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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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卡梅隆1997年大片《泰坦尼克》“正文”开始，当镜头引导着美国穷小子杰克和他那位意大利朋友在泰坦尼克号G-Deck（三等舱最底层）的曲折通道里寻找自己的舱室时，他们经过一个脑袋后面垂着半截发辫的华人乘客（好莱坞华裔数码影像制作设计师林凡客串），他茫然站在“G-Deck”指示牌前，手里翻着一本长方形的书——显然是本华英词典。观众的眼光追着男主人公杰克，不会留意这个在迅速后移的镜头中一晃而过的“群众演员”，但他却是一个被植入的历史密码。

    烙入观众记忆并左右不少人对泰坦尼克号海难的历史想象的杰克和露丝的爱情故事是虚构的，而这个无名无姓的华人乘客则不然，尽管他在影片中完全没有故事，也不可能让他有什么故事。按电影所自改编的那些历史文献、著作和文学作品的描述，这个故事若继续下去，就将重挫华人的自尊。这个一晃而过的华人面孔只是一个“索引”，其原初的“故事”隐匿在相关英文历史文献中，在那里被作为“华人劣等”的证明，也隐匿在中国相关历史文献中，在那里被称作“又一国耻”。但作为后来一切相关叙事的史料的历史文献中的这个“故事”真实吗？是谁——出于何种隐蔽动机——最初在叙述这个故事，而这种叙事行为又发生在怎样的种族主义话语氛围中，从而支持了它的真实性或有效性？

    1912年4月15日《芝加哥每日纪事报》文学栏登出一则幽默段子：“‘听好了，’地理课老师对学生说，‘中国人口数量如此庞大，我们吸口气的当口，就有两个中国佬死去。’这给小学生们造成了强烈印象，老师尤其对教室尽头一个小男孩的难受表情感到吃惊，他脸上憋得通红，粗粗喘着气。‘你怎么啦？’老师问，‘汤米，你到底在干什么？’‘先生，我在杀中国佬呢。我讨厌中国佬，那些外国佬，所以我大口大口吸气，多多杀掉他们。’”

    这则幽默段子只是“排华法案”时期美国报刊层出不穷的有关“中国佬”的段子之一。西方对世界各种族的“种族性”的建构依赖于一系列“学说”（人种论、社会进化论、地理学、文明等级论等），但它若要作用于大众，作用于集体无意识，还须借助文学想象（小说、诗歌、新闻、传闻、谣言、幽默段子等）。上引段子创作于海难发生前夕，说明此时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政治经由各种文学想象甚至已渗透到美国小学生中。“华人劣等”，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顽念，一套自动弹出的话语，而不少华人在这套种族主义话语密集轰炸下处在政治无意识状态，与之发生认同。种族主义话语要获得普遍有效性，必须获得它所定义的“劣等种族”的认同，从而实现“话语共谋”——否则，就只能是单方面的指控了。

    这种跨国的西方种族主义话语气氛已事先为泰坦尼克号上的华人准备了一套话语，并左右了对他们的生还经历的想象，而不管他们到底是如何生还的。与其说故事带来了种族主义的顽念，不如说种族主义的顽念已预先决定讲述这些故事的方式及内容，从而“再一次验证”并强化这一种族主义的顽念。种族主义的假设在“循环论证”中变成了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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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4月17日，泰坦尼克号沉没第三天，上海《申报》就开始“同步”报道这起海难：“有汽船两艘，俱接白星汽船铁唐里克号之无线电音，谓该船与冰山互撞，现将沉没，船中女子已入救生艇。”但这只是当时英国白星航运公司和马可尼无线电报公司向美英各通讯社和报社散布的有关泰坦尼克号海难状况的相互冲突的多个版本之一（大概来自《纽约时报》：“船头正在下沉，船中女乘客正被转入救生艇。”），其他版本则有“船上全部妇孺均已入救生艇”（《芝加哥每日纪事报》）、“船上大部分乘客已入救生艇”（《匹兹堡论坛报》）、“船上所有乘客均已获救”（《夏威夷之星》）、“头等舱乘客均获救”等。这些版本均与事实不符，但当时一些英美评论家抓住“女士优先”或“妇孺优先”这个版本，极力挖掘其道德意义，称其彰显了盎格鲁-萨克逊男子的“骑士精神”和“英雄气概”。这可能影响了《申报》对版本的选择。

    《申报》是英国商人美查1872年在上海创办的中文报纸，尽管1909年已卖给该报华人买办席子佩，但一份报纸几十年形成的传统不会因创办者离去而立即中断。该报接连数日对海难的“同步”报道多采用船上英国人的故事及英国人的视角。4月18日《申报》又从英国路透社电译出《英国大商船遭难详记》，首论金钱损失，详列泰坦尼克号建造费用、保险金额、所载物品和头等舱乘客所携证券及珠宝价值几何，次论人员损失，称“料船中搭客二千二百人，获救者不过六百七十五人，以妇孺居多”。

    4月20日《申报》登出《再纪英国大商船遇难详情》，其来源为英国人在上海所办英文报纸《字林报》所载纽约电讯（英国作家皮斯莱所写海难亲历记），称海难发生后，船上“全无惊乱之象”，“男客闻令寂静退立，或身倚铁栏，或行于甲板之上。旋见卸下之艇皆落至下层甲板，妇女皆安然入艇。惟有数妇人因不忍离其良人，坚不肯行，亦有被人在其良人之侧拖拥入艇者。然并未见紊乱秩序及争先入艇之举动，亦未闻欷歔啜泣者。夫诸人虽知顷刻之间咸将投身海内，反藉救生圈以存万一之希望，而仍能镇定如恒，不稍惊乱，亦可奇也。运载妇孺之艇既隐没于苍茫黑空之中，乃又下命令男子入艇，诸人亦安然而入”。

    但事实上，皮斯莱——正如其他许多英美男子——赶在大部分妇孺之前登上了救生艇，且逃之远矣。4月21日《申报》登出《再纪英国大商船遇难详情(续昨)》，继续生动描绘英国船员们和美国富豪们的“骑士精神”和“男子气概”，称“妇女一拥而上，男子乃退至一旁，严守先女后男之例”。至此，《申报》连续几天的报道足以给中国读者造成以下印象，即海难发生后，船上秩序井然，妇孺优先入艇逃生，英美国男子尽显高贵刚毅之气。

    不过据当时一些美国报纸披露，在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前至少一小时，船长及其副手们就已多次接到附近船只发来的警报，称其航线前方有大量冰山，但船长非但不增派瞭望员，甚至让巨轮按原航线高速行驶，然后就一直呆在餐厅与几个头等舱乘客饮酒，直到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不止一个头等舱美国乘客看见他在那里饮酒，更有生还的英国水手克莱恩说：“瞭望员昏昏欲睡，船上其他指挥官和船员都喝得醉醺醺的。”

    一些美国报纸强烈要求追究“事故责任”。4月18日《纽约时报》称：“这起灾难不是一句‘不谨慎’就能交待的，也不仅是‘轻率’，而是犯罪。我提出这个指控，内心颇为犹豫，但当史密斯船长在被警告前方航线布满最为可怕的危险时，他依然让船按原航线高速行驶，这就是犯罪。”4月20日《米尔沃基人报》登出美国犹太拉比赫希贝格的布道辞，谴责泰坦尼克号的拥有者和船上指挥者们“存心牺牲生命”，“让船以极快航速穿越那片布满冰山的海域，而船上救生设施又不敷用，这就是玩忽职守的犯罪”。参议员雷诺尔则在国会发言中指控泰坦尼克号船员“犯罪性的疏忽、有罪的屠杀”（4月20日《星期天卫士报》）。这些指控不仅危及英国保险业、航运业和造船业，还危及英国人长久以来自我建构的恪尽职守、勇敢刚毅、彬彬有礼的民族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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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建构英国人的“骑士风度”和“英雄气概”，就必须以船上其他种族作为“邪恶的他者”，而这样一来，又危及先前海难叙事中所说的“秩序井然”。4月21日《申报》上的《再纪英国大商船遇难详情（续昨）》的后半部分也谈到船上的恐慌：“铁唐里克号遇难时之情状，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谓颇为镇静，或谓秩序极乱。内有数客因争欲入艇，几将发狂。戈登夫人最后入艇。据称船上之客有欲奔跃入艇内者，为船长以手枪驱回。轰倒数人，秩序始复。艇将离船，尚有一人意图跃入，即遭击毙，堕尸艇中。”以三等舱乘客争相逃命的场面凸显“最后入艇”的戈登夫人的镇定和无私后，文章就特别指出几个华人乘客的行径：“有华人六名，潜伏于救生艇底，直至诸艇升至卡配西亚号后，始经人寻出。内有二人因搭客叠坐其上，压烂而毙。”至此国内读者方知泰坦尼克号上竟有几位同胞。

    “戈登夫人最后入艇”一句因对“戈登夫人是谁”没有交待而显得突兀，但“戈登”这个古老英国贵族姓氏对《申报》及其读者可能并不陌生，它早已进入中国话语，如1860年率英国远征军在圆明园大肆抢劫的查尔斯·乔治·戈登将军（“中国戈登”），再如西洋文学爱好者熟悉的英国诗人乔治·戈登·拜伦勋爵（他名字中间的“戈登”是其母亲一方的姓氏，她与“中国戈登”及泰坦尼克号上那位戈登男爵同宗）。泰坦尼克号上的“戈登夫人”是位英国时装设计师，嫁给了杜夫-戈登男爵，是为“杜夫-戈登夫人”。在泰坦尼克号海难发生前一年，她因其纽约时装店偷漏关税而被纽约海关告到法院。

    4月21日《申报》有关“戈登夫人最后入艇”的文字译自4月19日《米尔沃基人报》（或消息来源相同的其他报纸）所载《戈登夫人的故事》，原文在“据搭乘最后几只救生艇之一离开的戈登夫人所述，当时船上剩下的乘客几欲发狂”这几行黑体字下写道：“船客个个不甘人后，争相奔向救生艇，内有数人争欲入艇，为史密斯船长以手枪驱回。轰倒数人，秩序始复。艇将离船，尚有一人意图跃入，即遭击毙，坠尸艇中，落在我们脚旁。”

    但戈登夫人否认自己曾接受过任何采访。这篇“故事”极可能是戈登夫妇的朋友为洗白他们不光彩的逃生经历而编造的。当时已有报纸披露说，戈登先生和戈登夫人率先登上最先离开的救生艇中的一只（美国富翁斯腾格尔先生和所罗门先生则不顾艇内乘客安全，飞身从高处甲板跃入该艇），而这只本可载40人的救生艇仅载12人就离开了，内有9位男士（7人为英国船员）。对戈登夫妇更不利的是，一些生还者在报上指控他们为了让救生艇赶紧离开而贿买船员，“给了艇里每个船员5英镑的支票”，而戈登夫人望着远处正在下沉的泰坦尼克号依旧不改幽默的习性，开了一些轻薄玩笑。《申报》对此“选择性失明”，反将她塑造成女英雄，以反衬那几个毫无男子气且死得难看的华人乘客。

    文中有关“六名华人乘客”的部分则译自4月20日《米尔沃基人报》（或相同消息来源的其他报纸）的“海难侧闻”：“救生艇座位下发现活着的华人4名，已死的华人2名，盖因其他乘客坐其上而被压死。”《申报》将“crushed to death”(压死)译作“压烂而毙”，以渲染其丑恶的死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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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报纸对泰坦尼克号上英国上流社会人物——戈登男爵夫妇、白星公司总经理伊斯梅、罹难的泰坦尼克号船长史密斯等——的道德指控，实际是为了在“教养”上打一场翻身仗，以证明美国人比总是以“教养”来摧残美国人的自信的英国人更有“教养”，更有“骑士精神”和“男子气概”。这种如痴如醉的自我赞美甚至到了罔顾大量相反证据的程度。4月19日《纽约夜世界报》登出某个美国女乘客的故事，称“在我所目睹的这片恐慌和混乱中，我没看见哪怕一个美国男子推挤过一个女人”。

    但4月19日《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称，白星公司纽约专用码头总监罗伯特在4月18日夜卡帕西亚号停靠码头后，“立即上船见到了泰坦尼克号的船员们，有人听到他对也在船上的白星公司高层人物说：‘先生们，泰坦尼克号上的恐慌是由我们本以为在这种情形下一定会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人带来的，他们是我们的国会议员，我们的参议员，我们的‘大人物’，正是这些人引起了争夺救生艇的恐慌。”这种冒失话足以让他“丢掉白星公司的工作”。《纽约时报》特为罗伯特的话加了“按语”，讥讽他信口胡说。罗伯特赶紧登报表示是别人“误引”了他的话。但头等舱美国女乘客波奈尔小姐也在同日《纽约时报》提到：“在三等舱和二等舱乘客中没有出现恐慌，尽管据说在头等舱乘客中曾出现争先恐后的现象，我还听说开了枪。”其实从生还的头等舱美国阔太太们的回忆中也可看出端倪，即不少美国富豪之所以最终未能逃生，不是因为他们像骑士一样将机会让给了妇孺。他们早已坐进救生艇，但随即被拿着手枪的英国船员赶回了甲板，阿斯特先生就是如此。

    由于最初的报道已将“妇孺优先”建构为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的道德制高点，因此，面对实际有大量妇孺死亡的事实，生还男子面临一个尴尬的道德处境，必须对自己何以生还给出合理解释，于是编造故事并把自己想象成“英雄”就在所难免，而阔太太们在一种生还者的负罪感中也纷纷把罹难的丈夫描绘成“骑士”和“英雄”。但三等舱的“外国佬”处在“不能再现自己，只能被再现”的状态。没有人采访这些连斗大的英语单词都识不了几个的“外国佬”，海难听证会也没有传他们到场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只出现在美英乘客讲述的故事中，在其中充当英美男子的“骑士精神”的垫脚石。

    头等舱乘客巴特少校是美国总统塔夫托的军事助理和私人朋友。当巴特遇难的消息于4月16日确认后，总统及华盛顿要人们极感悲痛。尽管对巴特到底是如何死的完全不知，但《华盛顿时报》说，他们深信“他死得一定像个男人”。其他大人物——从纽约大房地产商阿斯特，到费城百万富翁怀特勒——也一定要“死得像个男人”才行。正为海难的无穷恶果焦虑万分并乐于把这起实因英国船长及其副手们的玩忽职守造成的人祸转化为一个感人肺腑的有关“人性”的故事的白星公司也刻意制造这种崇高叙事。4月21日《纽约时报》披露，在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码头的4月18日夜，为防止生还船员向外透露海难实际情形，白星公司将其隔离在该公司停泊在纽约港的另一艘船的底舱，并派侦探严加把守。但该报记者还是设法潜了进去，从那里了解到“我们被勒令‘别做声’，否则将丢掉白星公司的工作”，但“别做声”并非什么都不说：“我们私底下都被做了工作，要对外讲阿斯特先生死得像个男人。”

    美英两国在泰坦尼克号海难上有着太多共同利益。白星公司的泰坦尼克号虽注册为“英国皇家邮轮”，但报纸很快查出该公司真正的老板是美国摩根财团掌门人J.P.摩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码头时，摩根就非常不安地早早等候在那里。此外，海难对美国股票交易、饭店业、跨大西洋旅游业等行业的打击也不亚于英国。对大西洋彼岸的“盎格鲁-萨克逊人”过分贬低，也会在“种族性”上连累此岸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所以海难叙事更强调作为整体的“安格鲁-萨克逊人”。在生还者名单及性别比例（男子占了将近一半，其中又以英美男子居多）基本确认的4月17日，《芝加哥每日纪事报》依然说：“这起海难的一个突出事实是，在近8百名生还者中，男子仅79名，其余均为妇儒，这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刚毅之气大添光彩。”其他报刊的评论也带着类似的夸张口吻，如“[恪守‘妇女优先’是]安格鲁-萨克逊人始终不渝的骑士精神的彰显”，“他们的骑士精神和对妇孺的礼让足证唯有盎格鲁-萨克逊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印证了盎格鲁-萨克逊男子与拉丁或任何其他种族的男子之间的区别”。这种自我吹嘘让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感到作呕”，说这是“罗曼蒂克谎言的爆发”。

    既然“盎格鲁-萨克逊男子”的“骑士精神”要与“拉丁或任何其他种族的男子”相对照方可凸现，海难叙事就势必剥夺“拉丁或任何其他种族的男子”的男子气概。泰坦尼克号全部船员及头等舱和二等舱多数乘客为盎格鲁-萨克逊人，三等舱则主要是前往美国的移民，如意大利人、北欧人、爱尔兰人、罗马尼亚人、黎巴嫩人等，还有一些非移民的东亚人及一个黑人。黑人本可方便地被用作几个世纪来美国种族主义的传统题材，但这个黑人却死于海难，于是，在海难叙事中就难得见到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滥调（但这个黑人还是被罗根·马歇尔1912年6月出版的《泰坦尼克号沉没》用上了，他将报上刊登的泰坦尼克号副电报员布莱特的回忆中的那个抢夺首席电报员的救生衣的“大个子司炉工”改为“黑鬼”，然后，“副电报员掏出左轮枪，将这个黑鬼击毙了”），当然更不会想象他“死得像个男人”。至于船上的黎巴嫩人、罗马尼亚人、挪威人，美国的种族主义尚未为他们预备一套现成的话语，而本来常遭贬低的爱尔兰人也在海难叙事中躲过一劫。这艘巨轮乃贝尔法斯特一万多名爱尔兰造船工人所造，且贬低爱尔兰人会引起本已担心爱尔兰人的分离倾向的英国政府的不满。

    像“异教徒”中国人一样，天主教徒颇多的意大利人在新教主义的美英种族主义话语中处境也非常不利，凡是哪里发生了不道德行为，那一定是意大利人干的。4月19日《纽约时报》报道：“卡帕西亚号上曾有传闻说，三等舱乘客们发疯扑进救生艇，其中三个意大利人被船副用枪击毙。”“三个意大利人”也可替换成“两个中国佬”，事实上不止一篇报道称“两个中国佬像狗一样被击毙”。在海难叙事中“意大利人”和“中国佬”常被连在一起。同日《纽约时报》的“生还者故事”说：“还有人讲到意大利和中国的司炉工的暴烈举动，他们从甲板跳进救生艇，踩伤了艇中的女乘客。”美国富翁斯腾格尔与所罗门双双从甲板跃进救生艇的故事在此被嫁接到“意大利和中国的司炉工”身上。

    泰坦尼克号的五副诺维在美国参议员听证会上也作证道：“我当时看见一大群意大利人，拉丁人，伏在船弦栏杆上，眼里全冒出凶狠的光，像群野兽，时刻准备从那里跃进救生艇······我开了数枪。”这立即引来意大利驻美使馆的强烈抗议。4月30日，当着意大利驻美大使古萨尼先生和使馆法律处温森佐先生的面，诺维写下更正声明：“兹证明，我，哈罗德·诺维，泰坦尼克号五副，在美国参议员听证会上说我曾开枪阻止意大利人跳进救生艇。现在，我删掉‘意大利’一词，改为‘属拉丁种族的移民’。其实，当时我并非有意推断他们是意大利人，我只能从他们的外貌和肤色来判断，因此指出他们属于拉丁人种。不管怎样，我并非有意让人对意大利民族产生坏印象。”

    剩下的就只有被“排华法案”排斥的“中国佬”了。当时中华民国刚建立，尚不被美国承认，也就尚无驻美使馆，而在美游说的中国官员只把获得美国政府承认及废止“排华法案”当作要务。即便当时有驻美使馆，也不会提出抗议。认同于英美视角使新派人物不会对美英报刊有关泰坦尼克号上的华人乘客的报道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尽管这些报道相互冲突——冲突到若一种说法成立则必推翻另一种说法的程度——足以令人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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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对泰坦尼克号海难的报道到4月21日就戛然而止，但其内容却不时被其他中文报刊当做史料引用。当年6月出版的意在培养新国民精神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将这些报道改写编入高小第一册第十五、十六课（《铁达尼邮船遇险记》），其中虽无片言只语提到船上华人乘客，但通过浓墨重彩于英国船长和船员的恪尽职守（为此不惜篡改事实，谓船长甫接“有大冰山在航路之北方”的警讯即“下令警备，沿航路之南而进”）及美英男子面对死亡时的“骑士精神”和“英雄气概”而寄托了“中国国民性批判”，所以与之配套的《新国文教授法》就该文主旨提示教师云：“男子退后，妇孺登艇，死生存亡在呼吸间，而能穆然退让，不违船长之命令，欧人守法，可见一斑。”

    1910年代正是西方各国致力于“国民性”或“种族性”建构的时刻，按《人类的主人》的作者基尔南的说法，“那正是帝国主义的高峰，同时也是现代政治宣传、将敌人抹黑、为朋友漂白的手段快速增长的时代”。但西方为推行其殖民主义统治而建构起来的西方中心论和文明等级论的假设却被中国新派人物当做证据，用来建构“中国人的劣根性”。1936年10月，也就是持续多年的“国民性批判”已让国人普遍接受自己是“劣等民族”的时候，林语堂主编的旨在从西洋杂志译介文章而让国人“更亲切认识西洋文化之真面目”的上海《西风》杂志刊发洪鹄所撰《铁达尼上的国耻》。与《申报》当初的《再纪英国大商船遇难详情（续昨）》一样，该文在描绘船上英国船员和美英乘客的崇高表现后，笔头一转，直奔题旨：“在妇孺乱哭乱喊的混乱声中，男子大多颇为镇静。救生艇放到海中去时，大家都没命向救生艇冲去，船上职员为维持秩序计，在大挥拳头之余，并向天空放了三枪，情形才和缓下来。可是在这时候，丢尽中国人面子的事发生了。‘四个中国人鬼鬼祟祟地躲进一只救生艇的船底去’。这是《哈柏士杂志》上所说的。中国人不惯遵守秩序的精神，在这里完全表现无遗。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中国又多了一个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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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哈柏士杂志》上所说的”就一定是真的？《铁达尼上的国耻》所据资料乃1934年1月《哈柏士杂志》（今译《哈泼杂志》）所登汉森·鲍德温《皇家邮轮泰坦尼克号》，该文至今仍被收入美国教科书，如以出版6-9年级教科书出名的Halt，Rinehart and Winston Publishers出版的教科书系列，该系列还收入了《司炉工的故事》等数篇生还者回忆，而与小说《SOS泰坦尼克》相配套的《教师指导手册》则提到“船上的阶级斗争”，却暗示阶级斗争只见于英国：“许多有关泰坦尼克号海难的著作和电影都将船上存在的阶级区分作为话题之一。让学生探讨那个时候英国存在的阶级结构。”

    这种“美国例外论”也体现于《皇家邮轮泰坦尼克号》。但洪鹄在《铁达尼上的国耻》中为论证“中国人不惯遵守秩序的精神”而删去了所据英文原文的对应段落之前针对英国贵族戈登夫妇的一段，完整原文段落为：“‘富翁专用救生艇’离开了泰坦尼克号——此为1号救生艇，本可搭载40人，却只坐了戈登先生、戈登夫人及其他十个人。随后，惊恐失措的[三等舱]移民们朝救生艇挤去。一个船员用拳头对付他们，另一个向天空放了三枪，恐慌才被压制······四个中国人鬼鬼祟祟地躲进一只救生艇的船底去。”

    但鲍德温也有隐瞒，他强调1号救生艇“只坐了戈登先生、戈登夫人以及其他十个人”，却不提“其他十个人”中有所罗门和斯藤格尔这两个美国富翁，且他们是不顾救生艇里的人的安全飞身从甲板跳向救生艇的。斯腾格尔很为自己的勇猛得意，在4月19日《纽约论坛报》上说，他当时从甲板往下跳，因没掌握好方向，险些掉进海里，幸亏他身手敏捷，“一把抓住船舷，被艇里的人拽了进来，因为该艇缺少划桨的男人”。但在他跳入的1号救生艇里已有9个男子，根本不缺划桨的男人。划桨在当时被看作英雄之举，所以许多生还的英美男子都声称自己曾“帮着划桨”。斯腾格尔夫人在同日《纽约时报》上也有一句涉及她丈夫，但避谈其逃生方式：“我丈夫也获救了，在救生艇里帮着划桨”。

    斯腾格尔的另一项大功劳也被发表在4月19日《纽约时报》上：“斯腾格尔先生说，他进入救生艇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取来三盏绿色煤油灯。他说，在这些救生艇中，这是唯一光亮，在使这些救生艇聚拢以便卡帕西亚号很快发现它们上，这光亮的作用简直无以伦比。”绿灯的作用肯定无以伦比，但它并非从甲板跃入救生艇的斯腾格尔所带来的，而是另有其人。4月18日《纽约夜世界报》登出一篇对刚从卡帕西亚号下来的一些生还者的采访：“其中一只救生艇里有一位船上的侍者，他向同艇乘客解释说，他以前曾两度遭遇海难，因此这次上救生艇时带了三盏橙色灯和一盏绿灯。许多生还者回忆说，这盏绿灯对这几百个遭遇船难的人就像黑暗中的火柱······这盏绿色的灯使这些救生艇得以聚拢并引导它们朝卡帕西亚号的方向划去。”斯腾格尔不过抄袭了这位英国侍者的经历——连语句都雷同——以证明自己是一个英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