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学遭遇“性别”

    作为全球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性别”在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大学知识体系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亚文化崛起的某种标志，也似乎成为可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资源之一。以“女性”/“性别”视角来观照文学特别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取向、叙事形态和美学追求，也因此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是拓展了新的学术空间。

    然而，自“女性”/“性别”进入文学研究领域开始，争议之声一直不绝于耳：文学领域内的性别研究，是否就是完全立足于先验的女性主体性立场，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男权中心立场、性别等级关系等进行反思和质疑，对于女性被忽视、被抹杀的现象进行发掘和批判，而不再有其他关注的内容；这样的研究是否会导致“女性”/“性别”凌驾于“文学”之上，而产生新的文化/知识霸权；文学领域内的性别研究如何才能摆脱目前的自娱自乐的倾向，而具备与主流学界对话的能力？

    如果把南开大学乔以钢教授等撰写的新著《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现象与性别》搁置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讨论，就会领略到女性文学研究者们在建构性别研究合法性的强烈意识下，对上述问题的艰难回应与努力推进所在。

    重返文学/历史现场，在妇女运动/女性书写的本土脉络中，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来探寻中国“女性”/“性别”得以生成的历史条件及其特殊内涵，构成了本书关注的第一个重点。《“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与文学实践》一文，通过对晚清“女国民”话语得以兴起的历史场域的考察，还原了“民权”、“人权”、“国权”和“女权”之间的复杂博弈关系，总结了“女国民”话语及其在文学上的表现所内蕴的进步性与局限性之所在。而《女学生：民族国家视域下的新妇女想象》则分析了在晚清社会危机语境中，“妇女”如何被发现、被当作生产力来使用，以及女学堂与女学生如何浮出历史地表的曲折过程。这些讨论尽管仍然会把西学东渐作为中国女权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面向，会去分析类似于斯宾塞的《女权篇》、林乐知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等这样经典女权文献对中国妇女运动的影响，但显然，如何在接受/误读/转化的层面上去挖掘中国本土妇女的差异性反应/实践，构成了她们讨论的重点，而这一点，显然正是目前的中国性别研究界做得很不够的领域，也是未来中国的性别研究要想摆脱欧美主流性别研究单向度的话语输出、尝试建立可以与之进行对话的理论基础的开始。

    以“女性”/“性别”为切入路径，尝试打开讨论中国左翼革命得失的新空间，进而试图建立性别研究与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进程的重大问题之间的关联，是本书第二个用力的地方。在以往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中，基于先验的“女性主体性”立场，“阶级”、“革命”、“民族战争”等宏大之物往往被“天然”地视为“女性”和“女性文学”的对立物，而被毋庸置疑地排除在研究者的视域之外。而本书所收录的《“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问题的历史思考》、《“打破恋爱梦”——现代女作家“革命减恋爱”文学书写探微》等文章，开始正面触及“女性”/“性别”与20世纪中国左翼革命运动实践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梳理特定的战争语境、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的经典论述、左翼政党的妇女政策以及女性意识之间的争斗、牺牲与妥协的多种情形，阐发了“女性”/“性别”与“阶级”、“革命”结盟的可能性以及内在的危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研究者很好地呈现了在20世纪中国语境中研究“女性”/“性别”问题的难题性所在，也意识到了这些难题很难用没有类似历史实践的欧美经典女性主义理论资源来加以涵盖，然而，如何以理论自觉来建构更为合适的讨论框架，特别是如何在“女性”/“性别”和“阶级”、“革命”这些不同的问题/领域的有效互动中，寻找到能够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的新的理论立足点，真正推动这些问题/领域向纵深处推进，研究者显然还需要探索更具有本土自洽性的“女性”/“性别”研究范式。

    引入类似于“少数民族”这样的边缘的异质的因素，将“女性”/“性别”的讨论落到实处，丰富和完善对20世纪文学史多元性的思考，构成了本书又一处突破。《蒙古族生态叙事的民族认同与女性想象》、《少数民族传统伦理与多样化的性别生态》等文章，聚焦了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性别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主流汉族文化之外的别样的性别样本/景观，并借助了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志的相关成果，在“差异政治”的层面上讨论了在异质社会/文化空间中，这些性别样本/景观所发散出来的意义。在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到研究者努力打破大一统的汉族中心主义观念，以“女性”/“性别”为原点，试图延展和补充20世纪中国文学版图的努力。在此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借鉴解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思路，使得少数民族亚文化的性别样本/景观不再被放置在中心/边缘、文明/落后等既定的权力等级关系框架中讨论，真正打破其总是作为“奇观”出现的宿命，显然也是有待于进一步推进的难题之一。