材及要素，按照教学流程设计呈现。针对高等和职业教育领域，外研社推出了满足大学、高职高专、中职等各类外语测试需求，语种覆盖英语、俄语、日语等的iTest外语测试与评估平台，该平台已经在超过300所院校中使用。同时，还推出了为满足高校外语学习者的外研社iLearning外语学习资源库。
彭彦说：“数字化对于外研社，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正在积极地利用这样的机遇，让数字化产品和传统产品一起成为我们为用户提供的全面服务的一部分，目前看来，这样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外研社今年的销售码洋较去年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做好教材的数字化、立体化，基础性工作是可以决定数字化产品的教育效果和最终成败的。比如，对内容资源的结构化标注工作，只有建立了一套科学的资源标注体系，对内容资源进行了精加工处理，海量的内容资源才能真正成为个性化学习的素材，在测试和教学平台的辅助下，根据学生的水平，教师教学的需要，灵活地组合、推送。“外研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做这样基础性的工作，我们组织全国专家成立了资源标注工作组，来对我们的内容资源进行严格的筛选，并进行科学的、符合教学规律的标注，力争发挥内容资源的最大效能，真正帮助教师和学生利用数字化手段提高教学和学习效果。此外，我们的内容管理系统、协同编纂平台等数字出版的工具性平台等都在不断建设和完善之中。正所谓，参天大树，必有其根，外研社愿意从一点一滴做起，从最基础性的工作做起，因为只有把根基打牢了，数字化的参天大树才能枝繁叶茂。”彭彦说。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成立数字出版部，依托交大优秀科研资源建设各类数据库，积极探索业态数字化。据了解，交大是世界上医学院附属医院最多的大学，有丰富的医学资源，这些资源总和起来，就能形成一个数据库。同时，上海交通大学的翻译学优势，对于英语翻译数据库的建立也是势在必得的。社长韩建民认为，在信息时代里，数字化的应用价值不断凸显，想要扩大知识资源的影响范围，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结合是个很好的办法，在重影响力的今天，一个出版社的软实力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转企改制效果突出
相对于普通出版社，“大学出版社”是源于大学、服务于大学的出版机构。虽然都是由大学主办，但它们之间无论从产值规模、资产拥有，还是师资队伍，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从2008年以来，首批19家高校出版社尝试转企改制，他们或因机遇而喜或因挑战而悲。
“听到出版企业改制的消息，很坦白地说，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说，“我们本来就是企业化运作，总体还是比较适应这种工作制度，转企运作非常平稳。”除了出版社转企在本身上的优越性，同时，出版社对员工制度方面也实行了改革，不但推进了组织架构、薪酬体系的变化，尽量拉近出版社编制工作人员与学校编制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还通过选拔，培养了一批新的年轻人，不但极大促进了工作的积极性，也使得出版社的竞争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在组织架构上，华东师大出版社整合专业优势，在总社之下，按照产品线划分分社，并根据市场规律和出版社发展的需要，几经调整。截至2011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共设9个分社，每个分社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独立的财权、人权和选题权，是一个独立的利润中心，从策划、编辑到销售实行一体化基础上的责任制。在华东师大出版社的改革方案中，除薪酬体系，绩效考核也是一大亮点。很多改制后的出版社其实是强化了提成制，而华东师大出版社却改变了原来的分配方法和激励机制，不搞创利提成和效益提成，而是为每个员工定岗定薪。全社按工种划分为四个序列，管理类、行政后勤类、编辑类和市场类，每个序列又有若干层次上的岗位，每个岗位定级；同时，设有足够可供个人发挥的空间，完成工作拿基数薪酬，上不封顶。“定岗位的时候，华东师大出版社整整讨论了十几天，200多位员工，一个人一个人过场。而岗位也是能上能下，完成任务就能自然晋升。一定的岗位就有一定的绩效目标，对绩效目标完成得如何，就意味着可以拿到什么样的工资，拿到什么样的奖金。”王焰说。很多出版社在改制之前，都是企业编制和事业编制混合的，事业编制的员工收入比较高，企业编制的相对低一些。定岗定薪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企业编制与事业编制的人标准一致，消除企业编制和事业编制的分配不公。由于编制问题，原来的企业编制员工常常抱怨同工不同酬，甚至出现企业编制比事业编制干活干得多，但是拿得少得多的情况。经过薪酬改革，大部分的员工收入明显提高，并且分配更加合理，调动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出版社的转企改制，不是个体行为，这是出版社的整体行为，在新的改革中寻找新的机会，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经过全社员工奋发图强，实现 2011年销售码洋6.62亿元，回款码洋6.51亿元，销售收入2.81亿元，净利润4370万元的好成绩；企业银行存款和现金流也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业务保持着稳定增长的态势。2012年上半年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全面超越2011年同期。
早在2007年，以转企后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核心，整合北京师范大学音像出版社、北京京师印务公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组建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成为国内高校第一家集图书、音像、电子、网络、印刷等多介质产品为一体的出版公司。大学出版社的转企改制，实现了真正的自主经营、自主发展、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为进一步解放大学出版社的生产力、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大学出版企业打下基础，为细分受众、重塑市场主体提供了发展空间。
在2009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完成注册登记实现转企初，社长韩建民同其他大学出版社一样担心：出版社是否会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毕竟以前的出版社是学校的事业单位，在学校享有很高的地位，转企后会不会成了产业集团。这点交大出版社处理得比较好，转企后出版社仍归于学校管理，不仅地位没有下降，还使得交大出版社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我社策划出版了一系列国家级精品出版项目，取得了社会和经济效益的较大提升，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经营规模和图书利润增长最快的出版社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民说。这样一来，出版社成了市场主体，更好地迎合了出版社的企业化和市场化，使出版社参与到了更多的市场竞争中去。
对于出版社本身来说，转企不仅改变了出版社内部的性质，出版社的体制也相应发生变化。转企改制使出版社越来越规范，就上海交大出版社而言，领导者由过去的学校领导变为现在的董事会，从成立到现在召开的六次董事会，就出版社经营中的重大事项、年度经营目标、经营班子考核与奖励、重大投资事项等向董事会提出报告和申请，规范了出版社的决策和运营，从更专业的角度解决了出版社发展中的问题。其次，转企后的出版社采用了企业化的管理模式，极大调动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第三，出版社以主体的身份重新参与市场竞争。在转企以前，出版单位只能从事出版工作。转企以后，很多出版企业开始进军新的领域，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经营、资本运作等新现象，开始了多领域的发展，也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由此可见，高校出版社的转企改制，不仅仅将大学与出版社的关系转变为出资人和经营者的关系，还通过政策倾斜激发出版主体的活力，加强出版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本报实习记者 刘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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