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文学院的前世今生

    清华文科的零落，令有识之士为之扼腕，众多清华人及清华校友更是痛心疾首，成为一个心结。1988年，在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40周年座谈会上，朱自清的弟子、著名学者王瑶先生就说：“现在全国成立了许多大学，为什么清华中文系就该取消呢？应该看到，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的一个系，而且有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学派。”钱锺书先生也表示过，“过去清华校庆，他不去，愿因为没有他的系了，北大校庆，他也不去，因为那不是他的学校，自己有孤儿的感觉”

    2012年秋，新学期伊始，清华大学新斋前原先那块镌有“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石碑，悄然改变了容颜，换成了“人文学院”几个字，位置也由左侧移到了右侧。学校主页上“院系设置”一栏内，“人文学院”与“社会科学学院”已经各自单列，人文学院的“历史沿革”介绍中也明确说，2012年7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撤销，人文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成立。清华新的纯粹的“人文学院”已经诞生。此时上距1952年的院系调整，清华文科被整体铲除，恰好经过了一个甲子的时间！

    清华人文学院的诞生，可以说是清华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应该是一件很自然、很平常的事情。然而，如果将其置于近半个多世纪来的时光中加以观照，似乎又有些别样的意味。

    对此一事件，以我之浅陋，本无资格置喙，亦无缘由发声，但近日偶翻清华史料，发现新的人文学院，与1952年解体前的清华文学院，在系科设置等方面，颇多相似，因而不免好奇，心有所感，考据癖发作，想探究一下文学院的前世今生。鉴古知今，钩沉这段历史，对满足好奇心，抑或温故知新，倒也未必毫无意义。

    1952文学院各系概况

    清华文学院虽历经时代的波澜，尤其是1948年的时代巨变，但从学术力量上讲，并未伤筋动骨，仍集聚着一大批知名学者，保持着应有的教学、科研水准，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那么，调整前的清华文学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五卷，收录了文学院四系撰写的各系“概况”，文字成于1952年1～2月间，所述为1951年之事实。当时院系调整的规划已经明朗，行文中言及“发展计划”时，多提到“今年夏天”将与北大及燕大等合并事宜，因此，这些文字中所总结的1951年的各系情况，也基本上就是调整前的实际状况。下面即是据此文件勾勒的1952年调整前文学院各系的基本面貌。

    中国语文学系：从清华大学部成立（1925年）即有国文系，其后改进为中国文学系（1928），其后分为语文及文学两组。从中国文学系成立开始，旧课程比重虽大，同时即有注重新文学的传统。解放以后，按照教育部拟定之课程方案实施，以培养语文教干部和文艺干部为本系方针任务，不分组别，注重基本训练。教学研究组织方面，除大一国文教研组（负责人为王瑶，参加人数为8人）外，尚有古典文学教学讨论组（讨论“历代韵文选”“古典文学今译”两门功课的教学内容）、语言教学讨论组（讨论“中国语言文学概论”课程内容）、写作实习教学讨论组（讨论“写作实习”一、二、三门功课的工作配合）。系中专任教师14人，系主任为吴组缃，教授有吴组缃、李广田、吕叔湘、浦江清、陈梦家、余冠英，副教授有王瑶、季镇淮、冯钟芸，讲师有叶兢耕、马汉麟、朱德熙、郭良夫，助教有陆永俊。本科生修业期限为四年，一年级19人，二年级23人（内有6人中途休学），三年级11人（内有休学1人，9人参加土改，1人因病留校学习），四年级3人（1人参加土改，2人因病留校学习）；研究生入学程度为大学毕业，修业期限二年或三年，只有三年级学生3人，主要研究科目为戏曲史、唐诗和现代小说，开课后全体参加土改，毕业论文未完成。系主任为吴组缃。

    外语系：成立于1925年，系名“外国语文系”，但以英文为主要的外国语文，俄、法、德、日为第二外语。训练以文学为主，语言为副。1950年分设三组，俄文组、英文组、法文组，以训练语言干部为主要目的。教学研究组织方面，分俄文教学小组、法文教学小组、英文口语教学小组、德文教学小组。教师方面，俄文组，教授有李绍鹏、李毓珍、噶邦福、田宝齐，副教授有张坚、张结珊、赵林克悌，讲师有李相崇、刘华兰，教员有陆慈，助教有张秋华；英文组，专任教授有罗念生、赵诏熊、温德、钱锺书，副教授有徐锡良、李赋宁、杨国（笔者注，原文如此，应为周）翰，讲师有杜秉正、杨□平、何士侯，助教有徐华樑，兼任教授有杨季康（杨绛）；法文组，专任教授有吴达元、陈定民、罗大刚（笔者注：应为“冈”）、盛澄华，副教授有齐香，助教有徐继曾；德文组，教授有杨业治，讲师有陈镇南，助教有严宝瑜。本科生修业年限四年，具体人数不详；研究生，有二年级学生4人，主要科目为英国文学。系主任为吴达元。

    哲学系：于清华改为正式大学后在1926年成立。西南联大时期，与清华心理系及北大哲学系合并成立哲学心理系。清华迁回北京后，哲学性恢复独立。教学研究组织方面，分辩证唯物论历来唯物论教学小组［有金岳霖（召集人）、冯友兰、沈有鼎、张岱年、周礼全，编拟教学提纲，讨论教学问题］、逻辑教学小组［有王宪钧（召集人）、沈有鼎、周礼全、晏成书（北大）、吴允曾（燕大），编拟教学提纲，讨论教学问题］。教师，有教授8人，他们是金岳霖、邓以蛰、冯友兰、沈有鼎、张岱年、任华、王宪钧、王逊（与营建系合聘），讲师一人，为周礼全。本科生不分组，修业年限四年，一年级8人，二年级4人，三年级5人；研究生修业年限二至三年，二年级1人，研究数理逻辑，三年级2人，研究逻辑与杜威批判。系主任为王宪钧（代理）。

    历史学系：该系也是清华改大以后第一批设立的学系。解放以后，该系发展方向注重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组织，名称为中国通史教研究组，由丁则良负责，参加人数为8人（内有同学3人）。教师，教授有周一良、雷海宗、邵循正、孔繁霱、孙毓棠（与中国科学院合聘）、何基，副教授有丁则良，讲师有王永兴、陈庆华，助教有张寄谦。本科生修业年限为四年，一年级有12人（内3人中途休学），二年级8人（内1人中途休学），三年级8人（内7人于开学后一月参加土改，1人因病留校学习），四年级5人（内3人于开学后一月参加土改，2人因病留校学习）：研究生修业年限三年，一年级1人（注册后即调赴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三年级3人（内二人于开课后参加土改，一人在中国科学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主要研究科目为中国近代史。系主任为周一良。

    只要稍微对近现代学术史有所了解，都不难感到，当日清华文学院可谓名师云集，群星璀璨，萃聚了一批学术精英，其中多有执各学科之牛耳者。当时的一些年轻讲师、助教，日后也有不少成为名动学术界的大学者。这些，足以证明其现有的实力及未来的潜力。不唯如此，老清华的人文社科研究，还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几十年后，人们用“清华学派”来加以概括，良有以也。

    一个生机勃勃、特色鲜明的学术重镇

    被调整前的清华文学院，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群体，在新的时代，它本可以有所作为。首先，教师正处于青壮时期，最富有创造力。清华大学人事室有一份编就于1952年2月的《清华大学教职工名册》，对所录人员的职别、姓字、性别、年龄、籍贯及住宅等，均有详细记录。下面是据此对文史哲三系专任教师年龄结构所作的简单分析。

    中国文学系，年龄最长者是浦江清、吕叔湘，为48岁，40岁以上者还有余冠英（46岁）、李广田（45岁）、吴组缃（44岁）、陈梦家（41岁），他们均为教授，平均年龄为45.3岁；副教授，王瑶（38岁）、季镇淮（38岁）、冯钟芸（33岁），平均年龄为36.3；讲师叶兢耕（37岁）、郭良夫（34岁）、马汉麟（33岁）、朱德熙（32岁），平均年龄34；助教陆永俊屡，36岁。全系教师14人，总平均年龄为39.4。

    历史系，教授中年龄最长者为孔繁霱，为58岁，其余均在50岁以下，雷海宗（49岁）、何基（49岁）、邵循正（43岁）、孙毓棠（41岁）、周一良（40岁），平均年龄46.7；副教授丁则良，38岁；讲师，王永兴（38岁）、陈庆华（31岁）；助教张寄谦，26岁。全系教师10人，总平均年龄为41.3。

    哲学系，实力强大，9位教师，8位教授，邓以蛰最年长，61岁，50岁以上者有金岳霖（57岁）、冯友兰（54岁），其余均在40岁上下，沈有鼎（45岁）、张岱年（43岁）、王宪钧（42岁）、任华（41岁）、王逊（41岁）；讲师周礼全，31岁。全系教师9人，平均年龄45.7。

    外国语文学系人员较多，共有教师32人，年龄结构大致与中文系教师年龄相当，多数在40岁上下。日后名重学林的著名学者，如钱锺书仅有41岁，李赋宁35岁，杨周翰37岁。四五十岁，对人文学者而言，可谓是学术生涯中的黄金时期，而当日清华文学院的教师，大多正处于这一阶段。

    仅仅是年龄的优势，还无法证明当日清华文学院的实力。最能反映一个学者学术水平的当是其代表性的成果，而从能够寓目的有限资料看，许多教师的重要学术成果，在这一时期即已出版，或者可以看出是酝酿于此时。以中国文学系为例，吕叔湘的《文言虚词》、《语法修辞讲话》（与朱德熙合著），浦江清的重要论文《八仙考》、《花蕊夫人宫词考》，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中国新文学史稿》，余冠英的《汉魏六朝乐府论丛》，以小说创作名世的吴组缃、李广田的许多代表性作品，等等诸如此类影响深远的名作，都产生于院校调整之前。

    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重镇之一，老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的重要特色。20世纪80年代后，王瑶先生导夫先路，徐葆耕教授等响应在后，“清华学派”的提法渐多，尤其是徐葆耕先生，对阐释清华“学术精神”，做了大量的工作，较为系统地描述了老清华的学术面貌。“清华学派”之有无，用何兆武先生的话说，“或许应该是在疑似之间”（见何兆武《也谈清华学派》，此文系为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所作的序），是十分通达之论。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拘泥于此，强冠之以概念，但老清华人文社科“古今贯通，中西融会”的特点，十分鲜明，当无异议。徐葆耕先生在《释古与清华学派》一文中总结道：

    纵观“清华学派”的历史，可否将其学术思想及风格概括如下：第一，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取“两极”对抗的思维模式，而取“综合”模式，即通过解释学的方法援“外”入“中”，以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二，对历史与现实，既强调准确把握历史本质，又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第三，微观与宏观，既强调微观的谨严，又重视宏观的开阔,“兼取京派海派之长”；第四，在操作方法上重视西方的理性精神和逻辑方法，同时吸取传统训话学之长，使论文具有克里斯玛式的权威气质。诚如本文开篇所说，上述特点并非清华学派所独有，而只是在清华具有相对的“集团性优势”。（《清华学术精神》）

    20世纪上半叶的一批学者，他们从“封建社会”走来，本身就没有割断与历史的联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种天然的联系。清华自国学研究院起，以王国维、李济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即以探究中国文化为己任，不为“疑古”风气所动，“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为阐释中国文化做出巨大贡献，为后来者起到极好的示范作用。而在留美预备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清华，中西融会，更是其最基本的遗传基因，就连清华园中的建筑，也满是西洋味道。这种气氛熏育下的老清华各学科，形成“古今贯通，中西融会”的特点，也自然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1949年中国的巨变，基本宣告了“美国模式”的民国高等教育的终结，“苏联模式”、“延安经验”成为必然的参照和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思想领域的改造，同工商业领域的改造一样，也是新政权巩固的必要手段之一，可以做历史的理解。高校作为重要的思想阵地，其被改造，也是此一大势下的题中之义。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前的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就颁布《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明令规定文法学院各系的课程，要“废除反动课程（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添设马列主义的课程，逐步地改造其他课程”（《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2日）。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对全国范围内的大学课程改造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1950年8月14日，教育部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重申：“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藉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课程改革，可以说是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先导。随之而来的，便是院系的调整。1951年11月3日到9日，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来年高等工业院系调整方案。1952年4月16日，政务院正式公布《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当天的《人民日报》为此刊发社论，称：“就全国的高等学校来讲，这个调整方案还只是初步的，只是一个开端。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有关部门还应该有准备地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工作：从学院的调整进到科系的调整，从工学院系的调整进到其他院系的调整，从重点的调整进到全面的调整，从教育制度的改革进到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大幕，由此拉开。

    根据全国工学院调整的方案，“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方面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校名不变。将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方面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成为综合性的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为具体进行京津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1952年6月25日，教育部成立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办公室。同日，为筹备建立新北大和新清华，决定分别成立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筹备委员会与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6月27日，清华筹委会正式成立。9月12日，清华大学院系调整筹委会议决，确立本年全校所设系科，共设8个系、22个专业、15个专修科。9月19日，教育部批复清华、燕京、北大三校工科院系调整方案，清华大学原有文、法、理各系除20多人外，全部调整到北京大学等单位。北大、燕京两校工学院调整到清华。调整后的清华，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

    对1949年后的教学改革等，起初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1950年5月27日，民盟文教委员会和光明日报社在清华园举行高等教育问题座谈会，出席者为清华、北大、燕大的一批知名学者，如潘光旦、钱端升、翦伯赞、汤用彤、金岳霖、吴晗、张奚若等，他们发表自己对高等教育的看法，从见于《光明日报》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当时的改造，还颇多保留意见。如张奚若就云：“大学的性质和任务必须明确。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大学课程改革，我觉得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大学的性质应该是全面的、向上的、创造的，大学教育不但要照顾到现在，更要照顾到将来。就一个大学的本质来说，学术的研究成份应当重于实用的技术成份。……现在我们正在计划大学的课程改革。这是应当的，也是必需的，但是课程改革如要合理，如要适当，我们就必须把大学本身的性质和大学文法科的性质弄清楚，不然，便难免要发生‘狭隘的实用主义’的偏差。”金岳霖也说：“大学不是专门训练狭隘的实用人材的，它是在广泛的科学的基础上教育学生掌握理论，使能灵活运用，并从事专门研究工作的。我主张大学中的理、工、文、法、医、农学院不要分开，这正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大学一方面要教育人材，一方面还要做高级的研究工作。……我们不要忘了大学是建设中非常基本的东西，有继往开来的作用，不要因一时需要，忽略了更大的责任。”钱伟长也特别强调了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他说：“工学院不能离开文法学院，因为今天的工程师是需要多方面的认识的。假使国家生产依靠一批对国家情况不了解的人去执行生产任务，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然而，这些极富远见的声音丝毫没有影响到院系改革的步伐，它们也很快就被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之中。1951年11月8日，清华大学全体教职工上书毛主席，表示：“听到北大和清华两校院系调整和分别合并消息，我们非常兴奋，我们将这个决定当作我们自己的愿望和决定，当作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件光荣的政治任务，全心全意地贯彻执行。……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准备来克服种种困难，胜利完成这个任务。”时代已容纳不下不同的声音了，在政治统帅的年代，院系调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阻力，不过只是一个如何执行的问题而已。

    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基本完成》的消息，内中称：“这次院系调整工作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高等教育制度，教学组织的一个重大措施，也是新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具有革命意义的大事。”10月25日，清华大学举行调整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清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多科性工业大学时期。自此，清华文学院，连同其他文科院系一起，风流云散，飘落各处，直至三十多年后，清华人才有可能、有条件重新找寻它失去的背影，找寻那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谱写过华美篇章的清华人文社会科学，重铸人文清华。

    清华文科的重生

    清华文科的零落，令有识之士为之扼腕，众多清华人及清华校友更是痛心疾首，成为一个心结。1988年，在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40周年座谈会上，朱自清的弟子、著名学者王瑶先生就说：“现在全国成立了许多大学，为什么清华中文系就该取消呢？应该看到，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的一个系，而且有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学派。”钱锺书先生也表示过，“过去清华校庆，他不去，愿因为没有他的系了，北大校庆，他也不去，因为那不是他的学校，自己有孤儿的感觉”（见羊涤生：《清华文科复建中我所经历的若干人和事》，载《清华大学文科的恢复与发展》）。

    历史终于给了清华人机会。“文革”过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逐渐回归正常，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求，也呈若渴状态。清华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逐渐认识到文科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清华大学的文科逐渐恢复和壮大起来。1978年，恢复设立音乐室，成立马列主义教研室；1979年，成立文史教研究室、教育研究室、经济管理工程系；1983年，成立社会科学系；1984年，成立经济管理学院；1993年，成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成立，标志着清华大学的文科建设开始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为新世纪清华大学努力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华大学文科的恢复与发展》）。

    1994年以后，清华文科进行加快建设期，结合国家的战略需要，清华抓住难得的机遇，文科建设方面成绩显著。1995年，复建法学院；1996年，成立21世纪发展研究院；1997年成立国际问题研究所；1998年，成立传播学系、公共管理系；1999年，复建社会学系，成立法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成立美术学院；2000年，复建哲学系、政治学系，并成立国内第一个公共管理学院；2002年，成立新闻传播学院。至此，清华大学综合性学科布局基本完成。

    在学科调整和布局初步完成的基础上，清华文科进入了“建设、完善和提高水平”的新阶段。学科建设，特别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实现跨越发展，2006年新增9个，使得人文社科类总数多达13个。同时，清华还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于2007年成立国际关系学院，2008年5月建复心理学系，2008年7月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2009年3月成立教育研究院。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国学研究院等一批高水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一大批知名学者，又萃聚清华园。至此，清华学者在学术研究、政策咨询、社会思想等方面，均能发出“清华声音”。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一本《清华大学文科的恢复与发展》的专题文集，回顾了三十多年来清华文科逐步恢复和发展壮大的历程，是这段历史的鲜活的记录。这段重建的历程，也展现了清华人的远见、务实和高效，践行了“行胜于言”的校训。（本节文字，对此书多有参考，也特此说明）

    在清华文科的恢复和发展中，人文社会科学院扮演了“孵化器”、或者说是“老母鸡”的角色，今日清华众多的文科院系，多与它有着血缘关系。而今，几经裂变，不断壮大的人文、社会两个学院，终于可以独立门户。今日的人文学院，主体由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语言文学系、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哲学系及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组成，与老清华文学院神似。曾经的清华文学院，在新的世纪中，以“人文学院”的名义，浴火重生了。“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经·卷阿》），祝福新生的清华人文学院，能够“菶菶萋萋，雍雍喈喈”。

    六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甚至是“曾不能以一瞬”，然而，对一所仅有百年历史的大学而言，它又是一段并不短暂的时光。历史有它自己的逻辑，有它的偶然，1952年那次“调整”的功过，自有人评说。令人欣喜的是，一个真正的“人文”学院重生了，这多少意味着人文教育的认可与回归。

    冯友兰先生在《论大学教育》曾云，“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只在训练职业人才”，大学所训练出来的人“只有特殊机能还是不够”，他“还是一个‘人’”，“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已往及现在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所以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一专知识外，还养成一个清楚的脑子、热烈的心，这样，他对社会才可以了解、判断、对已往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才可以欣赏。有了清楚的脑、热烈的心以后，他对于人生、社会的看法如何，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能只在接受已有的结论。”（冯友兰：《论大学教育》，《三松堂全集》）

    中国的高等教育历经动荡，当下又遭遇不期而至的浮躁，但动荡、浮躁过后，教育终将回归其本质，就是养育合格的“人”，而不只是听话出活的机器。科学技术也好，人文社会科学也好，终极的目的还是服务“人”的生命的需求，是让生命更加有尊严，让人的生活更加美好，让作为这个蓝色星球物种之一的人类更好地延续下去，而不是相反。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人”的本身的关注。

    今日的清华园，人文色彩日渐浓厚，道路有了“明德”、“至善”，食堂有了“观畴”、“听涛”，就连男女生的比例也日趋平衡，那些聪明绝顶的水木男生，也不再总是惊艳西邻湖畔上的女孩。谢维和先生在为《清华大学文科的恢复与发展》一书所作序言中说：“清华大学文科这些年的建设与发展，已经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清华大学文科的恢复与发展》，文前页3）相信，走在正确道路上的清华文科，定能创造新的风流，清华园也定能恢复她曾有的人文厚重，成为时代风尚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