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时代与新生活

    1942年，战争阴云笼罩世界。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年份，其实无论以何种意义考量，都是在混沌中孕育新秩序的一年。

    起

    我们翻开记录时代的《TIME》杂志，1942年第一期的封面人物是富兰克林·罗斯福，《TIME》选择他作为上一年的年度人物，同时开启了新一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征程。同盟国阵营的形成，与罗斯福总统的努力密不可分，他坚决动员整个美国的工业力量投入军工生产，德国和日本加起来生产的武器装备远不如美国多。与此相随的还有“怀特计划”的展开——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首席经济顾问怀特提出，虽然世界各国打得正热闹，但战争的结局已经可以遥遥望见：美国将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为了主宰战后国际关系新格局，有必要准备向那些遭受战争重创的国家大量提供贷款。

    另一本世界著名的杂志《LIFE》则选择了一名表情坚毅的女护士登上封面，标题写着“招募五万名护士”。战争让伤员增多，也让救死扶伤的工作显得尤为崇高。随后不久还有一名空军女军官出现在《LIFE》的封面上，英国突击队开始向希特勒控制的欧洲展开空袭，很多女性踊跃参军，她们像男人一样，把胜利看得“高于一切”。

    1942年1月，第三届美洲外长会议在里约热内卢举行，巴西外长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在南半球国家宣布与轴心国断交的文件上签字。在之后的战争进程中，美军在巴西设立的两大航空基地成为盟军最重要的物资运转枢纽，罗斯福称之为“通向胜利的跳板”。

    而在太平洋战场，情况似乎不大妙，日本人在东南亚扩张的势头迅猛，1942年3月占领仰光，5月攻陷缅甸，在菲律宾巴丹半岛上驻守的美军也向日军投降，七万多名俘虏大半死在被押往战俘营的路上。荷兰在东南亚开展的作战计划也被挫败，东南亚的石油资源落入日本手中。纳尔逊·洛克菲勒出现在《LIFE》封面上，他是美孚石油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的孙子，1942年正在担任美国政府美洲事务调解人，比较关注参战各国对石油资源的争夺。纳尔逊洛克菲勒战后连续当了四届纽约州州长，结果在竞选总统时输给了尼克松。

    从缅甸来的难民冲破了印度边界，如果日本继续进攻，拥有两百年历史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像纸张一样迅速燃烧殆尽”。在东南亚挥师逞威的是日本陆军大将山下奉文，他扫荡东南亚之后，于1942年6月调任驻满洲第一方面军司令，走向中国战场。大不列颠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和印度军总司令哈特莱在新德里会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就合作对抗侵略问题交换了意见。丘吉尔还为蒋介石牵线，促成了后者与甘地的会晤。蒋介石和甘地前后聊了六个钟头，商定中国在印度设立战略物资储运站。远东的第三世界，正在拧成一股绳。

    承

    生死存亡之际，殖民地国家走到了新世界的路口。1942年3月，丘吉尔派内阁成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前往印度斡旋。克里普斯向印度当局提出，战争期间不要进行重大改革，等到战争结束，印度可以实现完全自治，并有权退出英联邦。不过，国大党拒绝了克里普斯的提议，要求立即独立，否则将进行“非暴力的群众斗争”。对此，英国人选择坚决镇压，逮捕了包括国大党众多领袖在内的六万多人，九百多人被杀，一千六百多人在与军警的冲突中受伤。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第九次被捕入狱，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入狱，直到1945年6月才获释。自由，从来都需要付出代价。

    “如果一个国家元首满腹经纶，随口就是拿破仑、恺撒和中国的孙子兵法，那么这个国家元首将是一个买书的傻瓜。”《TIME》杂志调侃说，斯大林就有这么一个喜欢掉书袋的助手，他就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苏联元帅和红军的总参谋长。这位博学的军事家有“红军的大脑”之称，在卫国战争时期的多场重大战役中指挥有方。与他一起作战并登上《TIME》封面的还有朱可夫元帅，1942年他大展身手，在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抵挡住了德军的猛烈进攻，并最终扭转了战局。“苏联英雄”铁木辛哥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司令，1942年7月，他指挥红军牵制了德军八个师的兵力，并在月底展开反攻，让希特勒在广袤寒冷的俄国大地上尝到了苦果。

    一切都是暂时的。德国海军副统帅卡尔·邓尼茨指挥德国潜艇在大西洋上击沉了美国军舰，美国人愤怒地表示，德国海军将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德国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随后也上了一次《TIME》封面，由他指挥、邓尼茨负责执行的潜艇作战，对盟军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当然这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在水平面之上，英国人占据着港口和制空权，德国潜艇部队开始成为海战的主角。

    1942年1月，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在柏林近郊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部署了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计划。此后，六百万犹太人惨遭杀戮。海德里希是纳粹党卫军高层中仅次于希姆莱的头目，绰号“盖世太保弥勒”，甚至一度传言他将成为希特勒的接班人。他虽然手段残忍，但对于德军占领区也很擅长使用“糖果与鞭子”并举的怀柔政策，纳粹统治在他手中的确得以强化。

    转

    这年4月，美军航母编队出击，特技飞行员出身的詹姆斯·哈罗德·杜立特上将率领轰炸机编队执行了对东京的空袭。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是五星上将切斯特·威廉·尼米兹，5月份他又指挥了珊瑚海战役，6月再度出击中途岛，为扭转太平洋战局奠定基础。在中途岛大捷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战前他是个出版家，在海军部长任上，诺克斯大力发展装备，并改组了海军指挥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航空母舰开启了海空一体作战的新思维，日本人在巨大的新型武器面前倍感郁闷。美国航母特混舰队司令小威廉·弗雷德里克·哈尔西上将因作风勇猛获得绰号“蛮牛”，杜立特空袭行动中轰炸东京的十六架B-25就是从哈尔西的“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的。不过“大黄蜂号”在10月26日与日本联合舰队的海战中被击沉，哈尔西对他的士兵们提出了著名的口号：“杀死日本佬！杀死日本佬！杀死更多的日本佬！”半年后他就实现了复仇计划，击落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后来日本战败投降的仪式，也是在哈尔西的“密苏里号”上举行的。

    1931年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关东军指挥官板垣征四郎在1942年晋升为上将，并调任日本朝鲜军司令。中国人如果看到以他作封面的《TIME》一定会咬牙切齿，战后板垣征四郎被定为甲级战犯处死。

    在云端的战场，《TIME》记住了美国现代空军之父、五星上将亨利·阿诺德。这期封面的选择多少有些预言的味道，阿诺德将军的功勋（也有人说是罪过）要到战争即将结束时才发生——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行动就是由他负责的，他用B-29远程战略轰炸机，为日本法西斯敲响了丧钟。《LIFE》则直接把飞机照片印上封面：1942年5月，P-47战斗机投入批量生产，6月交付部队使用，迅速成为盟军的主力战机。P-47由美国共和飞机公司研制，在中国战场上空，P-47与“飞虎队”一起成为传奇。创建“飞虎队”的是美国空军准将陈纳德，他在昆明航校训练了很多优秀的飞行员，并一直在中国生活了八年多，堪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而在陆地上，西点军校最年轻的校长麦克阿瑟将军说：“我有信心我们将取得最终的成功，但现代战争的成功需要更多不怕死的勇气和意愿。”有趣的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儿子亚瑟·麦克阿瑟四世也上了一次《LIFE》封面，小男孩歪戴贝雷帽，好像在等待父亲回家。麦克阿瑟将军在战场上写给儿子的家书中祈祷：“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勇敢到能面对恐惧。”

    麦克阿瑟的对手、德国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也登上了《TIME》封面，大概因为他是唯一能赢得敌对双方共同尊重的军事家。在1942年的北非战场，隆美尔遭遇了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和英国的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前者作为北非盟军最高司令，指挥了“火炬行动”，率领十万人在法属北非殖民地登陆，1953年艾森豪威尔成了美国第34届总统，五星上将里当总统的也就这一个；后者是英军中东战区总司令，他与下属蒙哥马利将军一起在阿拉姆哈勒法战役中打退了隆美尔。年底的阿拉曼战役中，“沙漠之狐”再遭败绩，灰头土脸地被召回德国。

    合

    加拿大人也来战斗了。1942年4月，加拿大第一军在英国正式建立，军长是安迪·麦克纳顿中将。8月19日，以加拿大士兵为主力的盟军部队在法国南部城镇迪耶普向德军占领的海岸发起突击，不幸的是，迪耶普战役以盟军惨败结束。

    1942年唯一登上《TIME》封面的中国人是蒋介石，《TIME》评价他“意气风发，看上去很自信”。蒋介石在这一年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获得了美国和英国的援助，他声称国际形势的转变对中国的命运至关重要。中国政府派遣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逐渐提高。不过蒋介石跟美国派来帮他的史迪威搞得很僵，史迪威在缅甸战区吃了败仗后退守印度，在《LIFE》的封面上，他笑得很诡异。史迪威指责蒋介石没有给他真正的指挥权，最后还把过错都推到他头上。不过在重庆，他还是代表美国政府，向蒋介石颁发了勋章。

    美国陆军供应部长萨摩维尔中将则表现抢眼。萨摩维尔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实现美国军工生产的惊人增幅，二是解决了在两个半球同时作战的物资供应难题。他因此登上了《TIME》和《LIFE》两本杂志的封面，史迪威离开中国后，据说萨摩维尔一度成为中国战区司令的热门人选。《LIFE》还有一期封面布满了纽约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生产的机关炮，总统要求支援战争，立刻有超过七亿千瓦工业用电投入到武器生产中。

    活跃在战场上的不一定都是战士，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动员艺术界“为祖国而战”，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谱写了激昂的《列宁格勒交响曲》。“此曲是战斗的诗篇，是坚强的民族精神之赞歌。”肖斯塔科维奇说。德国人包围列宁格勒时，他是“防空监视队”的成员，在战斗一线负责空袭预警工作。1942年3月5日，莫斯科国立剧场管弦乐团公开演奏《列宁格勒交响曲》，并通过电波向全世界直播，以鼓舞反法西斯联盟的士气。

    凡尔赛宫合唱团的一群女孩也衣着盛装出现在《LIFE》的封面上，她们半露酥胸，令大兵们精神为之一振。1942年还有位漂亮的童星成为《LIFE》的封面女郎，她就是秀兰·邓波儿，当时只有十四岁，已经主演过十几部电影并获得过奥斯卡奖。在一场电影票价只有十几美分的时代，她拍一部电影可以获得十二万美元片酬和二十万美元分红。四十年代后期，秀兰邓波儿逐渐淡出影坛，直到六十年代以共和党发言人的身份复出从政，担任福特总统的礼宾司司长。

    1942，这的确是残酷的一年，无数年轻人投身战场，并长眠在异国他乡。有一期《LIFE》的封面是个抱着书本走出校园的青年，注释写道：“鲍勃·伯杰，十八岁，即将离开大学，去打仗。”

    在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美国人都爱说一句话，这句话印在星条旗飘扬的《LIFE》杂志封面上：“United We Stand（团结让我们巍然屹立）。”这句话也许全世界都适用。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第19期，作者武云溥，2012年10月出版，定价：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